11月16日~17日，由中華女子學院中國婦女發展研究中心與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會聯合主辦的“性別平等與可持續發展——中德比較研究”研討會在北京舉辦。來自中德兩國的50余名專家學者參加了此次會議，對女性勞動參與及男女同工同酬、兒童照料、媒介傳播與女性發展、女性學學科建設等問題進行了交流。

中德性別平等推進的機制與歷程

性別平等作為政策要求與良好社會風尚，在社會發展過程中不斷推進和發展。政策引導、政府支持、公民性別平等意識提高、性別平等研究與推動者的呼吁等各方力量的相互合作、相互促進，推動了性別平等的進程。

德國波鴻魯爾大學倫茨教授講述了德國性別平權推進過程中，政策法律協約等規范性基礎、各黨與政府的性別平等意愿、婦女運動與性別研究機構四者之間的復雜關系與演進過程。在德國，女政治家、相關政府部門、女性研究者、性別平權組織之間形成了“溫柔的魔幻三角”的關系。她以禁止婚內強奸入法這一示范性項目為例，剖析了四者之間相互合作、相互監督、相互促進，共同推動婚內強奸由形成意識、發起討論到推動立法轉變的過程。倫茨教授進一步闡釋了性別研究在性別平權推進中的重要意義，認為性別研究日益具有跨地域性，善于從性別、階級與移民的角度觀察性別不平等，折射了性別關系的多樣性。

與倫茨的視角不同，中華女子學院陳方教授以中國女性學學科建設的歷程為切入點，管窺中國男女平等發展的進程。她講述了中國女性學學科在經濟體制改革、男女平等政治傳統、婦女運動國際潮流及改革開放初期的思想解放運動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之下興起，并獲益于市場經濟體制的深化、聯合國社會性別主流化的深入、男女平等基本國策的保障及《中國婦女發展綱要》的肯定等多種因素而確立，直至今天發展成為擁有數十個分支領域，含本科、碩士和博士三級教育層次在內的學科體系的過程。由中國女性學學科建設的過程可以看到，同德國一樣，中國性別平等事業的發展也離不開政策法律的保障、政府支持與婦女研究者的推動。

變遷與延續：中德性別平等發展的矛盾性

相比于延續數千年的傳統性別觀念，雖然整體上看，性別平等在不斷推進，但也面臨反復性與矛盾性。

德國萊茵瓦爾應用技術大學教授欣特胡貝爾認為德國統一后，由于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在統一前所采取的不同政策，使得統一后的德國在政治制度的更迭及市場經濟原則中都充滿了矛盾性，在性別議題上也面臨重新融合。統一后的德國，女性受教育水平提高，但接受成功教育的關鍵依然取決于社會和種族出身；在政治方面，雖然近30年來，德國女性參政情況也有很大發展，女議員數量增加，擔任政治領袖的女性人數也在上升，但也面臨男性主導政治機制、升遷的非正式結構與升遷模式更有利于男性等問題；在勞動力市場中也仍然存在職業的性別隔離與職業發展的“玻璃天花板”問題；男外女內的家庭模式使得女性承擔大量無酬的家務勞動并限制了其職業發展等，德國性別平等進程充滿矛盾。

作為探視社會性別關系、觀念的媒介，影視作品中男性形象和女性形象的變遷可以用來分析一個國家和社會的性別平等進展。中國傳媒大學媒介與女性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琴選取獲得“大眾電影百花獎最佳故事片”的影片中的男性形象與女性形象作為研究對象，對不同時期電影中的性別形象進行了梳理和分析。她的分析表明，電影建構出了處于動態變化的男女形象，呈現出處于流變中的多元的男女形象；但也依然受制于傳統性別刻板印象，迎合“男性主導-女性依附”的性別權力關系，這與電影產業發展的市場化邏輯及社會中政治、藝術的發展都有所關聯。中國性別平等的進程也具有復雜性。

女性勞動參與、家庭照料責任分配與性別平等

女性的家庭-職業平衡問題越來越受關注，女性承擔絕大部分家務勞動的傳統至今依然沒有得到顯著改變，這限制著女性的職業發展、勞動參與，也對國家經濟的發展構成挑戰。

中華女子學院劉伯紅教授從就業機會、收入和無酬勞動三方面分析了勞動力市場中的社會性別狀況，指出男性和女性的就業絕對人數都在增長，但男女的勞動參與率都在下降，其中女性下降的速度更快；在收入方面，1990~2010年間，無論城鎮還是農村，就業者收入上的性別差距都在不斷擴大；在無酬勞動方面，女性每周花在無酬勞動上的時間是男性的近三倍，這種現象在農村地區尤為突出。她對中國未來經濟社會發展提出了建議，包括防治就業和職業性別歧視，堅持同工同酬，承認無酬勞動的價值等。

德國《第二次性別平等報告》研究組組長弗萊聚焦照料工作中的性別差異問題。她結合2017年6月德國聯邦政府內閣通過的《第二次性別平等報告》的內容，詳細闡述了重塑就業與家務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建議。弗萊指出，現在的職業-家庭分工模式阻礙了“追求一個男女享有平等實現機會的社會，在生活中共享機遇，共擔風險”這一理想的實現。調查顯示，在德國，工資、養老金、在照料工作中所花費的時間都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為解決這一問題，弗萊提出一方面應該重視因承擔照料工作而無法參加全職勞動的女性的權益保障問題，就“全職”概念展開討論，對其進行擴展，納入部分非正規就業的情況，并對非正規就業者提供配套的社會福利，引入選擇性勞動時間法；對于那些全職參加勞動力市場的女性，也提倡男女共享育兒假，共擔育兒責任，對養育未成年子女的照料人實行彈性工作時間預算；提高專門從事照料工作的照料工作者的地位，對其提供進修和資金支持，提高其接受教育的質量，實行合理的獎勵制度；進一步改善兒童照料的基礎設施；在宏觀層面上，每屆政府任期內，都必須制定性別平權政策目標，并完善性別預算制度。

與弗萊一樣，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家庭與性別研究室副主任馬春華對兒童照料的直接成本與間接成本進行了劃分，并提出了測量兒童照料直接和間接成本的方式。在她看來，兒童照料的間接成本即“為了照顧兒童父母損失的收入”，包括照料者因照料工作所造成的收入減少、職業前景喪失及與之相關的養老金收入。兒童照料的間接成本具有明顯的性別差異，女性所付出的間接成本極高，女性教育水平、就業率不足也對國家經濟發展產生影響，并影響生育率。而中國現行的家庭政策在家庭福利供給中仍處于缺位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