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文及作者苦依五木
“爸爸四年前死了……媽媽病了,去鎮上,去西昌,錢沒了,病也沒好。我去給媽媽做飯,飯做好,我去叫媽媽,媽媽已經死了。”這兩天,一篇四川大涼山小姑娘苦依五木寫的作文傳遍網絡。這篇字字泣淚的作文,讓無數人為之動容,也被網民稱作是“世界上最悲傷的作文”。
千次感動都比不上一次制度化救濟
毛建國
短短300余字,字字帶血,句句含淚,悲傷滲透紙面,讓無數人動容,被媒體稱為“世界上最悲傷的作文”。我們相信感動是真誠和真實的,包括看到這篇作文的當地官員,估計很多人都會為之感動,并且想著能夠做些什么。只是,自發式感動猶如流水,常常來得快去得也快。我們還想問一聲,“最悲傷作文”能夠感動我們多久?又能惠及多少人?
這樣的擔心,并非矯情。這幾天,河北被拐“最美鄉村教師”郜艷敏的故事,也讓無數人動容。但這其實是一篇舊聞,幾年前郜艷敏的故事,就讓一大群人感動得稀里嘩啦。可是感動來去匆匆,郜艷敏的命運并未隨之改變。感動并無水分,只是感動有流水式特征——在高潮到來的時候,常常表現出不顧一切的特點;當高潮退去后,也常常表現出一種迅即的空心。
1000次感動都比不上一次制度化救濟。相對于自發式感動,制度化救濟更有管根本和管長遠作用。如何才能發揮制度化救濟的作用,讓“最悲傷作文”成為永遠的過去時?這就是扶貧的問題了。
這些年來,我們在扶貧上取得了重大成果,很多貧困人群實現了脫貧致富。但也要看到,我國扶貧工作“已進入啃硬骨頭、攻堅拔寨的沖刺期,形勢逼人,形勢不等人”。我們更應該從傳統的粗放扶貧,走向精準扶貧,針對不同貧困區域環境、不同貧困農戶狀況,運用科學有效程序對扶貧對象實施精確識別、精確幫扶、精確管理的治貧方式。
精準扶貧涉及對扶貧對象的精準定位。如果不是這篇作文,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們,可能根本不會想到,現實生活中還有這樣極端貧困、需要救助的人。拍下這篇作文并發到網上的,是涼山一家慈善基金會負責人。靜而思之,“最悲傷作文”的發現,十分具有偶然性,如果不是老師布置了作文,如果不是貼到墻上展覽,如果不是這位負責人去看望支教老師,如果沒有發到網上,可能連現在的感動都不會有。這也是我們最關心的,到底有沒有一個可靠的渠道,讓人們知道真實的情況,知道到底有哪些人最需要幫助?
精準扶貧還涉及對扶貧效果的精準評價。這些年來,我們在扶貧上的投入并不少,有的可能是扶貧方式的問題,比如重輸血輕造血,有的可能是扶貧資金沒有用到刀刃上的問題。媒體曾經報道過小康縣爭戴“貧困帽”的現象。有人講,資源用在并不貧困的縣身上,是對貧困群體的不公平。其實,資源到了貧困縣,又有誰能保證真正用到了貧困群體的身上?這些年來,關于扶貧資金被截留被挪用的報道,我們見得還少嗎?這就需要精準評價扶貧效果,確保和倒逼資金到人、措施得力、扶貧有效。
“最悲傷作文”需要精準扶貧撫慰。這篇“最悲傷作文”,讓人想到了希望工程的“大眼睛女孩”。因為一張照片,改變了蘇明娟,也改變了許多失學兒童的命運。孩子們有免于悲傷的自由,我們也希望這篇“最悲傷作文”,能夠成為精準扶貧的推力,能夠改變這位小女孩以及更多孩子的命運。(新華每日電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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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悲傷作文”,見證貧困之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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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什么驅散“最悲傷作文”的悲傷
先失怙,又喪母,還是個孩子就已無父可怙、無母可恃,這何其殘酷?苦依五木,孤苦無依,一個名字竟宿命般地成了一個幼女的殘酷讖語!我們對其遭際抱以同情,但也應意識到,這不僅僅是個體之殤:聯想到事發地是中國最貧困地區之一的大涼山,再聯想起以往發生在當地許多類似的悲劇個案,或可發現,其悲慘命運背后,是大涼山地區的普遍貧窮。
雖然數據顯示,2014年涼山州農民人均全年純收入已達到8264元,但搜索“大涼山區”相關內容,與之聯系最多的字眼仍是“貧窮”:“一年最多只吃3次肉”“人畜混居一室”……去年還有媒體報道,深圳電子廠涉嫌非法使用的數十名大涼山區童工,在被送回老家時卻并不樂意,原因是“在這有米飯和肉吃”。
可見,大涼山地區的貧窮問題并未消泯。也正因貧窮,當地才深陷吸毒販毒與艾滋陰影,才催生了大量孤苦無依的留守兒童,及由此衍生的販賣兒童亂象。
應看到,自上世紀80年代涼山州各縣陸續被列為貧困縣開始,各級政府對涼山州的扶貧政策就一直未曾停止。屈指算來,涼山扶貧已有27年歷史,2001年它還被列為四川省重點扶貧地區。其間,各類專項扶貧資金等不斷,也有不少政策傾斜。這些措施,緩解了當地貧困狀況。但從“最悲傷作文”及涼山隨處可見的貧困現象看,大涼山扶貧之路還很漫長。
而就在今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扶貧工作“已進入啃硬骨頭、攻堅拔寨的沖刺期。形勢逼人,形勢不等人”。新形勢下的扶貧,加大扶貧投入自不必說,更重要的是,要著眼于對貧困人口的查漏補缺、精確“制導”,在此基礎上,根據貧困家庭的具體情況進行精準扶貧。
所謂精準扶貧,就是要擺脫以往舊式扶貧的弊端。事實上,大涼山扶貧多年,其山區貧窮局面卻依舊不改,也被認為跟之前粗糙的扶貧模式有關:大水漫灌式扶貧下,扶貧未必能跟個體之需形成對接,相反被認為“肥了西昌,瘦了山區”。在此背景下,只有改變這種扶貧策略,實現“精準滴灌”、因需施援,才能幫助到最需要的人。
在此過程中,某些地方政府或許會因扶貧款不再撥到地方財政,而是直接到家庭、個人,缺乏扶貧主動作為的動力。而這樣的做法,可能也會讓一些基層部門、官員失去了截留國家扶貧款項的機會。扶貧模式的改變,所面臨的執行困難,或許超出想象。但不管怎樣,未來扶貧的最終目的,就是讓每一個貧困的家庭、個人,都能得到公平發展的機會。
“最悲傷作文”沒有告訴我們更多的具體的東西,但從這篇幾百字的文章中,卻可窺見難言的辛酸。苦依五木的經歷或許是個案,但就我們視野所及,在四川大涼山地區,這或許又并非個案。我們經常講,法治要讓每一個個案感受到公平正義的陽光,同樣,扶貧的最終目標也應該是,驅散每一個孩子心頭的悲傷。(新京報)
互聯網上,有沒有持久的感動
曹林
飯做好了,媽媽死了——四川涼山四年級彝族女孩木苦依五木的作文《淚》在網上傳播后,被網友稱為是“世界上最悲傷的小學作文”。一日間,網絡被感動和眼淚所淹沒,微信被感動和眼淚所刷屏;一日間,各網絡平臺接到的網友捐款即超過92萬。
但是,事情很快就發生了逆轉。央視報道稱:《淚》這篇文章并非木苦依五木寫的原文——中共涼山彝族自治州委宣傳部發來《關于涼山小女孩寫“世界上最悲傷作文”情況的調查報告》,報告提到了網上作文產生的經過是:學生木苦依五木寫了篇作文,然后支教老師任中昌看到后自己改寫成了作文《淚》,然后叫木苦依五木照著他的手稿進行了原文抄寫。
雖然支教老師稱并沒有對文章的字詞語句進行過任何修改,只是修改了行文格式和錯別字;雖然很多人也認為“文章經過老師整理”并不影響真實性,但從這條新聞的跟帖中,已經能夠感受到昨天那些感動得淚流滿面的人們,情感發生了微妙變化。如果說刷屏的感動非常純粹,今天已經有了一些障礙和尷尬。
說實話,我的內心仍停留于對大涼山貧窮所帶來的震撼中,憐憫、同情和感動沒有減弱,也沒有質疑《淚》的真實性。我關注的倒是,互聯網上“感動”這種情感的生產和消逝周期。我發現,互聯網是一個很容易生產感動的地方,有一種機制生產和推動著“感動”這種共情的形成,人們的感動很容易像潮水一樣地來,一張照片,一個故事,簡單的一句話,一個引導,只要擊中網絡的某個痛點和淚點,就會在病毒式傳播中迅速生產一波全民的感動。但來得快,去得也快,感動也會像潮水一樣迅速地回落。互聯網同時又有一種迅速消滅感動的機制,把推向高潮的感動迅速壓下去,以一種反向和逆轉的情緒替代感動。互聯網的人氣與活力,很多時候就是靠這種“生產”和“消滅”所維持。
同樣一件事,有人在感動,但無法回避的是,有人會如芒在背如坐針氈。就拿《淚》這篇作文所引發的情感來說,遠在千里之外與這件事不相關的網友,當然會被觸動和感動。但對于當地有關部門來說,可能會覺得外界的感動對他們是一種壓力,因為人們越是感動,就越會尋找問題的根源,也就越會把問題歸咎于政府部門的救助不力和善款落實不到位。所以,當地宣傳部門給媒體所發的《關于涼山小女孩寫“世界上最悲傷作文”情況的調查報告》,強調“文章經過改寫”,并特別強調:從去年開始,政府把木苦依五木家的5個孤兒都納入了孤兒專項基金保護中,對每個孤兒每個月都會發放678元的補助,加起來共有3390元,都由他們的奶奶來代領。
稀釋感動的另一種力量來向網絡自身。網絡就是這樣,當一群人說一個東西“很好”的時候,必然會有另外一群人去質疑,會帶著反轉心態去消解“很好”,去尋找“瑕疵”。網絡的特點是聲音多元,又特別容易“一邊倒”,一會兒被這邊的信息支配,一會兒又被相反的情緒支配。感動就是在這種機制下被生產和被顛覆的,沉浸于強烈感動中的人們,很容易就被一個也許“缺乏根據的質疑”所影響,從而從感動走向一種受騙的憤怒。不靠譜兒的新聞經常被反轉,昨是今非,人們在這種不斷的反轉中已經失去了等待事實的耐心。
媒體總在求“新”,眼球壓力下,互聯網的“求新”沖動更強烈——這種“求新”壓力也在縮短著互聯網上感動的生命周期,當“感動”主宰網絡的時候,必然會有一種“求新”力量去反轉感動,在消解和顛覆中生產新的話題。沒有沖突就吸引不了眼球,在生產和顛覆感動的傳播過程中,網絡獲得的是沖突和反轉帶來的巨大新聞效應。
分析互聯網上感動的生命周期,是想讓我們提升判斷力,避免在這種生產和顛覆感動的網絡機制中被操縱,別讓自己輕易被感動又輕易被憤怒。(中國青年報)
“最悲傷作文”,見證貧困之殤
鄧海建
短句子,短段落,流水賬般的生活,記錄了一個孩子最悲慘的人生遭逢。
從“四年前爸爸死了”到“媽媽已經死了”—— 沒有呼天搶地的痛哭,沒有羽化成仙的幻象,唯有一種冷冽的絕望,眉目清澈地從文字間望著這個世界。“最疼我”的爸爸,讓“我哭了”的媽媽,在孩子筆下平靜而“死”,絲毫沒有一絲為親者諱的體面,也絲毫沒有一絲恐懼或懦弱的情緒表達,這是一種怎樣的矛盾沖突:最深愛的親人,卻最冷冷地看著他(她)“死”去?清澈的死亡敘事,標題卻是“淚”。所謂大悲無聲,大抵就是這個意思。
在傳統勵志邏輯里,別人的悲傷,也許總能熬成一鍋“雞湯”,用以傷春悲秋,喟嘆凡塵。不過,“最悲傷作文”里的一些細節,恐怕還是需要跳脫出文字的框架,從社會與制度層面加以考量:一則,“媽媽病了,去鎮上,去西昌。錢沒了,病也沒好。”孩子沒有抱怨醫療質量,更沒有在緊張的醫患關系上撒鹽。但,對于一個貧困家庭來說,貧病交加的絕望,恐怕亦需要從基本保障制度中尋求一絲溫暖。“爸爸”是怎么死的并不清楚,“媽媽”是病死的。對于死亡,是孩子選擇性遺忘了制度的關懷、抑或在家庭的生老病死中本就是悲傷的“私人故事”而已?二則,孩子勸病倒的母親,“媽媽,你一定會好起來的,我支持你。把我做的飯吃了,睡睡覺,就好了。”生病了,當然要吃藥要去醫院,何況,“媽媽”也曾去過“鎮上”與“西昌”,可是,為什么她還是勸慰母親吃了自己的飯就好了呢?
一切對貧困的贊美,不啻犯罪。就像《今日說法》的案例,不該成為“感動中國”的摹本;逆境中順流成河的悲傷,自然也沒有什么值得去“辯證分析”。苦難就是苦難,它并不一定指向成功與榮光。截至2014年,根據農村扶貧標準(人均年收入2300元人民幣,2010年不變價),中國仍然有7017萬農村貧困人口。而按照世界銀行每天生活費低于2美元的標準計算,2011 年中國仍有約 2.5 億貧困人口。貧困、極度貧困人口,不僅在大涼山,更不只一個苦依五木。
“最悲傷作文”,見證的不僅是一個孩子悲傷的命運,它見證的,還有這個社會的貧困之殤、階層之殤、救濟之殤。(光明網)
對涼山的幫扶不能流于表面
姚遙
對涼山地區的幫助,更需要能長期扎根于農村社區的公益機構,不僅能更及時地發現貧困兒童的困境和需求,還能在校方配合下幫助貧困兒童的學習與生活。
12歲的涼山少女苦依五木寫出“最悲傷作文”,令人潸然淚下。對于更多的愛心公益人士而言,這個消息更讓人心生悲涼,大涼山是耳熟能詳的地區,往往也是公益捐贈的首選地。就在諸多公益組織和慈善組織投入最多的地方,極端悲慘的事件還是無可避免地發生著,讓人心酸,也激發反思。
雖然民間慈善的覆蓋力量有限,但是如果將已經進入當地的慈善組織和個人所捐贈的物資與金錢加在一起,也是不小的一筆數目。但是,慈善領域也往往存在愛哭的孩子有奶吃的現象。一些善于和外界溝通的地區,以及最為赤貧的地區,往往會資源過于集中,而大多捐贈者都希望搶占典型地區。從工作上來講,這樣的典型地區對宣傳當然有很大的幫助,那些赤貧的山區,臟兮兮的面孔,能激發更多的捐贈和參與。
但是,我曾經在某個典型貧困地區看到,一些小孩家中放著幾套重復的書包。而最新發現的這一個涼山少女,目前還沒有看到曾經得到過幫助的痕跡。
涼山地區的總人口大約473萬,農村貧困人口約為71萬,按百分之二十計算貧困兒童數量,再減去政府的扶貧補貼,以及對于孤兒的補貼,真正需要社會幫助到的缺口就進一步縮小了。如果全社會對于涼山地區的扶助能夠更有效地分布下去,即便無法成功地扭轉困境,但也能極大地減少極端貧困的慘狀。
而覆蓋不均的問題之外,還有一個是捐贈效率和工作方法的問題。目前對于涼山地區的捐贈,一是外來的捐贈者多,二是單純助學以及捐贈物資的比例高。
前者帶來的問題是,無法保證長期有效地落地執行,只能是集中地做幾次大活動。后者因為缺乏相關社區的支持,助學款和物資并不能有效地保證用于學生,同時單純扶貧無力于改變社會結構。因為缺乏監督,甚至發生過捐贈的物資被家長變賣換酒喝的現象。對涼山地區的幫助,更需要能長期扎根于農村社區的公益機構,不僅能更及時地發現貧困兒童的困境和需求,還能在校方配合下幫助貧困兒童的學習與生活。
試想,若苦依五木的生活中,如果能有駐扎的公益機構,或者可以挽救她父母突發急病的狀況,也無需讓這一份苦難埋在她的心里如此久,方才通過作文被外界所知。
涼山地區的改變,并非不可能,但需要一大批有著晏陽初和傳教士精神的公益人,扎根在那里,與他們同呼吸共命運,改變衛生環境、改變生活習慣、提高教育,最終帶來發展和進步。而這一切,都需要我們的公益不停留在表面,需要真正地深入這一片貧瘠的土地。(新京報)
千千萬萬涼山孤兒的命運一樣值得關心
王石川
苦難的經歷,殘酷的真實,面對“柳彝”的不幸,哪怕鐵石心腸的人恐怕也難背過臉、閉上眼。筆者注意到,無數網友打探“柳彝”,并提議捐助或收養“柳彝”。這種善心,基于人類的純粹情感,也基于對弱者的慈悲情懷。值得欣慰的是,據了解,“柳彝”目前已被妥善安置,她的兩個弟弟和另外一個孤兒也被派人照顧。
這是一個讓人稍微可以平息悲傷的結局。但是,在涼山州,像“柳彝”一樣不幸的孩子還有很多,千千萬萬涼山孤兒的命運同樣值得關心。
涼山很貧窮,卻不盡為人知。2007年,該州有150多萬人口人均年收入在1000元以下。貧窮有歷史原因和地理原因,比如地處大山,很多村落與世隔絕,教育和經濟不發達;再比如新中國成立時,涼山不少彝族部落直接從奴隸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當地人的命運有了改觀,但先天條件太差,積貧積弱。
更不能回避的是,涼山一些地區被毒品和艾滋病裹挾多年。據報道,涼山與位于東南亞毒品產地金三角邊界的云南省毗鄰,此地漸成境外毒品經云南入四川的重要通道和集散地。這片土地的不幸與劫難,也倒逼執法部門必須對此加碼打擊。
涼山自1995年發現第一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后,便逐漸成為我國艾滋病疫情最為嚴重的地區之一。據報道,全州90%以上的鄉鎮均有病例報告。而四川省衛生廳的數字則顯示,截至2013年6月底,涼山州累計報告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25608例,占全省的50%。吸毒與艾滋難解難分,艾滋患者的死亡,留下了無數孤兒和孤寡老人,已演變為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有人就推測,“柳彝”的父母可能死于艾滋病。
多年來,從中央到四川都在傾力控制毒品和艾滋病在涼山的蔓延。其中最重要的,是讓扶貧與遏制艾滋齊頭并進。比如,從2010年起,國務院扶貧辦就會同有關部門,啟動實施涼山扶貧開發與艾滋病綜合防治試點。前不久,《涼山州艾滋病防治辦法》發布,提出要適應該州艾滋病疫情形勢變化,更新防治策略,強化艾滋病依法防治、科學防治。也許,唯有徹底遏制住毒品和艾滋病的猖獗,當地才會少一些孤兒,“柳彝”們才能享受到完整而不是殘缺的親情,他們的人生才更能改善而不是滑向谷底。
世上有多少我們不知道的悲傷,不幸的人、不幸的遭遇,常常讓我們熱淚盈眶。感同身受,伸出援手,孤苦的人才會少些淚水。法律發力,制度落地,才能從根本上讓每個群體都擺脫苦難的束縛,自在地生長。(京華時報)
本文原題:世上有多少我們不知道的悲傷
涼山為啥會那么窮
唐黎明
涼山是我的家鄉,當看到彝族小女孩的作文時,我還是忍不住淚流滿面,想起了遙遠的家鄉。那些家徒四壁的貧窮,患病的痛苦無助,大山深處的閉塞……我感同身受。
苦依五木的遭遇,在涼山州,僅僅是冰山一角。
涼山州是我國最大的彝族聚居州,6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著200多萬彝族同胞。涼山州地處川滇黔交界處,交通不便,地勢險惡,高山、深谷阻礙了涼山與外界的交往,大涼山得以保存原始的文化和原生態的景觀,成為了一個“獨立王國”。當云南、貴州的彝族步入封建社會時,涼山州還是奴隸社會,保留著森嚴的等級制度和傳統的生活方式。
“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被川西南橫斷山系阻隔的涼山地區,高山峻嶺,河谷縱橫,交通極為不便,交通設施的建設成本極為高昂。上世紀90年代,從州府西昌到省會成都,要坐十多個小時的綠皮火車,2012年,西昌到成都的高速公路才開通。交通的改善,也僅僅限于以州府西昌為中心的交通網絡,縣城與縣城之間,縣城與下轄各鄉鎮之間的交通狀況,仍然不容樂觀。那些居住于大山深處的人們,求醫、上學、社會交往和物質交換,都只能依靠步行和泥濘崎嶇的山路。要命的是,涼山州位于三大地震活動帶上,地震、滑坡、泥石流,會讓本就脆弱的交通和經濟雪上加霜。
與單中心的交通網絡相類似,涼山州的經濟發展,也呈單核發展模式。最好的政策、資金和資源,都投向了西昌,西昌市也如愿以償地在2014年,坐上了四川省縣域經濟的第二把交椅,僅次于比鄰成都的雙流縣。舉全州之力建設起來的西昌,人口越聚越多,房價也越來越高,貧富差距在增大,與其他縣的差距也越來越大。2014年西昌的GDP是418億元,是第二名會理縣的兩倍,是排名最末的美姑縣的23倍。
實際上,涼山州轄1市16縣,就有13個國家級貧困縣。區域發展之不平衡,可想而知。那個寫作文的小女孩苦依五木,就來自于貧窮的美姑縣。
當地發展理念,會讓貧困地區失去本該有的后發優勢,只會越來越窮。位于安寧河谷的西昌市,有月城之稱,四季如春的氣候、陽光空氣、邛海的水、瀘山的樹……是這個城市寶貴的資源,也是發展旅游業的基石。然而,在2010年左右,當地官員不顧民眾的反對,引入污染嚴重的重工業,這個號稱“一座春天棲息的城市”,也深受霧霾的困擾。貧困地區當然有發展的權利,但是選擇有利于體現政績的短視的發展模式,還是長遠的可持續發展模式,卻體現了執政者的良知和智慧。
時代的車輪滾滾向前,惡劣的交通條件、單核的發展模式、短視的執政理念,會讓貧困地區和發達地區的差距越拉越大。而貧困山區的孩子們,不能承受之重,在同齡人享受天倫之樂時,他們卻要肩負生活的重擔。重壓之下成長起來的孩子,他們沒有辦法和其他孩子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能崛起的畢竟是少數精英,另一些要么繼續承受貧窮之困,要么滑向另一個深淵,逐漸累積成社會問題。實際上,這樣的情境不只發生在涼山。(新京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