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又開風氣之先——據多家媒體報道,在日前召開的廣東省婦女兒童發展規劃(2011-2020)問策座談會上,婦兒工委負責人表示,廣東中小學將從今年三季度起試點女性教育,從小強化女性人格培養。此舉試圖從價值教育角度矯正社會上“女大學生、研究生自愿傍大款”,“女性退守家庭甘當全職媽媽”,“女性參政意識薄弱、進入高層領導崗位比例低”等等“經濟或人格不獨立”現象。

敏銳地意識到價值教育的缺失,并以守土有責的姿態、創新性的方式進行完善,廣東的做法令人稱道。但對于以上社會弊端,僅從教育層面入手,恐怕難以全權應對。價值教育起作用有一個前提,即以上問題的出現,皆出自女性自主的“價值選擇”。如果女性在就業時經常遇到性別歧視、在工作中屢次因性別問題遭遇晉升“天花板”、適婚適育年齡婚育權利卻未得到充分保障,如果“招聘男生不招聘女生”、“生孩子丟工作”這樣的事情在生活中時有發生,那么這些“非主流”的價值選擇恐怕就可以理解了。換句話說,如果一位女性不能在公平的社會條件下求學、就職、婚育,如果個人努力不能得到可以預見的、對等的回報和收益,那么再深入人心的價值觀教育也會打折扣。

同是關乎“女性權益”和“女性價值”,另外一條同期刊發的國際新聞或許可以和廣東的報道相互參看:據報載,當地時間3月29日,美國規模最大的性別歧視案開庭。美最高法院舉行聽證會,以判定零售巨頭沃爾瑪的160萬女性員工是否可以作為一個集體,對該公司提交性別歧視訴訟。這場訴訟最初起源于部分沃爾瑪女員工對“二等雇員”身份的不滿,而其社會影響已遠遠超出了訴訟本身。對于社會矛盾與社會問題,西方偏重于制度解決方式,而中國傳統偏重于價值、動機和意識形態解決方式。我們的設計是“培養好人,使其不至于鉆制度漏洞”,而西方的設計是“建立完善制度,使壞人無漏洞可鉆”。從遠景來看,二者難說孰優孰劣,但就現實問題的解決上,制度的思維方式足堪借鑒。

對于保障女性權利,我國有相對完整的政策與法律。但受傳統意識、就業供求、微觀制度設計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這些政策與法律常常在貫徹中遭遇折扣,而用人單位在公平就業、保障女性權利方面,與國家政策博弈的情況時有發生。在此情況下,形成相關的問責、追責、懲罰制度必要而迫切。如果性別歧視是制度“雷區”,進入者無僥幸且高代價,那么一個使女性實現自我的大環境才可能實現。也只有在此基礎上,我們對前述種種現象的批評,才顯得理直氣壯和富有建設性,而關乎人格和價值的“女性教育”才真的有的放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