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濱海新區事故現場（圖片來源：新華網）
8月12日晚，天津濱海新區瑞海公司危險品倉庫發生爆炸。據天津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官微消息：截至13日21時，此次爆炸事故共造成50人死亡，其中消防人員17人；住院治療701人，其中重癥傷員70人。
正視爆炸帶來的安全感危機
新京報社論
天津市塘沽濱海開發區特殊化學品堆場發生的大爆炸舉國震驚，令人痛惜。事故的原因還在調查中，罹難者的尋找和受傷者的救助正在進行中。關于天津塘沽爆炸的相關訊息，成為民眾和輿論關注的焦點。
無論是那些憤怒、追責詰問的，還是感動、抹淚合十祈福的，人們既有著對受害者和罹難者的憐憫與同情，也有著對自身安危的關切。通常地，在一次災難或者災禍發生后，人們都會情不自禁地進行情境代入：我會遭遇這種厄運嗎？
也正是這樣的心理機制，這次天津塘沽爆炸事故發生后，人們的恐慌和焦慮相比此前的幾次災難或災禍事件，顯得更為普遍和強烈。幾個月前的內河沉船，人們靜靜地為罹難者悼念、祈福；幾年前的汶川大地震，人們也是靜靜地為罹難者悼念、祈福。
其實，稍微檢索一下最近幾個月發生的化工廠相關爆炸新聞：2015年4月21日，江蘇南京揚子石化廠發生爆炸；2015年5月25日，江西贛州泰普化工廠發生爆炸；2015年7月16日，山東日照石大科技石化公司發生爆炸；2015年8月12日，天津塘沽濱海開發區發生爆炸……
短短四個多月，加上這次的天津塘沽爆炸，已經有了至少5次化工廠爆炸事件。危化品安全事故頻發的疊加效應，加劇著公眾對城市安全的焦慮。而多年來，各地因為在城區附近興建化工項目而引發的群體事件在全國各地都有發生。政府和專家們信誓旦旦地承諾和保證所興建的化工項目絕對安全。可是，如此密集的數月多起化工廠的爆炸事件，讓人們為安全感愈加焦慮。
不只是危化品爆炸，還有電梯“吃人”、自來水危機等，都會引燃個體的安全焦慮。因為對生活在城市的個體來說，他們很難以隔離機制實現風險規避，而只能是將安全感依托于有序的善治秩序上。當城市安全末梢上的某一環出了問題，也就意味著打破了這種秩序，其失序感很容易傳遞到每個個體身上。
就這次爆炸而言，消防員義無反顧，舍身履職的身影令人感動；醫護人員不眠不休搶救傷者的事跡令人感動；市民踴躍獻血守望相助也令人感動。可是，僅僅是感動，僅僅是正能量的弘揚不足以消弭或修補人們被損害的安全感。微博上，有網友就嘆息道：“點完蠟，合過十，下回還一樣。”
從心理學角度，當人們為安全感的喪失而倍感焦慮時，他們將無法平和、堅毅地生活，甚至在睡眠中都會勾勒噩夢。我們努力建設的幸福大廈，不可能在缺乏安全感的地基上來完成。
因此，如何來修補這個社會的安全感，應該是一個比救災善后更值得深思的工作。
而安全感的修復，需要的不僅僅是一種情緒撫慰，更是一種制度呵護：這種呵護，可以是將“細節審慎”嵌入城市治理之中，可以是應急預案多“長點心”，但究其本質，就是用密織牢固的安全屏障將公眾與危險隔離，讓公眾跟“自危”情緒盡早解綁。(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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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人員滅火（圖片來源：新華網）
災難從來都不只是“假想敵”
陳凌
很難用多少噸炸藥的爆炸當量，來標定這場災難在人們心里形成的沖擊。12日深夜，陜西山陽滑坡的山體還沒完全平靜，海河之濱的兩聲巨響，又震醒無數夢中人。據初步統計，50人遇難、66人傷勢危重、520人住院治療……天津濱海新區危險品倉庫爆炸事故，再次以生命為筆墨，勾畫出一連串沉痛的感嘆號。
“公共安全這個問題，沒事就沒事，有事可能就是大事”。但安全就像空氣，往往讓人感到它不需要任何成本，只有失去的時候才知道代價驚人。正因為這樣，人類才會不斷把災難作為一個隨時可能出現的“假想敵”，敲擊犯困的神經，克服天然的短視。“案例教學”成為安全教育最常見也最重要的一種方法。
可是，從公寓失火，到船沉江底；從踩踏事故，到“電梯吃人”，那么多慘痛的案例疊加起來，不知道可以編寫成多少本教科書了，類似的悲劇，卻還在一再發生。內部管理混亂、安全意識淡薄、違規違章嚴重，審批把關不嚴、監督檢查不到位、安全隱患治理不力，超速超員、疲勞駕駛、開車接打手機、關閉動態監控系統……翻檢國務院安委辦關于重大事故的歷次通報，諸如此類的原因分析屢見不鮮。人們似乎總要到災難發生之后，才在震驚中匆匆“復習”過往的教訓，卻總是將提前的“預習”徹底忘在了腦后。
應當承認，對于一個13億人口的國家，安全的防線實在是太長了，比長城還長，誰也不能保證它的每一塊城磚都是堅實的。但當每一塊城磚背后都對應著一條生命的時候，這樣的“理解”就不會再令人感到一絲寬慰。對于生命而言，我們需要的是保障，以最嚴的尺度，用最苛刻的標準。
在平安無事的日子里強調這些可能是令人生厭的。有必要一遍遍檢查油路的順暢、電路的老化嗎？有必要鐵面無私地清理違章存放的易燃品嗎？有必要刻板地執行操作規程、堅持干部帶班下井的制度嗎？我們不妨反問一下自己，是不是都有過這樣的不以為然和吐槽抱怨？
盡管說亡羊補牢猶未為晚，可面對人類固執的健忘，那些事故之后的重申和強調，還是難免顯得無力和蒼白。這種時候，只有像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堅持標本兼治，堅持關口前移，加強日常防范，加強源頭治理、前端處理”，真正把牢補起來，那些相似的繩子才不會總在同一處斷裂。而這需要我們每一個人都樹立起這樣的意識：把災難的代價預支為安全的成本，進而固化為生命的本能。
理由很簡單，災難從來都不只是“假想敵”。（人民日報）
天津濱海新區事故現場（圖片來源：新華網）
全面提高公共安全體系的執行力
李杏
事故舉國震驚。對于尚未脫離危險的傷者，我們為他們祈福；對于依舊奮戰在搶險一線的消防官兵，我們致以崇高的敬意并期盼他們平安歸來。
搶險救援仍在堅持進行，事故調查還要走很遠的路。但可以肯定的是，“安全”關切勢必會成為焦點。在天津這樣規模城市的人口和產業密集地帶發生如此嚴重的安全事故，無疑會成為公共安全上一響沉重的警鐘。
安全關系到每個人的生命，很難說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一些造成人員傷亡的事故，反響也極為強烈。比如經媒體曝光電梯傷人事故后，全國范圍內普遍開展了電梯安全排查工作，可謂是立竿見影。
過去很多事故原因的調查顯示，大部分安全事故的發生都有跡可循。但很多涉及安全生產的規章與程序本身是完善的，條目詳細清晰，要求也很明確，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可執行是否有力則未必可以打包票。
安全機制是一個系統性工程，講究科學合理，有備無患，規劃設計和維護保養是日常主體。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一些安全保障機制的執行得不到有力的監督，一道道程序被忽視與突破，相當于整個安全體系被瓦解，但遺憾的是，往往只有到最終發生不可挽回的災難性后果才引起反思，追悔莫及。
國家高度重視人民安危，在任何工作中都將安全第一作為前提。今天，要說哪個方面還缺乏可遵循的安全規范，恐怕很難。對整個社會來說，保障安全的執行力首先是長效機制的落實力，高度可靠的監管力，然后才是事故或災害的救援力。此外，保障安全的執行力還包括每個人在安全事故中選擇得當方法的應對力，全社會面對安全事故或災難時意志統一的行動力。唯有以落實力為基礎形成安全保障的合力，社會安全網才會堅實穩固。（長江日報）
專業精神是對生命的最好守候
王石川
這樣的悲劇，讓人無法安之若素。除了悲傷，還有哀傷；除了憂慮，還有不安。真相仍在路上，在哀悼遇難者的同時，我們更需要叩問真相，比如，事故的原因是什么？是天災還是人禍？瑞海公司的倉庫改建有沒有違規？等等。當然，真相不會立刻查明，但當地需要展示查明真相的決心，和及時公開真相的誠意。除此之外，我們也該好好探討一個并不復雜卻常常缺席的命題：專業精神。
專業精神，是一種能力，更是一種態度。有一個細節：此次爆炸前不久，天津市副市長還與濱海新區20余家重點企業負責人進行了談心對話。在此之后，如果當地企業真正增強憂患意識、責任意識和紅線意識，重視日常管理，勤于自查，何至于此？
對于企業來說，守衛安全線就是守衛生命線，沒有專業精神就不可能守住安全線。危化品不同于一般產品，稍有不慎就可能發生驚人慘劇。在高溫、高濕、暴雨等極端天氣頻繁的情況下，危險化學品領域安全壓力加大，監管任務更加繁重，這也提醒監管部門要多一些專業精神，除了耳提面命，更需跟蹤核查，不讓自查自糾走過場。
這次爆炸事故中，逆火而行的消防員最可敬。此前有傳言稱，消防員之所以傷亡慘重，與消防不得法有關。而公安部消防局宣傳處副處長雷進德回應稱，處置危化物火災有一整套科學程序，天津爆炸事故的現場處置程序“肯定是科學的”。派出核生化應急救援隊等應對，也印證了救援的專業主義，一旦沒有專業精神，則可能付出巨大代價而無法取得預期效果。
專業的事，交給專業的人做。據報道，挪威奧斯陸消防隊70年沒有一名消防員在救災中殉職。這不得不觸及另一個話題——消防員的專業化與職業化。在大眾視野里，救人最重要，但是救人的人，他們的生命同樣重要，而我們的消防員目前還沒有實現普遍的職業化。這就需要從制度安排上，保證消防員隊伍更專業、更職業。
如何預防危化品事故，同樣涉及專業精神。我國危化品爆炸時有發生，很大程度上在于沒有真正從事故中汲取教訓，查漏補缺，未將個案留下的思考上升到制度的改進層面。2013年4月17日，美國得克薩斯州韋斯特化工廠發生硝酸銨爆炸，當地的專業精神不僅體現在處置過程中，還體現在制度設計上。2015年4月，韋斯特化工廠爆炸事故兩周年時，得克薩斯州針對硝酸銨儲存專門立法。真正的專業化，體現在舉一反三，并通過構建制度遏制悲劇重演。
在崇尚速度的時代，質量容易遭受傷害；過于追求效率，效益就會失落。缺乏專業精神，我們就可能染上蘿卜快了不洗泥的毛病。翻檢所有的事故，無一不缺乏專業精神。沉潛下去，更老實一些，更有定力一些，在專業能力上修煉得爐火純青，在專業精神上更有信仰，最終受益的是所有人。（京華時報）
警惕塘沽爆炸經濟沖擊波
楊國英
“8·12”天津塘沽危險品倉庫爆炸震驚全國，目前，除了仍在動態更新中的救援新聞和不斷積累的人員傷亡數字，可以料想的是，爆炸帶給當地企業乃至地方和區域經濟的損失和影響也將持續顯露。
由爆炸直接沖擊帶來的巨大經濟損失已經發生。僅從爆炸現場周圍燒毀的進口汽車來看，媒體已報道有約1500輛雷諾、4000輛現代和起亞、2748輛大眾過火燒毀或受損。進口車一般為中高端車型，車輛損毀帶來的賬面經濟損失就可估量。事發地附近還有國家超級計算天津中心等科技型機構、企業，也都受到波及。股市方面，13日的股市天津板塊一度領跌A股，在A股逾2500家公司上漲的情況下，受影響最大的上市公司天津港當日跌幅達到3.99%。
很明顯，隨著救災的結束和調查的深入，爆炸帶來的經濟損失將遠不止這些。實際上，考慮到天津的“石化圍城”“化工圍港”屢被報道，此次爆炸又因危險品倉庫而起，所以相比直接的經濟損失，爆炸對于天津乃至周邊地區經濟的深遠影響可能更大。
要知道，天津濱海新區是首批國家級新區之一，伴隨著天津自貿區的正式批復與落地，濱海新區站在新的發展風口，但這飛來橫禍卻為其蒙上一層灰紗。已落地企業的“穩商”、未落地（或潛在投資方）的“招商”難度，均有可能基于對當地投資環境“安全性”的判斷，而作出戰略調整。爆炸事件指向的對大項目、重化工模式的思考，會否對京津冀產業轉移產生影響，也尚待觀察。
就眼下看，大而化之地討論“去化工”或布局調整，未必妥當。化工產業本身非洪水猛獸，在發達經濟體的美日等國至今仍然存在。天津濱海新區集近10年之力，已經形成了較為完善的化工產業集聚，世界500強中已有包括殼牌、韓國SK、三菱化學等十幾家進入濱海化工區。而天津地處環渤海地區中心的資源優勢與港口運輸條件，也確實有利于化工業發展。
但這次爆炸事故，也暴露出產業布局中安全弦的松垮與常態化防范的不足。爆炸倉庫周圍聚集大量的住宅區，已是例證。還有，此次看似偶然的爆炸事故，也反映了當地安監、環評工作的疏漏。事實上，社會對天津化工項目危險性的質疑早已有之，2011年媒體就對天津工業園周邊危險化工項目過于密集進行過報道。甚至2012年還發生過濱海新區雙氧水儲存罐爆炸事故以及由化工企業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但這些都未能轉化為“警醒”的動力。
而今，天津塘沽爆炸事故以強烈的鏈式反應，提醒了這種疏漏的附帶風險：像現在，除了造成直接的經濟損失和負面社會影響，其經濟后遺癥恐難避免。化工布點、生產監督體系審慎的極端重要性，由此可見。是故，政府、社會在梳理其巨大損失時，不應只看損失本身，更要將其作為“因果鏈條”中的果，以此找尋那個“因”，并思考“石化圍城”的風險把控與危機應對之策。（新京報）
“聞化工色變”更讓人心痛
劉瀚斌、包存寬
天津濱海新區瑞海物流公司所屬危險品倉庫爆炸事故，讓大家對化工企業從擔心“有毒有害”的污染問題，轉為“易燃易爆”的安全問題，進而從“聞PX色變”演變為“聞化色變”。面對一次次化工項目引發的事故，公眾對化工項目警惕甚至抵制的想法在累積。這樣的情緒，令人尷尬而心痛。
梳理我國化工行業的發展歷程，可以發現一些問題和解決方法。計劃經濟時期，石油化工類的大型國有企業辦“社會”、工廠式大院，廠區生活區緊臨甚至混雜，廠區周邊就存在著職工宿舍或居民區以及廠辦醫院、學校等一系列環境敏感目標;改革開放初期，由于準入門檻較低，包括化工類的“十五小”項目就成了鄉鎮企業、村辦企業的首選，化工企業遍地開花，這類企業產量小、場地小、工藝較落后，更談不上嚴格的安全和環境保護措施;新世紀以來，快速工業化、城鎮化交織在一起，這在我國人多地少的“天然不足”下，再加上GDP至上和石油化工高產值、長產業鏈的行業特點，包括石油化工企業在內的工業用地與其他城鎮建設用地交錯也就不足為怪了。盡管近年來國家更加重視石油化工企業的環境風險與污染問題，很多化工類企業也設置了“安全和環境”部門，但是每一次化工事故的發生，都會加深民眾對安全的焦慮。
從安全角度來說，此次爆炸事故暴露出的一些問題很值得引起重視。比如，面對風險源較復雜的化工園區或企業，如何預測二次爆炸的可能性及其危害性。事實上，單個危化品爆炸可以有針對性的撲救，而對于危化品種類較多、成分復雜的企業，相互反應會形成更復雜的化合物，會產生次生爆炸以及二次污染。消防官兵的傷亡或失聯，很大原因就是由于對危化品數量內容和存儲方式不明。而這些信息的公開本應屬于事故突發前的常態化工作，如果在這方面“信息不對稱”，救災無異于“飛蛾撲火”。一個有漏洞的管理體系是管不住儲罐漏洞的。無論這一漏洞是在企業還是為企業提供咨詢服務的第三方機構，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在相關部門，必須對所有漏洞一查到底，對所有責任一追到底。
化工行業作為國民經濟重要支柱產業，涉及煉油、冶金、能源、輕工、石化、醫藥和軍工等七大產業，上下游直接帶動行業達三十多個。僅2014年，化工行業占GDP比重就達到9%以上;同時，國際間化工上下游產業競爭日趨激烈，當我們前些年“散步”抵制PX項目的時候，韓國和日本卻開始加大PX產量，形成壟斷價格。“妖魔化”化工行業，傷害的恐怕不僅是經濟發展，還危及國家能源安全。如何在安全和環境的約束下走出一條新型發展道路，是化工行業的當務之急。
包括石油化工行業在內的快速工業化，仍將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持續助力我們實現中國夢。天津爆炸事故已經發生，類似慘痛的教訓，應該時刻警醒其他潛在的風險企業。只有真正思考并行動，才能杜絕此類事故的再次發生，也才能告慰此次事故中的遇難者，尤其是“逆行走進危險”而犧牲的救火英雄。（環球時報）
大難之初拷問天津市，這合適嗎
環球社評
對消防人員英勇犧牲和天津市民志愿參與救援的稱贊與對災難原因和救援不利的質疑、挖苦混合在一起，后一種聲音經互聯網傳播顯得更加醒目、突出。天津市是在重重壓力之下開展救援，度過災難后第一天的。
天津市政府理應承擔這份壓力。發生如此重大災難，救援過程又出現消防隊員的慘重犧牲，公眾在同情、支持天津市的同時，也會對必然存在的人為原因有所抱怨。互聯網時代，出了重大事故后投身救災的一方常常要在尖刻的輿論環境中工作，那種英雄史詩般的救災氛圍已難重現。
現實已然如此，然而一些輿論對事發地救災團隊第一時間的鞭笞真在道德上很炫、很高尚嗎？這也未必。
每起工業災難發生，必有失職者。所以事后的調查和追責如今已成災難處理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然而昨天是大爆炸發生的第一天，一些明火尚未撲滅，救治傷員是當務之急，可以想象天津及國家相關救災部門的工作是多么緊迫，多么需要眾志成城。就是在這個時候，一些人把種種質疑像機關炮一樣連發射向救災者。
媒體這時候應當向公眾提供盡可能多的事實，這些事實應以官方的提供為基礎，輔助以媒體獨立和主動的發現。當有些媒體人或輿論領袖作為“質疑的力量”參與到救災之中來時，其建設性就值得他們自己認真審視了。
比如個別人在災難之初集中提出一連串質問，做出拷問救災力量的姿態，其效果就是不好的。這樣的拷問引導了公眾對救災力量的不信任，在后者最需要鼓勵和支持的時候，把公眾與他們從精神上隔開。
昨天很多質疑都針對了消防隊員的大量犧牲，宣揚或暗示在當時情況下派他們去現場是非專業和錯誤的指揮。其實這種第一時間的斷言才真正是不專業的。大量消防人員犧牲肯定是救災中的悲劇，但對此總結決非個人、尤其是一個普通鍵盤俠有能力做出的。“9·11”雙子塔的突然倒塌埋葬了數百救援者，難道美國人應當在第一時間質疑為何不及時撤出救援隊伍嗎？
出了這么大的事，天津市和國家會從中汲取的教訓一定會很多很多，在火還沒滅、傷員還在痛苦呻吟時，把這些深層次、專業且系統的問題當成口號反復在大眾媒體上呼喊，這是嚴肅的態度嗎？我們真的應當在如此緊迫的時候，針對一個已被災難證明的缺陷，從遠處揪著身上是血、眼里是淚的天津市的耳朵指給他們看嗎？
在存在刻意隱瞞的世界里，敢于質疑是一種勇氣和尊嚴。在一個被攝像頭和種種公開信息包圍了的災難事件中，克制競賽質疑的速度和尖銳，給救災團隊一點整理信息的時間，讓他們先干完最緊急的事，也許是一份豁達和智慧。
我們知道，中國互聯網輿論場上不分時間場合對象地熱衷質疑，有其客觀成因。一些地方和部門在危機關頭不善于與輿論互動，喜歡“低調報道”，是這類問題頻繁出現的根源之一。因此走出這一長期困境需要雙向努力，官方和民間都需承擔各自的責任。
我們生活在統一的文化環境中，或許每一個人都有必要避免認為自己高尚，有智慧，而他質疑、批評的某個群體又懶又笨，他們的公開行為受不合邏輯的思維方式支配。無論官員還是互聯網上的批判者，都應避免掉入這樣的思想陷阱。（環球時報） | 
再嚴的制度，最終都靠人來執行2015-08-14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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