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闖紅燈，全家學交規”超出公民義務

近日，為震懾電動車闖紅燈違法行為，三亞交警日前創新舉措，發現、鎖定闖紅燈違法行為人，跟蹤到家到單位，組織其全家人、單位同事集中學習交通安全相關知識，讓違法者意識到行為的錯誤性。據悉，此舉效果明顯。但也有意見認為，法無授權不可為，此舉超越了法律對交警的執法授權，是越權行為，不應該提倡。

應該說，法治宣傳、法治教育是推動法治、營造法治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條規定：“各級人民政府應當經常進行道路交通安全教育，提高公民的道路交通安全意識。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及其交通警察執行職務時，應當加強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規的宣傳，并模范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規。”由此可見，在執法過程中，交警對違法公民進行交通法規上的宣傳教育，是法律有授權的。先哲孔子也說過“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很多被處罰的當事人表示以后遵守交通法規，不再做讓鄰居和單位同事“瞧不起”的闖紅燈違法行為，也就是產生了“有恥且格”的效果。可以說，通過宣傳教育，讓違法者知道自己的錯誤所在，產生羞恥之心，是實現法治的重要手段，也是教育與懲罰、德治與法治結合的行之有效的治理措施。

但問題的關鍵在于，假如所謂的“宣傳教育”已經實質上構成了對公民權利義務的限制，構成了法律意義上的負擔，那么就應該另當別論了。尤其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十八條規定“對道路交通安全違法行為的處罰種類包括：警告、罰款、暫扣或者吊銷機動車駕駛證、拘留”，并沒有類似通報批評的處罰方法。雖然交通違法有錯，但罪責相當、處罰法定是法治社會應有的共識，公民的其它權利，比如隱私權、名譽權并不應該受到侵害。便衣蹲點采用執法記錄儀對交通違法行為人進行曝光，就有可能侵害違法者的隱私權。組織其全家人、單位同事集中學習交通安全相關知識，在“宣傳教育”的層面上并無不可，但如此“以案說法”并不是單純地知識宣講，而很可能會影響到該當事人在家庭、單位里的評價，對其造成實質上的負擔。

所以，從法治的角度來說，爭論的焦點并不在“宣傳教育”，而在于是何種性質的“宣傳教育”。發放《電動自行車文明安全出行手冊》等宣傳單、家庭小范圍內的警示教育，都沒有超越法律授權的內容。以身邊事為典型“以案說法”，又以親情為紐帶加強法治教育，是法治工作的創新，實踐中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將當事人姓名、單位、違法事例通過公眾媒體曝光、在單位、社區等進行大規模宣傳，恐怕是超越了法律的授權，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權利的。“一人闖紅燈，全家學交規”，還須回到法治的軌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