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草莓”性侵案的未竟之問

近日，一個名為“平頂山兩歲草莓”的微博備受關注。博主田女士稱，女兒“小草莓”兩歲多時在幼兒園遭性侵，被告一審以猥褻罪獲刑四年半。田女士認為量刑過輕，且稱未得到民事賠償。同時，這位單親媽媽在微博中針對本案發出了三個疑問：猥褻罪是否屬罪名不當？幼兒園是不是公共場所？為什么沒有民事賠償？

一位單親媽媽，將自己女兒的難以啟齒的遭遇公之于眾，以求女兒得到幫助，這堅決的三問無疑藏著深深的心酸與無奈。我們期待“小草莓”的身心能得到痊愈，正義得到伸張。但面對性質惡劣的性侵女童案件，幫助與保護不能止于個案，對相關問題的追問也不能止于這“三問”。

就本案一審判決而言，田女士認為猥褻罪量刑過輕，其堅持自己女兒遭到了強奸。關于這一點，有法律界人士以臨界點的概念做出專業解讀——如果事實真如“小草莓”所述，應該定為強奸罪。對于一個被性侵長達一年之久的小女孩來說，她所受到的傷害，極有可能成為伴隨一生的陰影，是“強奸”還是“猥褻”，對她身心造成的傷害難道能量化出一個高下嗎？

如果二審依然沒有認定被告人王延枝存在強奸行為，或者沒有認定幼兒園屬于“公共場所”，我們顯然不能因此就認為“小草莓”比那些遭到強奸的幼女受到的傷害要輕。然而，對于被告人來說，猥褻的“好處”卻顯而易見——根據一審判決，王延枝最高處５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強奸罪最高可以被判處死刑。

所以，不管是強奸還是猥褻，對幼女造成的傷害往往是難以估量和比較的，但是作案人需付出的代價卻異常懸殊。由此，我們要追問：無論是從保護未成年人的角度還是從震懾犯罪的角度，相關的法律法規在傷害的認定、量刑等細節上，是否有改進的空間？畢竟同樣的傷害，必然要適配同樣的代價。

回到本案，梳理訴訟的過程，也能發現一些明顯的疑點。有媒體披露，田女士稱辦案警察一共換了三批人，“發現新證據，總找不到人反映，警方也沒有就關于強奸的問題展開偵查”。

有法律界人士也發現，田女士母女因為沒錢而申請法律援助，其被指定的代理律師，與被告方之一的新華區教體局代理律師屬同一家律師所，甚至到了二審階段還如此，“這明顯不妥。”

可以說，偵查的過程就存在疏忽，而訴訟過程存在違法違規卻沒有被制止，這些細節明顯都對被告人有利。聯想起該幼兒園作為無證幼兒園依然能營業，人們有理由追問：園長夫婦是不是確實有什么“能量”，找到了“保護傘”在暗中袒護？這樣充滿疑點的過程，事關司法公正，需要相關部門跟進和徹查，并及時回應網民的疑問與關切。

除此之外，本案還有一處細節非常值得社會重視，就是早在“小草莓”剛入園不久，就發生了性侵行為。然而，當事人并沒有意識到這種行為的嚴重性。這不禁讓人想起其他一些性侵幼女案中，都是相關當事人羞于啟齒，沒有及時報警，反而遭到了更大的傷害。

有鑒于此，有必要從法律的層面讓事先震懾與事后懲罰同樣重要，提高作案者的犯罪成本，無論是否在“公共場合”。同時，也應該通過宣傳增強孩子和家長的維權意識，當受到類似性侵的傷害時，忍讓只會換來更大的傷害，只有及時報警，才能把傷害停止在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