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消息說，西安已建、在建以及要建的人工湖有28個，湖水面積30平方公里，相當于5個西湖水域，造價總計達百億元。媒體質疑在西北缺水城市造湖的科學性，而且把這事兒跟武漢的湖泊保護問題扯上了，議論紛紛。

武漢湖多，現在的問題是如何保護，當然時不時也有地方在偷偷地違法填湖。西安無湖可護，現在尚處于造湖階段。于是人們產生一邊造湖卻一邊填湖的聯想，想象是某個城市造、填“雙修”。進一步聯想，人們會想到更多的城市：一邊建仿古建筑，一邊拆掉真古董。所有這一切，構成一種拆與建、造與填的雙向運動，給人一種荒謬感。

不明就里的人，以為西安違背自然規律造湖，其實西安造湖不過是一場“復鑿”運動。西安的28個湖，不少古已有之，只是后來淤塞消失了。比如計劃要挖的昆明池，自漢至唐存世950余年。現已部分修復的曲江池，曾是長安人氣最旺的名勝，每年新晉進士要在此舉行“曲江大會”。既然古代有水可蓄，現在重新修鑿，在“科學性”上應該問題不大。

武漢號為“百湖之市”，但填湖并非有人不稀罕一個湖，于是把它填掉。湖是公產，有法律保護著。鐵了心填湖的，其實不是嫌武漢湖多的人，而是房地產開發商。他們填湖的目的，是造地建房，賺錢發財。

根據媒體報道，西安造湖意在湖與土地資源“聯合開發”，提升地價。每造一湖，四周必定高樓大廈拔地而起。這就跟武漢有人違法填湖異曲同工，背后都是經濟動機。一樣的經濟動機，導致兩種截然相反的做法：造湖與填湖。這種反向城市變遷，結果殊途同歸：越來越多的樓盤“團結”在湖泊周圍。

造湖是為了錢，填湖也是為了錢，為了錢可以填湖，也可以造湖。西安現在是造湖，打著“復鑿”的旗號，儼然是要修復城市景觀和生態環境。但造湖的真正目的是吸引購房者，讓他們多掏錢。但環顧國內，一塊地皮十年八年內賣兩次、開發兩次，已經所在多有，只要房價翻番帶動地價飛漲，政府發現有利可圖。按這種經濟邏輯，西安現在忙造湖，將來不是不可能再填湖。

要證明這種造湖、填湖的雙向邏輯演進，其實不難。像南京玄武湖，周長10公里，夠大了，歷史上就是填了挖、挖了填。宋神宗時，王安石任江寧府尹，搞了一個徹底的“廢湖還田”。元朝“復鑿”，至朱元璋時，再次填湖修筑城墻。湖的存在與否，全在乎一時之需。

但湖之于城市，根本的價值在于它是風景，是生態環境。填湖是煞風景的事，更是無知之舉。武漢與西安，都在做湖的文章。在土地開發之前造湖，容易，古人“廢湖還田”，還給了今人“復鑿”的機會；但現代城市形態決定了，于填湖建房之后，再想造湖，那就相當難了。

因為生活在西安這座城市里，所以當官方宣布，未來西安將有28個湖泊的時候，我是比較期待的，希望那一天能夠早些到來。畢竟，傍水而居幾乎是所有人的夢想。遺憾的是，西安的造湖規劃被公之于眾之后，卻招致了不少批評，觀點主要集中于必要性、與地產經濟的關系等幾個方面。

我對經濟、規劃、水利等專業問題基本一竅不通，所以無法評判眾多的批評聲音是否合適，但是，作為這個城市中的一員，我覺得，較之于一個湖泊都沒有的西安，我更愿意生活在擁有28個湖的西安。

最近幾年，因為居住在興慶公園附近，所以公園里的興慶湖畔，是我最喜歡去的地方。每每在樓房中心煩意亂了，我或獨自一人，或攜妻帶子，去興慶湖邊散步，一圈走下來之后，心情總會淡然、平靜許多。

其實不單是我，對于西安的市民來說，沒去過興慶公園、沒在興慶湖邊散過步的人，可謂少之又少；甚至，節假日的時候，興慶公園的人流量會高達十幾萬。也就是說，興慶湖這個西安城中的第一個湖泊，對西安人來說，意義非凡。

大概正是因為這幾年臨水而居的生活，使得以前從未和湖泊有過親密接觸的我，竟然迷戀上了這種感覺，所以在曲江南湖、漢城湖、廣運潭這些人工湖泊建成的時候，我都第一時間跑到湖邊去看；所以在看到28個湖的規劃的時候，我隱約是有些欣喜的。

我理解輿論對于西安造湖的批評之聲，因為這中間含有對政府的監督意味，但我想說的是，該不該造與怎樣來造，絕對是兩個概念、兩個問題。不說別的，現在讓西安人受惠無窮的興慶湖，就是在上世紀50年代動用17萬人耗時兩年建成的。時間證明，西安當年修建這座人工湖泊，絕對是明智之舉。

當然，政府現在修建湖泊，肯定不像50多年前那樣目的單純，還包含有拉升地塊價值、拉動GDP等具體的利益訴求，但是，這些也不全是罪惡呀，如果處置得當，政府和市民同獲好處，又有何不可呢？

有人也許會說，這么大的工程，要養肥多少貪官呢？可問題在于，在當下中國，又有哪一個工程，敢保證沒有人從中牟取私利？而且，這和該不該修建湖泊，又是兩個不同的問題。

每次去西安那些新建湖泊的湖邊游玩時，我總是問自己，如果政府沒建這個湖，會是什么樣子呢？曲江南湖以前是垃圾場、廣運潭以前是垃圾場，漢城湖以前也是垃圾場，護城河就是個臭水溝。顯然，這些場景是每個人都無法接受的。

這些年來，由于權力的作惡，加之個別地方政府胡亂上馬一些巨大建筑之類的形象工程、政績工程，使得公眾對于政府主導的工程，存有本能的警惕之心。但我始終覺得，判斷一個工程是不是形象工程，關鍵要看項目建設是否科學合理、市民接不接受、能否從中受益。

缺水之地，卻想打造成八水滋潤的國際化大都市。怎么辦？十三朝古都西安給出的答案是：引水、修河、造湖。截至今年8月，西安已建、在建、規劃建設的人工湖達28個，遍布西安城區與近郊。西安市水務局一名負責人稱，這28個湖的水面面積超過5個西湖，造價總計達百億元。（9月4日《東方早報》）

常人，無法理解“偉大”的夢。在“28湖繞西安”的大業前，圍觀者多現不可思議之態，遠不若專家和設計者那般信心滿滿。不同人群間情緒狀態的落差，或可歸因于“信息不對稱”：對該宏大工程的資金、水源、可行度等，民眾幾乎一無所知；而運作者即便胸有成竹，論述起來也抽象、漫不經心……

西安造湖，初衷想必復雜。其中，“實用主義訴求”，諸如蓄水、供水一類目的，無疑是一攬子計劃的直接追求；但如今，城建思維，早已越過“實用”階段，反倒更重視衍生價值。本質上說，“28湖建設”乃是一個“景觀生產”過程——地方治理者，用各種手段生造出新景象，繼而制造新的需求，激發新的消費能量。可以想見，未來以湖之名，那些嶄新的城市標簽、印記與傳統，將被不容商討地兜售給市民群體。

所以，在可行性、安全性等現實擔憂之余，“大造湖”所隱含的更深風險是，某些地方的職能者，正愈發肆意地改變城市基因、捏造城市記憶。很多人眼中，將西安打造成水城，本就是無比荒誕的。倘若，真有一天“28湖繞城”，世上也許能多個威尼斯，但“西安特色”卻未免模糊。

在同質化、景觀生產工業化的大潮下，放棄自身傳統，非學別處煙波浩渺、小橋流水，豈非有照搬照抄、水土不服的可能？在價值層面，西安造湖令人難以理解，原因顯而易見：一來，從不存在最優的人居模式，偏執地迷戀“圍湖而居”缺乏實據；再者，公職機構只是城市的“暫管者”，不具備改變“城市秉性”的合理性。

為力挺“造湖運動”的美妙前景，相關負責人一再以“西湖之美”類比。殊不知，以此“壯膽”本就體現出攀比跟風的心態。但西安人乃至所有人都清楚，黃土飛沙較之流水潺潺，確乎別有一番韻味。而模板化的景觀生產，即便自詡高遠，也難免有形無神。當然，剖析“28湖工程”，或許還無需拔高到文化的層面。誠如一些人所相信的，那些世俗的計較、創收的沖動，才是一切肇因。

一個被普遍接受的事實是，今天的中國依舊處在傳統與現代的交匯期。當人們的思維方式、生活形態在與傳統進行告別之時，作為現代化典型產物的城市景觀，同樣也在向過去招手。一個多世紀以前，中國的城市化便進入軌道，并勃興于民國中后期，1978年之后，搭上了疾馳的列車，至今方興未艾。

在城市化的進程中，通過設置各種開發區、產業園、科技園，運作各種大手筆的項目，進行拆舊城、造新城、拆老樓、建高樓的行動，從而改造了城市的景觀，這些手法已經在過去的幾十年中，被大城市的主政者所熟諳。僅在近日，就有大量此類新聞充斥人們的眼球。開封，這個北宋古都未來的計劃是斥資千億再造一個“汴京”；而十二朝古都西安，則大肆進行造湖運動，據悉目前擬建、在建和已建的人工湖數量已經達到28個；蘇州，位于金雞湖畔，矗立于蘇州新老城區之間的“東方之門”，因為形似“秋褲”，而引來了網民們的嘲諷；長沙，目前傳出的消息是，擬建的世界第一高樓，即838米的“天空之城”大廈已經在進行環評。

毫無疑問，城市的名單可以一直接續下去，各種炫目的新城、新樓也會讓我們應接不暇。對于主導中國城市空間改造的兩股基本力量———政府和資本而言，拆掉一座舊城，建造一座新城的沖動永遠都是那么強烈。而在一場場轟轟烈烈的造城建樓運動背后，隱匿著的則多半是權力與資本勾連的現實。現有的官僚考評體系中，發展仍舊還是硬道理，而體現發展的途徑則來自于兩方面，即報告表上的經濟數據和城市面貌的煥然一新。需要指出的是，后者更為顯性，也更容易被展示。例如長沙的世界第一高樓，執政者的意圖便在于確立一座城市的地標，打造一座城市的新名片。

更何況，通過大手筆的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已經被各級政府屢試不爽，甚至有學界的聲音介入，力圖將其理論化為一種“模式”。當然，發展的果實并不由政府獨享，作為以利潤為目的的資本市場，也不可能作壁上觀。在西安，造湖計劃所需要的經費超過了百億，但政府僅僅擔負其中的1/3，剩下的2/3都是由資本市場來應付。而正如媒體所揭示的，造湖計劃背后佇立的依舊是一幅“地產美卷”，通過改善“環境”，房價的拉升將指日可待。

但在名義上，城市畢竟是大家的。盡管普通民眾影響城市景觀變遷的能力已經在這個時代變得微乎其微，不過在話語上，權力和資本依舊尋求著與城市傳統的對接。從開封市領導放言“開先、復古”，到西安造湖運動所宣揚的“恢復‘八水繞長安’的情景”，再到蘇州“秋褲門”中，開發商辯稱的“從‘老蘇州’邁向‘新蘇州’之門”，對于城市傳統的再建構，已經成為城市景觀改造的必備功課。盡管深究下去，這些新城新樓往往和傳統沒有半毛錢的關系。

在城市改造的主導者眼中，這些大手筆無一不彰顯著盛大之美，雖然在這些盛大景觀背后，是一個個被淹沒的個體。在迅速猛烈的城市空間改造進程中，普通居民的生活空間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個體的生活方式、節奏都被宏大景觀背后的推土機鏟得七零八落。熟人社區被徹底打散，陌生人的社會騰空出世，并朝著冷峻逐利的方向行進。從此以后，城市的居民對于城市的認同不再是那些細膩的、微觀的，深入城市肌體的弄堂、小院和石板路，而是一座座全球類似的高樓大廈。

在權力和資本的裹挾之下，改造城市景觀是如此的輕而易舉。然而，對于城市的居民而言，重新勾畫出自己對于這個城市的認同，卻沒有那么容易。面對林立的高樓和新城，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幾近于漂浮著，卻并不能真正落地。關于一座城市的獨特印象，似乎只能永遠貯藏人們的記憶之中。而這些記憶相對于抬頭可見的盛大景觀，卻又顯得那么的微不足道和不值一提。

極度缺水之地，卻想打造成八水滋潤的國際化大都市。為此，十三朝古都西安只能引水、修河、造湖。依據規劃，西安今年將在西南郊破土動工水面面積達10.4平方公里的人工湖——昆明池，相當于人工挖出兩個西湖。截至今年8月，西安已建、在建、規劃建設的人工湖已達28個，造價總計達百億元，遍布西安的城區與近郊。（《東方早報》9月4日）

漢唐時期“八水繞長安，九湖映古城”的盛景著實讓人向往，不過，暫且不談投資百億帶來的公共財政負擔，一個簡單卻無法回避的問題是，水從哪里來？

西安的年降水量遠低于蒸發量，1951年以來的年降水量總體呈下降趨勢，一般維持在年550mm左右，尤其進入上世紀90年代以后，降水銳減，處于干旱期，出現1995年（312.2mm）和1997年（362.0mm）的干旱年。2000年之后，降水量較穩定，較90年代略有增加，但即便是2003年884.1mm的降水量，依然屬于干旱。

西安人均水資源不到300立方米，僅相當于中國人均占有量的六分之一，是世界上著名的缺水國家以色列的三分之一。而按國際公認標準，人均水資源低于1000立方米即為嚴重缺水，低于500立方米的為極度缺水。

如果考慮到西安近年來城市化進程加速、人口承載也不斷刷新歷史紀錄等因素，則西安對于水的渴求更是強烈，其水資源缺口也日漸加大。如此窘境下，恢復“八水繞長安”有多少可行性？寄望于抽取地下水，也得有水可抽。事實上，為了打造世園會水景，西安近年來向地下要水的力度已相當之大，超采嚴重，很難持續下去。而遠程引水囿于巨額投資、水源地不夠理想等實情，也非現實之舉。

西安市政府有再造昆明池的宏愿和投資百億元的勇氣，可到底如何解決水源問題？這一宏大決策在出臺前，當地政府是否經過了縝密調研，有沒有經過嚴格的環境測評？

8月30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8次會議分組審議《環境保護法修正案（草案）》時，部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即建議，修改環保法應完善環境影響評價制度，特別是環評編制的過程中，要讓公眾充分表達意見。因此，讓公眾充分表達意見而不是只由政府拍板，其關鍵在于，決策要科學、公開，不能過于隨意甚至完全由長官意志來決定城市的未來發展路徑。

據報道，西安市造湖的決心之大、速度之快，甚至超出了部分水利專家的預料。今年8月中旬，李啟壘等多名研究、參與西安市水務建設的專家向記者表示，自己也是在看了報紙報道后才知曉西安將有28湖。專家如此，則普通民眾更是難得與聞。

早在2010年西安在京召開世園會新聞發布會時，時任市長即回應媒體稱，西安不是一個缺水的城市。不知這樣的底氣從何而來？

多水的城市填湖，缺水的城市造湖，城市管理者為什么總愛做這種違反自然常識的事情呢？一個城市的發展，決策過程缺失了民主，結果如何能保證科學？

據《東方早報》報道，西安今年將破土動工水面面積達10.4平方公里的人工湖——昆明池，相當于人工挖出兩個西湖。修建昆明池，只是西安“造湖運動”的一個縮影。截至今年8月，西安已建、在建、規劃建設的人工湖達28個，湖水面積30平方公里左右，超過5個西湖，造價總計達百億元。

今年8月前，西安水利部門還只是宣稱，將用5至10年時間建設改造“八水九湖”，8月16日就迅速變成了28湖；2011年底，昆明池規劃水面面積還只有4.5平方公里，今年卻一下飆升至10.4平方公里。西安造湖的“魄力”之大實在令人稱奇。

錢從哪里來？水從哪里來？如何確保水質不變臭？又如何確保人工湖不會在造湖熱情過后再度干涸？所有的這些問題，讓旁觀者很著急，城市規劃者卻一心只想著恢復一千多年前“八水繞長安”的勝境。

與極度缺水的城市掀起造湖風潮正好相反，一些多水之城反而在挖空心思地填湖。據《人民日報》等報道，近年來，武漢內環最大湖泊沙湖不斷被填湖、蠶食，湖邊蓋起了大量的商品住宅，沿岸經常被渣土堆積，面積逐年縮小，從以前上萬畝的“水晶湖”，縮減到如今119畝的“城市之淚”。

多水的城市填湖，缺水的城市造湖，城市管理者為什么總愛做這種違反自然常識的事情呢？武漢填湖的理由比較直接，就是為了開發房地產。填湖得來的土地，幾乎均被價格不菲的商品房樓盤盤踞。

而西安之所以打定主意要與大自然“大戰風車”，顯然不可能只是為了滿足恢復歷史美景的夢想，而是和武漢填湖一樣，看中了水和土地資源聯合開發的價值，尤其是拉升房地產開發。西安東郊新挖的雁鳴湖修建尚未完工，周邊已房產林立，且房價不菲。

顯然，西安造湖的大筆資金，很大一部分最終都要依靠賣地蓋房的錢來湊。說白了，這仍然是一種土地財政依賴，只不過更換了一身更光鮮的外衣罷了。

城市管理者，或者造湖或者填湖，算盤不能都只打向房地產開發，地方政府決策應更科學、更理性。遺憾的是，武漢沙湖沿岸的居民紛紛表示，“很多事情都沒有得到過事先通知”，“很多工程都是開工之后才知道”；而西安的造湖“大躍進”，說造就造，說變就變，甚至一月一變。其背后之狂躁，決策的非理性，可見一斑。

一個城市的發展，決策過程缺失了民主，結果如何能保證科學？誰能保證轟轟烈烈的“造湖”之后，換了一任官員，不會再變成轟轟烈烈的“填湖”？

當前正處經濟持續調整之際，地方政府主導的新一輪投資熱潮已經來臨。有數據顯示，迄今至少有13個省市宣布了逾10萬億元的投資額。在此背景下，城市造湖運動與填湖運動，更加值得認真審視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