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后用工，自2003年起，年年荒，今年更甚。

浙江紹興年前就求助重慶涪陵、四川聯系，希望對方節后輸送勞力，但要求被拒絕，兩地反而希望在紹興務工的當地人回去“幫助家鄉建設”。這個典型事例預示著，用工荒將不只是季節性問題，即便年過完了，農民工歇夠了，也未必候鳥般飛到東部去。

一排排的機器因人力不夠而閑置，用工荒，企業心荒，地方政府也心荒，各地都在尋求解決辦法。但客觀的說，用工荒是一件大好事，它是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自我調節方式，就像20年前，大批農民被當地政府領著到沿海找工作一樣。

用工荒的前身，是民工潮。“世界工廠”需要大量廉價勞動力，大批農民進城務工，轉變為工人。世界工廠發端于沿海發達地區，其經濟生活水平都大大超出內地農村，因此農民通過打工可以改善生活。

但是，20年過去，“民工潮”卻變成“用工荒”。因為經濟時態不同了，社會時態卻未跟上。用工荒是一個表象，或說，是社會肌理的一種自我矯正之痛。

需要矯正的，一是企業結構的自我調整問題。 在世界經濟氣候下，尤其是金融危機以來，脫離對廉價勞動力的依賴，提高產品技術含量，企業轉型升級，已上升到國家宏觀政策層面。但政策是政策，市場自有一只看不見的手。“用工荒”是人力市場的自發信號，用工越荒，企業對廉價勞動力的依存性就會越弱，轉型勢在必行。

另一個是民工的權利與福利問題。民工潮20年，至今農民工已是二代三代，他們融入城市的愿望強烈，但就收入而言，他們尚不能與老板對話，就福利來說，他們基本是被遺漏的一族，就維權來說，他們是最弱勢的群體，而社會保障醫療保障，他們既不如城市，也不如農村。“用工荒”未嘗不是候鳥般的農民工用腳投票，來爭取自己權利與福利，以求經濟水平的提高，社會保障的提高。客觀上，這形成了一種壓力，要求企業在人力使用上規范合法，更人性化，要求政府在政策配套，制度管理上更全面，也在農民工融入城市這樣的社會問題上有所作為。

農民工用工荒，大學生就業難，經濟過快發展造成如此奇特的兩極。用工荒會讓農民工收入較快增長，就業難會相對抑制城市白領的收入，由出身帶來的差別從某個角度說也正在會合中——這未必不是另一種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