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考已經呈現出更隱蔽化、職業化的特征,若防范替考的機制不進步,懲處替考的力度不加大,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治理上的“破窗效應”】

日前,江西省有關部門公布了“6·7”高考替考事件的調查結果:經查,該替考事件是一起由外省替考組織在網上招攬高校在校學生或已畢業學生,通過請托江西旅游商貿職業學院教師和社會中介人員,串通南昌市東湖區、青云譜區招考辦及醫院有關工作人員,弄虛作假,為外省籍考生在江西違規報名、體檢,從而實施替考的有組織、有預謀的高考舞弊案件。截至目前,根據公安部門和聯合調查組已查明的有關事實,共處理各類人員42人。(7月7日《新京報》)

在事發后一個月的節點上,公布調查結果,延續了往年查處高考替考事件的效率。但是,相較于此事在記者臥底曝光后所引發的強烈關注,已公布的案情及當地作出的處理結果,明顯要“低調”得多。

替考事件曝光,人們最關注的是高考的嚴密防線是如何被突破的。在往年被查處的替考事件中,替考主要由學生家長和替考組織以及個別考務工作人員的“合謀”完成。而在這起事件中,記者臥底調查的信息顯示,系統內信息和“槍手”面孔、所出示證件一致,考場查不出來。且知情人透露,“替考組織聲稱可以憑空造一個不存在的人的完整信息,包括學籍、身份證、準考證等。”若這些信息屬實,其對應的某種防線失控顯然就不會止于考務工作人員這一層級。

然而,調查結果并未直接回應這個在當時備受關注的細節,而是只說替考組織串通招考辦及醫院有關工作人員弄虛作假,便于外省籍考生在江西違規報名、體檢。相應的,被追責的領導也大多只是負有直接領導責任或主要責任,并未透露到底是失察還是主動參與。那么,隨之而來的疑問是,考試系統的信息更改、憑空捏造一個不存在的完整信息的行為,包括“內鬼”,到底存不存在?

與往年高考舞弊案的處理相比較,無論是從處理所涉及的領導層級來看,還是從具體的懲戒規格來看,此次江西的處理結果只能說是中規中矩,并無展現出更大的懲處力度。這樣一種狀態,或許正是當下高考作弊治理疲勞狀態的一種現實反映。然而,替考無論是在規模和技術上,近年來都有了較大的提升,而且這次替考事件的曝光還是源自媒體一年前即參與的臥底行動。這些都表明,替考已經呈現出更隱蔽化、職業化的特征,若防范替考的機制不進步,懲處替考的力度不加大,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治理上的“破窗效應”。

早在2008年,針對高考替考案件,相關專家已經呼吁,解決高考舞弊行為應首先從進一步完善考試制度入手,同時對現行相關法律進行條文修改或給出新的司法解釋。7年過去,我國依然沒有法律層面的、專門規范考試的立法行動。參與替考事件的人,無論是替考者還是行政管理人員,大多依然難以被追究刑事責任。這與替考的蔓延和升級,應該有著不小的因果關聯。此次事件中,替考者只能由所在學校和其戶籍所在地的省級招生考試機構作出處理,再次暴露出替考的違規代價之低。

歷次替考事件的調查結果公布的情況大多過于粗放,細節遠遠不夠,這顯然不利于傳遞足夠的警示效果,也讓“到底是哪個環節出錯”成了未知之謎。而對于相關人員的處罰,不能替代對過錯的反思和對漏洞的彌補,這應該是起碼的態度。但很遺憾,這次的調查結果通報中,我們依然看不到這樣的公共態度。

從社會進步的角度來說,每一起公共事件,都應該成為完善治理漏洞、促進制度升級的契機。在這個意義上,高考替考案的連年爆出,其實已經提供了太多的進步機會。但從事后的反饋來看,當前之于高考制度的完善,對打擊替考等作弊現象的立法和升級,都未能展現出令人期待的行動。江西這次在高考日就被曝光的替考案,能夠推動這樣的進步嗎?

有結果了！一個月前的江西“6·7”高考替考舞弊事件，公安部門和聯合調查組已查明有關事實，對涉案的42人依照法律法規進行了處理。這樣的結果，充分回應了事件發生之時教育部的表態，“對于考試管理不力以及違規違紀等行為，將一律嚴肅問責，絕不姑息”。

高考的組織，越來越嚴密。但各種花樣翻新的舞弊，也不斷尋找著漏洞。就江西此次替考事件來說，事實真相基本清楚：替考組織者通過網絡招攬高校在讀學生或畢業生，通過高校教師和社會中介人員，串通招考辦、考試招生院、醫院相關人員，打通了高考報名、醫院體檢、身份識別等一系列環節。涉案人員之多，足以顯示出“有組織、有預謀”的違法違規行為之惡劣。

高考，承載著人們對于機會公平的期待。種種舞弊行為，難免讓人在震驚與憤怒中感到不公。應該說，考場監控手段逐年升級，比如指紋識別、身份識別、人臉識別等，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即便如此，舞弊的“毒瘤”卻難以割除。監守自盜、利誘熏心、投機鉆營……這些都是答案，但更該重視和必須回答一點是：法紀有空隙，違法成本低。

如何處理一個事件，反映了管理部門的基本態度。就此事的處理結果來看，不同責任主體承擔相應責任，有的受到行政處分、有的受到黨內處分、有的需要承擔法律責任。即使有人議論道“不痛不癢”“處罰太輕”，但處理的法規依據是基本清晰的。更重要的是，這份處理結果表明，在高考問題上，不能讓“槍手”跨越底線，而需要讓法紀挺在守護高考公平的前列。

有人將替考稱為“刀尖上的生意”，但其實，這些組織替考者是“刀背藏身”。那些參與其中的喪失職業底線的教師、為利驅使的槍手、以權合謀的官員，組成了游走在法律空白地帶的“產業鏈”。之所以敢有恃無恐地偽裝變身，正是摸到了法律制度的“盲點”。正像有關專家所說的，“我國在立法上對打擊高考舞弊還存在較大缺陷”。

比如，有人指出，我國沒有專門的規范考試行為的法律法規。而現有的法規對行政管理人員、考務工作人員、監考人員以及考生的處理，也大多為短期的行政處分，難以起到震懾作用。難怪在“6·7”舞弊事件曝光后，有輿論要求“替考入刑”。

高考改變了并將繼續改變無數人的命運。然而，有人將高考視為努力付出后的“龍門一躍”，有人則將高考視為切中應試心理的“商品買賣”。于情于法，我們都要守護好前者所要求的公平，遏制住后者所覬覦的后門。這是法治中國的必然，也是公平正義的必須。

備受關注的江西高考替考案有了處理結果。截至目前，根據公安部門和聯合調查組已查明的有關事實，共處理各類人員42人，其中，6名替考組織者及中介人員已由公安、檢察機關立案查處；7名被替考考生和7名替考者，已按教育部第33號令及相關規定進行了處理；對涉案的22名公職人員，也給予相應處理。

請公布具體的替考案情

艾萍嬌

不少輿論質疑，相對于這起替考作弊案所產生的惡劣影響，這一處理結果，顯得有些“輕飄飄”，比如22名參與作弊案的公職人員，只有3人因“涉嫌招收學生徇私舞弊罪”，移送司法機關處理，其余的19人只是黨內和行政問責，其中有5人只是給予警告處分，包括黨內嚴重警告、警告和行政警告處分。而在筆者看來，問題的關鍵在于沒有公布詳細的調查結果、具體的案情，因此，也就難以判斷這一處理是否嚴肅、公正，也沒有讓公眾了解這起高考替考案的真相。

以前歷次替考案的處理，也是這樣語焉不詳地不公布具體調查結果，而只公布處理結果，這就好比法院審判犯罪嫌疑人，不向公眾公開案情，就直接宣判。以筆者之見，對于產生惡劣社會影響的高考替考案，應該把替考組織者如何組織替考、教育系統內部人員如何里應外合的案情向公眾公開，這是公正處理的需要，也是反思教育考試管理的需要。

對于江西這起替考案，輿論一直在追問，被替考學生家長是誰，他們是否參與購買替考服務？替考組織者是怎樣幫槍手辦好身份證、準考證、學籍證的？教育系統內部的公職人員，在替考案中究竟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可是這些在案件處理中都看不到。調查只是提到南昌“6·7”高考替考事件是一起由外省替考組織在網上招攬高校在校學生或已畢業學生，通過請托江西旅游商貿職業學院教師和社會中介人員，串通南昌市東湖區、青云譜區招考辦及醫院有關工作人員，弄虛作假，為外省籍考生在江西違規報名、體檢，從而實施替考的有組織、有預謀的高考舞弊案件，因此，無從判斷對這些公職人員的處罰是否恰當，也給公眾留下了諸多疑問。

據此前媒體的報道，替考者是拿著在教育系統內部可以查驗的準考證、學籍證進考場的，那么，是誰有這么大的本事，進入教育系統內部替換照片和考生信息？公布的處理結果顯示，責任主要在于基層招辦、醫院有關人員違規報名、體檢，給替考者放行。可問題是，基層招辦怎么能做到為替考者替換信息？能替換信息，無非兩種可能，一是掌握內部信息系統信息修改權限的人修改；二是內部信息系統管理混亂，基層人員也可以篡改。如果是前者，主要責任就不在基層招辦，而是更高領導的責任；如果是后者，則是整個管理系統有漏洞。為此，調查必須公布案情細節，否則，這一替考案就難以得到公正處理，公眾也無從監督教育部門完善管理體系，堵住替考的漏洞。

另外，這次公布替考案的處理結果，只有被替考考生被禁考3年，而被替考考生身后的家長，沒有一個被提及。難道就是這些學生自己去花錢購買替考的服務，沒有家長出面？從近年來曝光的替考案看，被替考學生的家長在當地均有一定的權勢，且參與到聯系教育部門、打通有關環節的過程中。這也是替考案調查必須向公眾說清的——包括被替考學生向替考組織者花多少錢購買替考服務，被替考學生的家長是否知情、是否參與其中、提供便利，被替考學生家長是否出面打通教育內部關節，以及是用什么方式去打通教育內部關節的，這都關系到對替考案的處理，也關系到對教育系統內部的治理。

嚴肅調查處理高考替考案，關乎高考公平，必須一絲不茍。高考替考案，不涉及國家機密和個人隱私，應該向公眾公開詳細的案情。根據案情，公眾可判斷處理是否嚴肅，也可據此了解教育部門內部管理的具體問題。如果替考案的處理就這樣“打悶包”草草收場，沒有對案情的披露，沒有從制度、管理上進行全面的反思，這樣的作弊案調查處理，就難以警戒后來者，當地教育部門和其他省市教育部門也難以反思怎樣堵住管理中的缺失，也就導致一地發生的高考替考案，來年會在另一地發生，而情節、手法相似。

對替考案考生應予頂格處罰

殷國安

首先要說的是，這樣的處理結果我們很不滿意，因為高考替考是最嚴重的高考作弊事件，對整個高考的公平性的沖擊也是最大的。但遺憾的是，過去的《刑法》沒有涉及“替考罪”，而準備多年的《考試法》也未出臺，處置替考的唯一依據就只有教育部33號令了。因此，對這種替考行為的懲處，只是在行政處分的范圍內，根本不能達到懲前毖后的目的。

正因為如此，對于高考替考入刑的呼吁聲浪很高，表達了全國上下同仇敵愾的心情。而且，這種要求已經得到了國家權力機關的呼應，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二審稿提請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審議，草案新增的“替考罪”規定，“在法律規定的國家考試中，組織考生作弊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代替他人或者讓他人代替自己參加第一款規定的考試的，處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如果“替考罪”正式入刑，這應該是最后一次運用行政手段處置替考問題吧？下一次再發生替考，就必須“刑法伺候”了。

在這樣的嚴峻形勢下，即使是最后一次依據教育部33號令處置替考罪，顯然也需要“用足政策”，頂格處罰。對于7名被替考的學生停考3年國家的各種考試，盡管我們也不服氣，但根據教育部第33號令的第九條的規定，也只能如此了。但對于替考的7名學生的處理是，“對5名在校大學生，已通報其所在學校，由其所在學校根據有關規定進行處理。對2名已大學畢業并參加工作的，通報其戶籍所在地省級招生考試機構作出相應處理。”這里只是說了一個處理程序，具體的處理結果似乎還需要等所在學校的研究，這樣的說法是不能讓人滿意的。

根據教育部第33號令第十二條規定，在校學生代替考生或者由他人代替參加考試的，教育考試機構應當通報其所在學校，由學校根據有關規定嚴肅處理，直至開除學籍或者予以解聘。這里就應該責成有關學校給予7名替考者頂格處罰，予以開除學籍，而不是再等他們回去研究，甚至研究出一個新的處理辦法。

事實上，當江西替考案一發生，教育部就已經明確表態說，“對參與作弊的在校大學生，還將按照《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給予開除學籍處分。構成犯罪的，由司法機關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教育部的公開表態應該兌現。這里可能有一個新情況，就是那2名已經畢業的大學生是否適用開除學籍的處分，這一點江西方面應該請示教育部，是否注銷其已經取得的畢業證書。

通報還要求對替考學生的“處理結果報教育部考試中心，并向有關省級招生考試機構通報”，這也是不夠的。對于這起引起全國關注的替考案的最終處理結果不能只向上級報告，而必須向社會公開。這不僅是滿足公眾的知情權，還要滿足公眾的監督權，他們還要評判最后的處理是否合規合法。

【以更嚴格的法律規定和執行，對每一件暴露出來的考試舞弊案予以深究、嚴懲，務使徇私舞弊者付出慘重代價，杜絕“捂蓋子”，才能以儆效尤，逐漸肅清風氣。】

在多數考生開始知道自己將要進入哪一所大學的時候，備受關注的南昌高考替考舞弊案也迎來了它的第一批處理結果:共有42名各類涉案相關人員及責任人受到處理，重者移送司法機關查處，輕者因負領導責任而受到黨內或行政警告處分。

一件共有7名考生被抓獲替考的案件中，42人被處理，看上去是個不小的規模——臺前的沖鋒者與后臺“支持系統”的比例，達到了1:5，接受處罰的對象中，除了7名被替考者外，幾乎全是成年人，而且，其中僅公職人員就有22名。

這樣的追責與處罰比例，尤其是對公職人員的嚴肅追責，在以往的高考舞弊案中，似乎還沒有過。前些年，在某些地方，高考替考作弊、特長加分、跨省移民甚至冒名頂替他人上大學幾成半公開的秘密，偶有被舉報、調查曝光者，最終受到的處理，往往是高抬手輕落下，比如讓涉嫌在特長測試中成績造假的考生重新測試一次了事——縱使沒有通過，也只是未獲加分罷了。“國家級”的高考并非沒有完備的制度設計，一次身份、成績、材料的造假，事實上都需要“過五關斬六將”，沒有一道道關口的腐敗徇私、失察失陷，縱使是關公再世，恐怕也難于單槍匹馬就糊弄過去。不肯徹底追查，不過是因為，舞弊造假的背后常有錢權交易，拔出蘿ⅳ帶出泥，鬧大了，對外壞了地方名聲，對內妨礙“安定團結”，對誰都沒好處。

這一次，多虧媒體的成功臥底，揭開了一個替考組織的運作情況，使案件得以廣受關注和重視，而得以深追、嚴處。我們不知道，在媒體的視線之外，類似的替考組織活動還有多少，到底有多少人大發舞弊之財，多少人踐踏公平公正的底線，侵占了他人權利，又有多少人的命運被悄悄改寫。

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每年有無數種考試的大國，一個將教育視作改變命運“最大機會”的社會，究竟怎樣做，才能夠真正遏制舞弊之風，讓高考這一方相對的凈土，能夠延續?

答案只能是，求諸法治。迄今為止，南昌替考事件的處理，主要依據是教育部33號令。如果沒有這部3年前制定的政府文件，我們可能連對有組織的替考和被替考者“暫停參加各種國家教育考試3年”這樣一條懲罰都做不到。

在法律層面上，我們還沒有認真正視造假舞弊帶來的危害。當考試舞弊已不再是個別人的偷摸取巧，而成為一種有足夠的利益驅動、有信息時代新組織形式、環環相扣的完整產業鏈，而我們并沒有能力把守住廣袤大地上每一道基層關口時，以更嚴格的法律規定和執行，對每一件暴露出來的考試舞弊案予以深究、嚴懲，務使徇私舞弊者付出慘重代價，杜絕“捂蓋子”，才能以儆效尤，逐漸肅清風氣。否則，未來越來越多展開多元化、自主評價的高考改革，將會面臨更大風險。

本報特約評論員姜泓冰

【有關各方串起一條緊密的替考利益鏈條，已經形成了一種“共謀”關系。若想破除高考舞弊的魔咒，首先應該從管好“內部人”入手，真正扎緊籬笆，強化監督，壓縮制度中每個環節的人為操控可能。】

據媒體報道，轟動全國的江西南昌“6·7”高考替考事件目前已基本調查清楚，江西方面成立的聯合調查組表示，這是一起有組織、有預謀的高考舞弊案件。日前，根據已查明的有關事實，共處理各類人員42人，包括替考組織者及中介人員、被替考考生和替考者，以及相關公職責任人。

基本事實已經調查清楚，相關責任人也被處理。不管是對公職人員的行政問責，還是對組織者、掮客的司法問責，抑或是對考生的禁考處理，均體現了有關部門高考舞弊“零容忍”的明確姿態，值得肯定。

然而，嚴厲的善后依然是“亡羊補牢”，有必要持續追問與深入反思的是：層層嚴密把關之下，何以還會出現如此嚴重的全鏈條失守現象？若不厘清這一點，恐怕類似的舞弊事件還會繼續上演。

縱觀此前臥底記者的翔實報道，以及此番官方的調查結論，實際上已經清晰地勾勒出這起事件的內在脈絡。從組織者、中介人，到替考者、被替考者，再到相關工作人員；這些人從偽造證件，到體檢、考場等諸多環節，每一個節點均充分知情并積極參與，每一個環節也都各取所需、從中獲益。可以說，有關各方串起一條緊密的利益鏈條，已經形成了一種“共謀”關系。

假設一下，只要其中任何一個環節、一個節點守住了底線，則舞弊案必然敗露，也不會出現其后全面潰敗的局面。而以目前的技術、管理手段，做到這一點似乎并不很難。指紋識別系統、屏蔽裝置、考場隨機分派制度等，都可視為監考利器。然而，所有這些卻均走向了相反，從而導致了最壞的結果。

去年央視曝光了河南127人高考替考案后，有媒體還特意舉出江西省隨機編排監考人員的制度設計，認為此種方式使得賄賂監考人員的可能性變得極小，“能夠較為有效地避免內部失守”。言猶在耳，今年就輪到了江西省“內部失守”。可見，問題的關鍵仍在于人的因素。一旦底線失守，則考場內外的諸多制度就是漂亮的擺設，可以被輕松繞過。

在舞弊的利益鏈條上，教育考試部門連接上下游，既可打通監考、巡考，也可在身份證、準考證上動手腳，承上啟下，舉足輕重。此番江西省替考事件查出22名公職人員涉案，即為明證。

因此，若想破除高考舞弊的魔咒，首先應該從管好“內部人”入手，真正扎緊籬笆，強化監督，壓縮制度中每個環節的人為操控可能。畢竟，任何制度都需要具體的機構、具體的人去落實，執行者若出問題，再完善的制度也可能無法發揮作用。這其中，既要強化問責，加大涉案者的違紀違法成本；也要擴大公眾參與，暢通舉報的渠道，徹底打破封閉運行的高考舞弊的利益共謀。

此外，也要警惕教育腐敗對高考生態的侵蝕，特別是要防范二者的交集與合流。某種程度上說，時下屢屢曝出的高考舞弊案，不過是教育領域內腐敗的典型表現罷了。

惟其如此，才有可能逐漸恢復高考的公信力，還考生一個公平公正的競爭環境。

【9名替考者及所謂“組織者”，都只是直接的執行人。查清這些人背后的利益集團，才是公眾真正關心的。做到這點，才能達到教育部所說的“要一查到底，絕不姑息”。】

據媒體報道，近日，媒體記者“臥底”替考組織，從而揭露江西高考替考事件后，“臥底”記者收到威脅短信，其車輛輪胎也遭到損壞。在替考“槍手”慌不擇路四下逃散之時，誰還有“閑心”做這種事，頗值得深究。

江西省教育廳8日表示，截至8日晚，南昌地區高考替考涉案人員已有9人被警方控制。另據濟南鐵路公安部門發布的消息，江西高考替考案主要組織者趙某，被鐵路部門乘警抓獲，經山東菏澤火車站警方查實身份后，已被轉交南昌警方。

事實上，公眾最關心的不是這些替考的“槍手”被抓獲了多少，而是那些替考組織和替考受益者是否會盡快受到處罰。顯然，在此次江西替考事件中，9名替考者及所謂“組織者”，都只是直接的執行人。查清這些人背后的利益集團，才是公眾真正關心的。做到這點，才能達到教育部所說的“要一查到底，絕不姑息”。

循此方向的調查，可能不比抓獲替考“槍手”那么簡單，但也絕非復雜。最明顯的涉案人員，就是替考受益者及其監護人。毫無疑問，這些人就是雇傭替考“槍手”的涉嫌共同違法犯罪者。現在，嚴肅處理此案的過程已進入第四天，有關這些涉嫌共同違法犯罪者的消息尚付闕如，這難免讓公眾滿腹狐疑。

替考事件能夠發生，當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而是環環設防的關節被打通后的一個結果。這其中的部分環節，正是媒體所聚焦之處，諸如替考者相關信息是如何錄入江西省教育考試院系統的？替考者的體檢是如何完成的？恰在這些關鍵和重點問題的調查上，至今為止還沒有一點消息。

事情明擺著，公眾一定會把目光聚焦在查“單位”上。替考者、被替考者都非個案，因此，不管是江西省教育考試院也好，還是相關負責體檢的醫院也罷，若是以工作“失誤”“馬虎”等解釋來應付調查，則不僅挑戰公眾的認知常識，也是對政府有關調查部門的考驗。

此次江西替考事件的發生，若非媒體記者“臥底”，人們很難從中清楚了解到高考替考已經組織化運作的現實。而江西替考事件的發生，其因也并非江西一地高考制度及其設防環節有什么特殊性，而只是媒體記者選擇了這個“點”而已。其他與江西類似的“點”還有很多，有些“點”已經發生過高考乃至研究生考試替考事件。那些沒有發生過替考事件的“點”，是因為沒有媒體記者“臥底”而沒被發現類似替考事件，還是設防更嚴而無從發生替考事件，都應該從此次事件中吸取教訓。

日前，南都記者臥底了一個高考替考組織，湖北個別高校多名大學生加入，試圖通過充當“槍手”牟利。6月7日上午，包括南都記者在內的多名“槍手”正在江西南昌一些高考點參加考試。 與此同時，南都記者證實這些證件信息已存于江西教育考試院系統，照片為“槍手”本人。目前，南都記者已向當地警方報案。（6月8日《南方都市報》）

組織健全、證件正規、保密到位。這就是南都記者發現的問題。假如不是南都記者臥底，誰能知道，在高考第一天，就出現了這樣的問題？這些槍手，均持有具有本人照片的“身份證”、“準考證”，而且證件信息還都被錄入到了江西省教育考試院的系統里，這豈不是咄咄怪事？

替考丑聞再現，其損害的不僅是公平高考，還有很多問題需要思考。

前幾天，很多媒體都說，今年高考是史上最嚴的高考。為何會這樣說？這是因為今年高考各地都動用了最新科技。有開著直升機監考的，有設置信號屏蔽系統的，有探測作弊的儀器。當這些高科技手段被充分利用的時候，為何還是沒有阻止替考的槍手？這說明科技手段不是杜絕作弊的唯一，人若是出了問題，再好的“電腦”也無法應對“人腦”。

去年山東警方迅速行動，在考場上揪出了100多名替考者。當時，山東就立即出臺了對于高考槍手的處理決定，凡是高考槍手，是大學在校生的延遲畢業時間。而且各地也都有類似規定。值得反思的是，為何槍手還是偏向虎山行？這足以表明“虎山”之上沒有“虎”。僅僅延遲畢業時間有多大效果？與幾萬元的替考費相比，他們甘愿冒險。替考不僅是道德問題，不能止于淺層次的處理。對于大學在校生的替考應該取消學業，對于社會人員的替考則應該判刑。

替考組織年年打擊為何卻做大做強了。這是因為背后有一個偌大的市場需求。這個市場需求就是“都想上大學”。北京有一則新聞，說是出現了幫助填寫志愿的生意，這些人聲稱不僅可以幫助填寫志愿，而且可以與高校實現“內部溝通”。當高考神器熱銷的時候，這反襯出的是成才路徑的狹窄。假如，能夠暢通成才渠道，讓“金榜題名”不再是唯一成功路徑，也就不會有替考大軍了。

普通的高考替考行為，多是槍手冒名頂替進入考場，但是他們的信息是無法進入考試院系統的。很顯然這次“正在替考”事假里有著很多幫兇，沒有了一個個幫兇，也就不會有了正規的“身份證”、“考試證”，更不能能被錄入到考試院的系統里。

沒有記者的“槍手臥底”，我們是不可能知道這起替考事件的。這足以證明高考的一些監管環節已經被金錢拿下了。揪出槍手很簡單，揪出真相卻會是障礙重重。輸給“正在替考”的不是高科技，而是唯利是圖的權錢交易。揪出“槍手”容易，揪出“子彈”難。

【為什么替考現象屢禁不止？最關鍵的是違法犯罪成本太低】

高考頭一天，南昌曝出成規模替考新聞。從記者披露情況看，替考已成為“組織”和“產業”，有能力成批制作假身份證和假準考證，甚至可將替考者照片，安放到江西省教育考試院官網，這才是真正令人震驚之處。

這事并非首例。就在去年，河南杞縣高考替考事件，涉案100多人，其中有大批公職人員。案件披露的種種“關卡失守”細節，觸目驚心。

為什么替考現象屢禁不止？最關鍵的是違法犯罪成本太低。以河南替考事件為例，盡管教育部門承認“社會影響極為惡劣”，但處理結果是對涉案公職人員，黨紀政紀處分了事；被替考者取消成績，暫停國家教育考試3年；替考的大學生開除學籍。只有替考中介人員與具體牽線的學校員工，據說已“移交司法機關”，沒了下文。教育部公布處理結果后，輿論嘩然，認為起不到警示作用。因此在當年年底，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擬將組織考生作弊、替考及請人替考行為，納入定罪量刑條款。

為何會“輕拿輕放”？參與作弊者多數與當地教育部門關系密切，如果案情重大，當地教育部門也有管理責任，自然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破解這一難題的辦法也很簡單，就是依法懲處。雖然目前刑法條文對替考入罪沒有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表述的那樣明確，但并非無法可依。此前早有專家建議，國家公職人員參與作弊，涉嫌濫用職權罪；社會人員組織群體性作弊，涉嫌泄露國家機密罪和擾亂公共秩序罪；家長和考生參與作弊，涉嫌非法獲取國家秘密罪和擾亂公共秩序罪。

問題在于，教育部門應當如何作為。比如這次南昌替考事件，教育部很快回應：已責成江西省教育廳和省教育考試院迅速調查核實情況，并請公安部指導有關地方公安機關立案偵查。然后是取消成績、停考3年，還有替考者開除學籍之類，最后才提到“構成犯罪的，由司法機關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筆者認為，凡發現替考現象，首先應由公安機關立案偵查，教育部門協助調查，司法機關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只有在法律管不到的部分，再由黨政機關包括教育部門追究領導及管理責任，給有關人員黨紀政紀處分。

如此，才有可能確保高考公平公正，維護廣大考生切身利益和社會和諧穩定。

今年高考期間，最令人關注的新聞，莫過于《南方都市報》記者臥底替考組織，以替考身份在江西南昌參加高考。據一名“槍手”組織成員介紹，“替考組織聲稱可以憑空造一個不存在的人的完整信息，包括學籍、身份證、準考證等。”由于系統內信息和“槍手”面孔、所出示證件一致，考場查不出來。江西教育考試部門已舉行新聞發布會，承認有考生替考，并聯合警方進行調查。（《南方都市報》6月7日）

而在高考開考之前，中央與地方的教育部門皆表示，將開展“凈考”專項行動，嚴肅整治高考作弊行為。在河南洛陽，甚至出動防高科技手段作弊的“神器”——一架價值幾十萬元、飛行高度達500米的無線電監測無人機，對考場周圍的無線電電磁環境進行監控。（《北京青年報》6月7日）可是，高考替考案，還是搶了高考新聞的頭條。

有意思的是，《南方都市報》的報道，揭露替考組織其實根本不受先進技術制約。試問，替考“槍手”的“身份證”、“準考證”，是怎么辦出來的？這是技術原因，還是人為原因？替考學生是怎樣進入考場的？記者建議增加身份識別設備，但別忘了，操作識別設備的是人。

去年高考期間，河南就曝出替考丑聞，有127名考生被查實替考。河南的調查顯示，這起事件是一起中介人員在武漢部分高校招募替考“槍手”，在河南杞縣、通許縣聯系被替考考生家長并收取費用，與個別考務工作人員串通進行替考作弊的案件。由此可見，“人”才是防止高考作弊的關鍵。縱有先進的技術，如果監考、巡考人員不負責，里應外合，技術也會成為擺設，甚至會成為掩飾作弊的道具。

幾乎所有近年來被曝光的作弊事件，都與當地考務人員參與有關，包括各種高科技作弊，如果沒有考務人員參與，考生攜帶的接收器，在人防+技防——使用金屬探測儀的情況下，根本進不了考場。之所以高科技作弊能在考場內發生，乃因作弊者擺平、打通了相關關節。至于替考組織，可以幫替考者搞定學籍、身份證、準考證，那更是頂級的操作，因為辦這些證件是需要嚴格審核的，信息一旦錄入不能輕易更改。

如何防止教育內部人員參與作弊，辦法有三：

一是針對管理中存在的疏漏，通過建立、完善制約機制、監督機制加以完善。像教育考試部門，為學生辦理學籍、準考證，是否存在就由個別人說了算的情形？這起事件中，替考者可以憑空辦理學籍、準考證，可見權錢交易多么猖狂，有關規定形同虛設。如果各地不從中吸取教訓堵住漏洞，那么，替考極有可能再次大規模發生。

二是對于所有國家考試的作弊，應一律由司法機關介入調查。鑒于教育考試部門也是涉事的一方，負有組織、管理責任，因此，不能就由教育考試部門自己調查自己，而應該由警方主導調查。

三是要加大對考務（組考、監考、巡考）人員涉及作弊的處罰力度。目前對大多數考務人員參與作弊，處罰僅僅是行政處罰和黨紀處分，而不是依法追究法律責任。考務人員參與作弊，是嚴重的違法行為，比學生個體作弊，性質更為嚴重，必須嚴肅處理。

【已在審議階段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增加了組織考生作弊罪和代替他人或者讓他人代替自己參加考試罪。如果通過，應能夠起到較大的震懾作用。】

7日，有媒體以“記者臥底替考組織參加高考曝光跨省團伙”為題報道了有團伙組織在江西實施高考替考事件。隨后，九江警方抓獲南昌替考事件犯罪嫌疑人彭某，與此同時，高考作弊案頭目趙某浮出水面，全案其他多名嫌疑人到案已指日可待。

替考現象屢禁不止的原因，無疑可歸咎于“低風險，高收益”。之所以說高考作弊行為“風險低”，是因為根據現行法律規定，懲治高考作弊行為的法網不夠嚴密，也不夠嚴厲。

在現行法律中，1995年的《教育法》規定，對在國家教育考試中作弊的行為，由教育行政部門宣布考試無效，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行政處分。如此柔軟的規定顯然對舞弊者毫無壓力。教育部2012年修正過的《國家教育考試違規處理辦法》成為治理高考作弊行為的直接依據。該辦法倒是從第6條到第17條都規定了考試作弊行為的認定及其法律責任。但對于作為主要當事者的學生和老師，主要還是給予政紀處分。盡管該辦法有多處規定，“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但根據罪刑法定原則，追究刑事責任最終取決于《刑法》的規定。

從以往看，各地對高考作弊案的定性，主要適用偽造證件罪，非法獲取國家秘密罪，非法使用竊聽、竊照專用器材罪，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等。但適用這些罪名明顯沒有打到高考作弊行為的痛處。

相較而言，國外對“槍手”的制裁則嚴厲得多。在美國，對于在托福等全國性統一考試中的作弊者通常會被以“危害國家安全罪”判處3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在英國，2009年兩名學生在大學入學英語測試中，因找人替考而被捕，分別被判處6個月徒刑加驅逐出境。就在不久前，美國檢方對15名在美國大學入學等考試中實施舞弊的中國學生提起訴訟。15名被告人被控罪名包括合謀、偽造外國護照、郵寄和通信欺詐。

如今，在嚴懲高考舞弊行為的呼聲中，增加刑法罪名以“對癥下藥”無疑是一條正確的思路。實際上，已在審議階段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正增加了有關考試作弊犯罪的條文，具體包括兩個罪名，即組織考生作弊罪和代替他人或者讓他人代替自己參加考試罪。而且，對于為他人實施作弊犯罪提供器材或者其他幫助的，以及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提供相關考試試題、答案的，也要以組織考生作弊罪論處，以上犯罪最高可判處7年有期徒刑。一旦上述刑法修正案通過，對由“槍手”、考生、家長、組織者、監考人員以及更多關聯人物參與組織、策劃的高考舞弊行為，應該能夠起到較大的震懾作用。

當然，組織國家考試作弊的行為入刑以后，其防治作弊的效果如何還有待實踐的檢驗。特別是對于容易受到社會呵護的“師生”、“家長”們，司法是否下得了手，也是到了接受考驗的時候。

考生忘帶準考證、見義勇為斗歹徒、家長堵路攔車護考、各路人馬競寫作文……似乎每年高考期間都會被這些新聞刷屏，并且每類高考新聞都有相對固定的出籠時間。

6月7日上午，人們正在假裝滿懷期待地等待各省高考作文題目曝光，突然殺出一條扣人心弦的大新聞。

這新聞有多大，看標題就知道了——《重磅！南都記者臥底替考組織此刻正在南昌參加高考》。即使標題里不加“重磅”二字，在這個時間節點，任何人也能一眼看出有多重。

南都在高考第一天第一場就拿出醞釀半年之久的臥底調查，而且細節鮮活、猛料十足，不知道有關部門怎么想，反正讀者覺得特過癮。但隨之而來，在網絡上也引發了巨大爭議：究竟記者有無進考場的必要，是否入戲太深了？

記者臥底高考組織早已多見，但往往都是在進考場之前找機會溜掉，這也是暗訪記者的慣常做法。我們在電視上也看過不少記者臥底調查黃賭毒，在“臨門一腳”剛要踢的時候，記者都會祭出“上廁所”、“家里有點事”等萬能借口，借故離開。既保證自己的清白與安全，也確保遠離倫理爭議。

當然在有些領域，記者入戲深點也不會有爭議。比如2013年有記者為報道醫院亂象，親身體驗男科醫院，報道這樣寫：“沒看見消毒，也沒有潤滑劑，在我意識到探肛將開始時，肛門已經傳來了疼痛。‘哎喲！輕點吧，特別疼！’我大喊，但換來的是一波比一波更加用力的攪動。”生動傳神的描述讓許多電腦前的網友虎軀一震。記者入戲也很“深”，但收獲的只有掌聲和尊重，還有一些同情，沒有人討論記者該不該挨這一下。

2013年6月21日，北京某醫院的宋醫生指著男性泌尿系統結構圖，給記者“上課”。這位為揭露醫院亂象、親身體驗男科醫院的記者，也被網友們稱為“中國好記者”。

替考、黃賭毒、醫院亂象，記者臥底的情境不同，所以涉及到的新聞倫理討論也不可一概而論。黃賭毒，如果記者不及時剎車，是有可能參與到犯罪活動中去的，有可能產生受害者，所以不能入戲太深。在男科醫院獻“菊花”，記者是純受害者，不會傷害到任何其他人，只要自己有犧牲精神，想入戲多深就可以多深，外人管不著。

那么記者臥底高考組織，一臥就臥進了考場，這種入戲太深會有危害性嗎？正如有法律媒體人段宏慶所分析，“記者的替考行為相較其揭發的事情的惡劣程度而言，危害性幾乎為零。（如果記者不去替考，替考組織仍然會找到另外一個人去替考），而記者臥底完成全部過程之后，能夠提供完整證據鏈，這是有意義的。替考本身是違紀行為，組織替考、制造假文件等才是犯罪行為，記者參與替考是用自身冒險涉嫌違紀來揭發犯罪，法理上也是可豁免的。”

具體的法律細節討論可能還會持續下去。我目力所見的大多數分析者和一般讀者，都是對記者贊賞有加，非議者很少。恰恰是媒體圈自己最早掀起關于此事倫理正當性的討論，別人沒說什么，自己先挑起自己的茬。故而有媒體圈的朋友自嘲道：“貴圈太事兒，沒哪個行業像你們這么自省的”。

記者的臥底調查，在進考場之前，已經拿到了絕大多數有用的材料，甚至報道文本已經成型。所以記者正在考場內奮筆疾書寫作文時，東家就在場外發出了驚心動魄的長篇報道。似乎記者不進考場，報道也能發。那么記者進考場還有必要嗎？

首先，我認為，記者臥底臥到考場，并不是添亂，而是有意義的。他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可以驗證入場、監考這些環節是否存在安全漏洞。以往的許多高考弊案都是里應外合，離不開監考者的配合。記者一行人能夠順利用假的證件進入考場，已經說明了漏洞的存在。記者如果不進考場，或許就不會具有那么強的說服力。有關方面看到報道時會說，“他如果再往前走一步，我們肯定能抓住他”。現在板上釘釘，全國人民都在盯著，誰也不能否認禿子頭上的虱子，只能承認問題、解決問題。

人們可以認為記者臥底考場帶有行為藝術色彩，不排除是為了“搞個大新聞”。雖然記者不用“搞”，這新聞本身就足夠大了，即使記者有意為了把新聞搞得更大，這也是可以理解的。

6月7日這天正當人們議論不休之時，曾經的南都記者鮑小東就拋出一篇文章《如果南都記者不臥底考場，后果可能是這樣的……》。他提醒大家，如果這次南都記者不臥底考場，結果可能會和他多年前做的《誰策動了洋縣“替考事件”？》一文所展現的掩蓋情節相似。“那次是事后調查，所以我窮盡一切辦法，試圖掌握完整的證據鏈，但簡直比登天還難！因為所有的責任方，以及當地政府等等機構都企圖掩蓋真相，甚至參與造假！”

同行才最理解同行。鮑小東的這句話尤值得深思——“不顧真實情境，純粹真空狀態下探討記者臥底的倫理，沒有什么積極意義。”國內一些政府部門的作風人們早已熟悉，能推就推，能藏就藏，能拖就拖，總之不見棺材不落淚。在這種國情之下，記者舍身取義，不惜自陷爭議，就為了把真相“哐當”甩到臺面之上，不給責任者留任何否認的余地，做法本身或許可討論，但精神絕對值得點贊！

媒體和記者的付出，只有得到回應和接力，才是真正有價值的。否則再硬的菜，都會放涼了。

這次南都曝光跨省替考團隊，同一天，教育部表示，已責成江西方面迅速核實情況，并請公安機關立案偵查。被替考的考生所有成績將一律取消，并暫停參加高考。參與作弊的大學生將按規定開除學籍。

上述動作在人們的意料之中。接下來，這個被記者選中的替考組織自然會被打掉，這也是可預料的。人們更關心的是，處理考生、打掉替考團伙，然后呢？

不兜圈子，我們說的是腐敗。南都的報道顯示，“槍手”的照片登上了教育網，沒有教育系統內部人的配合，很難想象替考組織能有這種本事。如果最后拋出個程序員或者臨時工，必將難以服眾。

高考替考幾乎每年都有，屢禁不絕，一個槍手倒下去，無數個槍手站起來。不是替考組織有多大的本事，而是替考的土壤何其肥沃，“槍手”只是水面上的部分，水面下的考生家長、學校、教育部門才是問題的根源。不拔掉樹根，砍樹的姿勢再決絕，都擋不住春風吹又生的循環反復。

一篇轟動全國的報道，絕不應該斷頭。之所以事先提醒，是因為有過令人失望的先例。2000年新快報踢爆廣東省電白縣高考舞弊案，之后案犯之一、電白縣原教育局長陳建明被判刑。然而，八年之后，媒體愕然發現，陳建明其實從來沒進監獄一步，如“天外飛仙”般脫離法律懲處。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人們看到了精彩刺激的記者臥底，更要看到替考組織和被替考考生背后的利益鏈條。

發現問題、暴露問題是記者的職責，但是解決問題需要公權力的有效作為。我們希望，“高高舉起輕輕放下”的游戲，切莫重出江湖，畢竟這么多雙眼睛在看著呢。

高考公平是社會公平的重要一環。往小了說，記者臥底、報案，哪怕只為幫助幾個清白的考生上大學，也是有意義的。往大了講，記者戳破一斑，“教育公平”的全部底色都有待重新審視。（西坡）

昨天下午，教育部通過官方網站對江西高考替考一事作出回應，稱已責成江西省有關部門迅速調查核實情況，并請公安部門立案偵查。昨日上午，網絡媒體曝出，有記者臥底高考替考組織，包括記者在內的多名“槍手”正在江西南昌等考點參加高考。

近年來，高考作弊的報道時有所聞，引發公眾對考試公平的擔憂。去年，央視曾曝光一起跨越鄂豫兩省的有組織高考替考案。為了打擊高考作弊現象，今年教育部會同公安部等多個部門，集中開展了“打擊替考作弊”的綜合治理專項行動，但仍在開考首日就曝出替考丑聞，實在令人震驚。

除了社會誠信意識缺失、學生是非觀念模糊等因素外，違規收益與風險的嚴重不對稱是替考猖獗的重要根源。目前對于高考等作弊行為，主要依據教育部的《國家教育考試違規處理辦法》等規定給予處罰，內容包括取消考試成績，暫停參加高考、各種國家教育考試1至3年的處理；參與作弊的在校大學生開除學籍等。而據一位“槍手”所述，考上河南一本院校可收入2.5萬元，考上985頂級院校最高賣過上百萬元。在巨大的利益誘惑面前，替考所付出的成本可謂微乎其微。

盡管教育部門一再強調，對組織替考作弊等行為，一經查實將嚴厲打擊，但某種程度上講，打擊替考依然存在無法可依的尷尬。2002年就啟動立法的《考試法》，至今未有下文。現行《刑法》對于有組織的舞弊行為也沒有具體規定。2012年高考期間，河南開封的張某、李某雇傭在校大學生替考，警方報請檢察院批捕，檢察機關卻發現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組織他人替考為犯罪行為，無法定罪和處以刑罰。

時下，替考已成了全球性的問題，不少國家都采取重典治亂的辦法予以打擊。在英國法律中，替考行為屬于詐騙類犯罪。若情節嚴重，將被判處2年以上徒刑，還會留下終身不可洗刷的“犯罪記錄”。就在前不久，美國檢方剛對15名中國學生提起訴訟，指控其在美國大學入學等考試中采用替考的欺詐手段，最高或被判處數十年的監禁。

此次江西高考替考事件，再次提醒“替考入刑”須加快立法步伐。只有從違紀上升到違法，運用法律手段對其進行懲處，才有望遏制替考等作弊行為，維護高考公平公正。

日前，記者臥底一個高考替考組織，湖北高校多名大學生加入，試圖通過充當“槍手”牟利。據了解，像武漢一些“985”、“211”高校，考上的話，最低層級的槍手也能拿到七八萬到十幾萬報酬。記者已向當地警方報案。（6月7日《南方都市報》）

在武漢幾所重點高校，“槍手”招募廣告屢見不鮮。不論是自考，還是英語四六級，抑或高考，替考已經形成了完整的利益鏈條。高考替考之所以引發廣泛關注，就在于與其他考試相比，其社會危害性更大。高考作為一種人才選拔的制度化手段，承載著公眾關于知識改變命運的厚重期望；一旦機會平等得不到保障和捍衛，高考的價值就大打折扣。

收買“槍手”的買家和“槍手”互惠互利，卻破壞了教育公平，損傷了高考的嚴肅性和權威性。替考通過弄虛作假的手段，催生“劣幣驅逐良幣”，讓一些考生通過作偽的手段獲取了他原本得不到的教育機會，而讓其他遵守高考紀律的考生遭遇利益剝奪和情感傷害。此外，在一個社會信任匱乏的時代，替考切割了高考的公信力，進一步加劇了“信任荒”。

昔日的高考考生，今日的 “槍手”，這樣的角色反差和底線失守，讓人痛心不已。面對“槍手”招募廣告，少數大學生為什么會“集體淪陷”？大學生利用考試技能“尋租”，源于制度敬畏和規則意識的淡漠，源于對公平正義缺乏篤定的文化信仰和價值追求；一旦有機會利用制度和監督漏洞牟利，就將公平正義拋在腦后。

“槍手”要得到學生家長和替考組織者的信任，首先自己還要有一個讓人信服的高考成績。換言之，在激烈的高考競爭中，這些“槍手”大都取得過不俗的成績，進入了一所比較理想的高校。作為高考制度的受益者，“槍手”理應明白高考對于促進社會公平、加速社會流動的重要意味，為何還要鋌而走險地破壞曾經給自己帶來希望和光亮的高考？

大學生在成為“槍手”之前，會有一個反復比較、左右權衡的理性選擇過程。從成本上看，現行法律規范對替考處罰涉及不多、力度不夠導致違約成本過低；從收益上看，少則數千元多則數萬元的收入，對于大學生來說頗具吸引力。更為關鍵的是，“蒼蠅不叮無縫的蛋”，大學生心甘情愿淪為“槍手”，根源于價值追求的錯位和迷失。

不論是試圖迅速獲取財富的投機心理，還是“破窗效應”下的跟風、從眾心態，抑或“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麻木與冷漠，當大學生可以為自己的失范行為找到理由，哪怕是自欺欺人的理由，替考也就逐漸產生了。如果大學生不能在是非對錯上建立有效的隔離帶，替考的非正義性就得不到應有的重視， “槍手”的出現就難以避免了。

【只要有一名替考者最終得逞，就意味著變相剝奪了另一名考生受教育的權利，勢必將消解社會的公平與誠信】

一年一度的全國高考首日科目已經結束。伴隨著各地語文考卷作文題在網上被熱議，媒體曝出的湖北高校大學生江西“替考”一事，成為高考首日的另一個熱點。

且不論記者“臥底”調查是否于法有據，其所披露的事實情節，客觀上的確反映出當地在高考組織、監管等方面存在一定的漏洞，以至于讓有組織的替考行為有了生存土壤。根據曝光細節，相關替考者持有的考生“身份證”“準考證”使用的都是替考者本人的照片，而這些由“上線”提供的證件，基本信息竟然也存在于教育考試院的系統中。據此推斷，如果不是電腦“黑客”所為，那么在考生信息錄入、核驗的某些環節，很可能存在人為漏洞。

根據已經曝光的信息，這次替考行為組織十分周密、風險控制非常嚴格，顯示出豐富的經驗，應非臨時起意；如此瞞天過海、暗度陳倉，該替考組織調動、整合資源的能力，也令人驚嘆。正是當地存在高考組織、監管等方面的漏洞，在分數、金錢等誘惑之下，一條隱于高考洪流之下的利益鏈才有了生存土壤。當居于供求兩端的“不差錢”考生、“想掙錢”的大學生，被實質上起了中介作用的替考組織聯結起來，看上去三方各得其所，并無直接受害者，但是，只要有一名替考者最終得逞，就意味著變相剝奪了另一名考生受教育的權利。更重要的是，社會的公平與誠信被消解甚至重創，每一名社會成員都是成本負擔者和最終受害者。

7日下午，江西省教育廳、江西省教育考試院已及時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有關考生和“替考生”已被警方控制。不可忽視的是，在具體利益面前，只要有尋租的可能空間，就會有人動歪腦筋、鋌而走險，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從2000年的湖南嘉禾高考舞弊事件、2008年甘肅天水集體冒名替考事件，到最近幾年高考所暴露出的作弊、替考行為，都警示人們：只有及時正視問題、檢視漏洞、修補短板，才能不斷用動態舉措去完善制度，讓違法者難以得逞、無處逃遁，最終實現“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肉眼識別身份證、準考證有漏洞，呼吁對監考老師發放識別設備，考場內機器驗證”。這是記者“臥底”調查后提出的建議。根據報道，目前河南、四川、遼寧等地的部分考場已設有指紋檢測和虹膜檢測儀，相關檢查能夠在考生身份證、準考證信息之外，構筑起一道有效防線。類似的信息，非常值得其他地方的教育考試主管部門參考。問題總是和解決問題的條件一同產生，相信只要認真總結教訓、悉心破解難題，高考的組織水平一定能夠不斷向上提升，從而徹底剜除替考這顆毒瘤。

考試公平尤其是高考公平，事關教育公正與機會均等，對一個普通家庭而言，往往意味著上升的路徑、改變的可能。孟德斯鳩曾說，“對他人的公正就是對自己的施舍”。筑牢高考公正防線、維護社會公平公正，這句話值得每個人用心體味。

這可能是史上時間最快一次對高考“槍手”進行曝光的案例。今年高考第一天，《南方都市報》以“現在進行時”的方式報道，湖北個別高校多名大學生加入高考替考組織，試圖通過充當“槍手”牟利。目前，警方已控制代考嫌疑人，江西省教育部門也已介入調查。

早在去年11月，該報社記者即與高考“槍手”組織成員接頭，以臥底方式混入該組織，一路進行跟蹤調查，最終掌握這個高考替考組織的內幕。記者臥底高考替考組織，其中過程想必十分驚心動魄。但相關報道在網上傳開后，并沒有贏得滿堂喝彩，反而出現不少質疑聲音。批評焦點集中于，記者為何不在考試前報警，而是進入考場參加考試。有人認為，記者替考也屬于違法行為。

我對記者以臥底身份參加考試過程，不是沒有疑問。記者若想驗證假身份證件能否混入考場，只需要通過身份查驗環節即可，無須參加考試。但我更想說，對記者調查如何更合宜的討論，不該沖淡對替考事件本身的關注。

高考“槍手”現象，就像高考制度的牛皮癬，是對高考公正性的挑戰與傷害。遺憾的是，這一現象不僅沒有絕跡，近年來反倒隨著高考身份查驗技術和監管手段的升級而更新換代，呈現出組織化、團伙作案的特征。去年曝光的河南杞縣高考替考事件，就牽涉到考生家長、中介人員、槍手以及替考組織人員和充當“保護傘”的有關官員，儼然形成一條黑色產業鏈。

這次曝光的江西替考事件，更多事實仍有待于調查，但從目前情況看，問題已非常嚴重。替考組織采取跨省作案手段，人員分工明確、行事隱秘。尤為駭人的是，其偽造的身份信息竟然保存于江西教育考試院系統，在江西教育網上，還可查詢到照片顯示為替考者的高考學生體檢報告。究竟哪些人在為這個替考組織鋪路，這背后又牽涉到哪些部門，不免讓人有所聯想。

替考組織的猖獗行為，暴露出有些地方高考現場監管的軟肋。如報道指出的，依靠肉眼識別身份證準考證存在漏洞。每年高考，各地都如臨大敵，動用大量人力物力加以保障。據報道，有的地方今年還采取無人機進行監考。為何在至關重要的身份查驗上，手段和技術卻如此落后？各地要做到身份信息聯網識別，相信并非難事。如公安部門和酒店旅館就有身份信息聯網制度，不妨把這些技術手段應用于高考身份查驗流程。

更重要的是，在如何提高替考行為的違法成本方面，一直沒有取得實質性突破。按照相關辦法，找人替考者，考生面臨的處罰是取消本次考試科目成績，最高停考3年；替考者若是在校大學生，給予開除學籍處罰。可對那些主事者如中介人員、監考人員，只是簡單規定參照相關法規黨紀進行處理，其結果往往以行政處分代替法律懲罰。杞縣替考事件中，有涉案人員稱，自己做替考業務3年，“一點事都沒有”。如此，對替考行為又怎能形成足夠的法律震懾力。

道高一尺，魔必須高一丈。江西替考事件警示，是時候盡快出臺《考試法》，以“作弊入刑”等方式抬高替考的違法成本。例如，2010年有內地學生被人請到香港做“槍手”，持假身份證為香港學生應考美國的大學入學考試，結果被當地法院以串謀詐騙罪判刑入獄半年。這并不是說，只要立法規范就能一勞永逸地根除高考作弊、替考等行為，但杜絕這些行為，法律不能缺席，更不能縱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