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說的身份

雖然涉嫌利用公益的幌子通過網絡販賣嬰兒的犯罪團伙已被繩之以法，但網絡上的嬰兒送養行為依然存在。

對于一些不能生育的家庭來說，對于孩子的渴望是他們到處尋覓索求數年的動力。只要聽說哪里有孩子愿意送養，他們便會沖動地將可能會觸及的法律底線拋之腦后。

在教育領域工作的孫先生尋覓合適的送養人已有兩年時間。由于愛人不能生育，已近不惑之年的他對孩子的渴望近乎極點。他告訴中國婦女報·中國女網記者，一開始，他們去孤兒院、福利院尋求孩子，后又托親友到處詢問。前不久，在通過網絡發帖打聽送養信息時，一位中介找到他，開價6萬元，稱可以幫他聯系到愿意送養的孩子。“那可不行，萬一是偷的呢。”另外，“不給辦出生證明上不了戶口”也是大問題。孫先生告訴記者，他曾有個朋友花了千把塊錢就領養到了孩子，但是現在孩子都兩歲了，戶口還是沒能落上，今后上學成了大問題。

相比孫先生，“望云端”則“幸運”得多。

幾日前，當偽裝成收養人加入QQ群的記者與她初次閑聊時，她還在到處尋“女”。

“我就想要個女孩，因為我喜歡女孩，必須領養個自己喜歡的。”她告訴記者，自己是山東人，雖然不能生育，但愛人和公婆對她都很好，對他們來說，孩子是這個本應該更幸福的家庭唯一的“缺憾”。

她也曾試過“試管”嬰兒。“前前后后花了五六萬元，不但身體遭罪，懷孕到6個月時還是流產了。”她不無遺憾地說：“結婚8年來，為了要孩子，花了那么多錢，受了那么多罪，可還是沒有成功。”

尋“女”一年多來，她遇到過不少騙子。此前曾有送養人找上她，因為送養的是男孩，她便介紹給了一位朋友。誰知本來說好的3萬元營養費，到了當地卻要求朋友支付6萬元，“那邊聲稱如果不給6萬，就去告她偷孩子。”朋友的這次經歷讓她心有余悸。

聊天中，她給記者發來一張照片，照片上拍的是一個熟睡的可愛男嬰。她告訴記者，這個男嬰剛剛出生，他的親生母親由于是未婚生育且跟孩子父親分了手，無力撫養。她要求收養人付給她3萬元補償費便能將孩子抱走。

由于堅持想要女孩，“望云端”“放棄”了這個男嬰。誰知幾天后，她還是抱養了另一名“男嬰”。“親眼看到這個寶寶，覺得他實在太可愛了，就領養了。”不僅如此，她“實在是等不下去了”。聊天中記者獲知，為了怕對方獲知她的家庭信息，她和愛人去了離家千里之外的男孩的出生地，并付給男孩母親三萬五千元的營養費。

同其他通過類似方式領養到孩子的家庭一樣，雖然“尋”子成功，但畢竟沒有通過合法公證，孩子的身份在“望云端”和其他家庭的心底始終是一個不知何時會爆炸的炸彈。

打通合法合規的領養渠道

2014年5月份，一個小生命呱呱落地。由于這個男嬰的父親吳某的父母反對吳某的婚事，男嬰的母親張某便將剛出生不久的男嬰送養給了外地一對“80后”小夫妻。不僅如此，雙方還簽訂了《民間送養收養協議》。

收養男嬰后，小夫妻全家視如己出，悉心照料，轉眼孩子便要滿周歲，誰知這時，男嬰的親生母親張某卻找上門來。原來，吳某的父母又同意了二人的婚事，這讓張某產生了要回兒子的念頭。上門索要兒子但被拒絕后，張某和吳某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法院判令雙方簽訂的《民間送養收養協議》無效，并判令孩子歸還親生父母。

事實上，在民間由于送養收養而產生分歧的奪子大戰時有發生。由于這類送養收養行為一般并沒有在民政部門登記，不能受到法律承認，因此案件的結果常常是收養人人財兩空，好不容易建立起的親子感情被生生撕裂。

有人渴求尋“子”，同樣也有人渴望給自己無力撫養的孩子找到一個更好的家庭。

今年22歲的小竇（化名）通過記者的QQ好友請求后，很快便發來一段“冷冰冰”的話：陪產，生產費用領家負責，只送不孕家庭。她告訴記者，距離預產期還有半個月，之前談好的送養卻因為收養人聲稱湊不夠錢而毀約，這讓她不得不重新找尋收養人。

提及孩子的撫養問題，她告訴記者，自己還是單身，以后也會組建新的家庭，所以根本無法撫養這個孩子。“畢竟我還要過自己的生活，我懷孕家里人都不知道，連朋友都沒有人知道。”

在網絡上找尋到的送養信息里，像小竇這種年輕未婚生育、無力撫養孩子的送養人不在少數。對她們來說，自己撫養孩子很不現實，但也會時不時擔心，收養家庭對孩子不好。

2014年9月，民政部下發了《關于規范生父母有特殊困難無力撫養的子女和社會散居孤兒收養工作的意見》，其中特別指出，生父母作為送養人有特殊困難無力撫養子女的，生父母應出具所在單位或者村（居）委會出具的能夠確定生父母有特殊困難無力撫養的相關證明。生父母確因其他客觀原因無力撫養子女的，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出具的有關證明可以作為生父母有特殊困難無力撫養的證明使用。

“過去并沒有這樣的硬性要求，現在需要生父母所在單位或者村（居）委會出具硬性證明，并且添加了針對‘其他客觀原因’的要求，說明民間送養的口子放寬了。” 公益打拐律師王志偉告訴記者，“只要基層負責部門能夠出具證明，收養關系就成立了，這也是對民間送養亂象做出的一種規范。”

在王志偉看來，一些地區普遍存在的民間送養行為中，確實存在一些矛盾和糾結。

如多少營養費/補償費算合法，超出多少就算販嬰呢？王志偉表示，這并沒有明確界定。“民間送養不涉及費用的極少，基層干警也經常提出這樣的疑問，各地也出現了很多具有爭議的案件。”王志偉告訴記者，按照公安部意見，民間送養行為中，5萬元這個數字便涉嫌是交易行為，但一些地方司法機關卻認為，在一些經濟水平較高的地區，5萬塊錢就是一個普通的營養費。“同樣的金額，富庶的江浙地區和一些貧困落后地區的意義不同，并不好衡量。”這就導致“政府存在無法判定的事實困難，罪與非的界限非常模糊”。

另一方面，“加強送養監管，提高收養門檻，針對類似事件理順送養程序確實需要，但民間送養是普遍存在的現象，真實送養和具有拐賣行為的送養摻雜一團，難以辨別。這又讓出于監管目的而加強措施的行為影響正常的送養行為，甚至矯枉過正。”王志偉指出。

那么，“如果卡得過死，會影響這些孩子后期的生存環境。如制度過嚴影響孩子無法落戶，從而造成孩子上學或農村土地權益會受到影響。”另外，“一些縣級政府因為擔心民間送養行為中摻雜拐賣行為，從而不愿意按規定正常給送養人和收養人做登記。”這也就導致“大部分送養行為沒有按法律程序走。”

然而，是否存在事實送養仍存在爭議。“切斷基于血緣的父母子女關系，重新建立新的法律親子關系，是非常嚴肅且重大的法律問題。”王志偉指出，從目前的管理標準層面看，民間的送養行為“隨意而任性”。他建議，要拓寬送養收養渠道，讓民間送養行為更加合規合法，應建立一種快捷的司法制度，“不一定都按普通的民事案件審理，而是通過快捷的司法程序形成一種司法機制，從而判斷審查送養行為是否符合送養規定，讓民間送養行為更加規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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