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監管和公眾監督聯手，舌尖才能更安全

27日，福建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通報了我省“福喜事件”的最新調查情況。針對“福喜事件”，目前福建省共出動執法人員1336人，就地封存百勝、麥當勞等涉事企業從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采購的問題食品，并約談涉事企業相關負責人，簽訂食品安全承諾書。（東南快報 7月28日）

福建省對涉及“福喜事件”的洋快餐進行調查，約談負責人，簽訂承諾書，盡最大程度保護市民舌尖上的安全。只是，這是事后監督，如果能形成事前預防機制，市民對食品安全可能會更放心。

從發達國家經驗來看，保證食品安全的辦法有兩個，一是政府監管，二是公眾監督。在國內，政府監管包括很多部門，以食藥監為主，衛生、質監等為輔，基本形成完整的監管網絡，但總是出現漏網之魚。公眾監督則是形同虛設。按理說，市民對自己的健康最負責，但是缺少監督食品企業的辦法，一般由半官方半民間的消費者協會幫助維權，或者向食藥監等部門投訴。只有間接監督，沒有直接監督，再加上法律跟不上市場需求，對違規違法食品企業懲罰較輕，店大欺客已成常態。

這意味著，只有政府監管和公眾監督聯手，食品安全才能有保障。可是，我國民眾卻呈現出個體化的狀態，即便存在個人維權渠道，也需要耗費不成比例的時間、金錢成本，得不償失。之前，最高法表示，消費者知假買假可以照樣索賠，但這種懲罰性賠償并不多，最多十倍賠償，對企業來說不過九牛一毛。

我們常常感慨，國外公眾遭遇食品安全事故，竟然能獲得百萬千萬美元賠償。這是因為，他們擁有組織化維權的方式，可以對無良企業進行公益訴訟。只要某一個消費者發現過期肉，他就可以代表所有消費者起訴，并提出堪稱天價的懲罰性賠償。在食品安全事故中，公眾是“小額多數被害”，每個人的損失并不大，但加起來損失很驚人。公眾分別維權代價大，只有組織起來才能成功。

目前，我國法律由于跟不上社會發展，消費者個體還沒有公益訴訟的權利，這就需要革新保護公眾的法律法規。公眾監督組織進行公益訴訟，才能對政府監管、行業自律形成巨大壓力。讓食品企業為疏忽付出巨額代價，他們才會選擇遵紀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