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不扶老人”終究是良知問題

老人摔倒了該不該扶，再次以一個極端案例，成為中國人不得不面對的巨大道德難題。

廣東省河源市東源縣漳溪鄉村民吳偉青自殺了，之前幾天，他陷入痛苦：他堅持自己扶起了一位摔倒的老人，老人和家屬堅持他是肇事者。有關報道稱，他用自殺以證清白。

網上充滿了對老人及其家屬的指責，相當多的人甚至認為去扶摔倒老人就是自跳火坑。這是容易理解的。揆情度理，一個人以自殺證明沒有說謊，足以證明他的委屈。何況還有報道指出，老人在一些場合承認是自己摔倒的，誣陷吳偉青是“實在沒錢看病”。

情理推斷并不能成為結論，河源警方等相關方面據稱已在全面調查，我們希望在這一具體事件上能辨明是非，償還公道。但我們并不認為依靠警察、法律和養老制度完善等熱點討論，會是這一道德難題的最終解決之道。

無論事情引起怎樣的關注，老人摔倒還是被撞倒，都是小事常事，類似的小糾紛每天都在不斷出現，我們不能指望警方等機構能監控到社會各個角落，并能運用偵查技術手段弄清每起小糾紛的是非曲直。那是社會付不起的警力成本，也是需要警惕的過度監控問題。

也有人說必須要讓訛詐者付出法律代價。這主意看起來不錯，但前提是弄清是非。有老人會誣陷幫助他的人，也可能有撞人者反誣老人訛詐。從已有的幾起法律判決來看，事實取證非常艱難，倒常常是“葫蘆僧判葫蘆案”，反令社會道德更加不知所從。況且，此類事件的訛詐入刑，量刑標準是什么，以此推理，說謊者都得進班房，豈不成了苛刑峻法的社會。

還有人抓住“實在沒錢看病”這句話，認為有完善的養老保障，這個難題就解決了。這是“窮人更容易不道德”的邏輯，與高薪能防止腐敗一樣，根本站不住腳。

看到老人摔倒，打電話讓警察來扶，被認為是一條國際經驗和當下最理智的做法。我們不知道哪個國家會是這樣的場景：看到老人癱伏街頭，人們紛紛掏出電話，而不是俯身伸手。連這樣細小的善行都需要國家承擔，人與人之間還有善良情感可言嗎，我們還能奢談文明社會嗎？

法律和制度都是社會不可缺少的，但它們不能包治百病，法律和制度的前提是道德良知，我們不能想像一個連老人摔倒都不敢扶、一個許多人對說謊無所顧忌無所羞恥的社會，能建起一套完善的法律和制度體系。

老人摔倒要不要扶，實在是個讓人羞愧的道德選擇題，然而它的確成了我們的現實難題。我們不能靠個案正義的恢復、無奈的理智去解決它，雖然這些在短時期內都有用。終究還是要回到良知建設上，為什么輕易就可以選擇逾越道德底線，為什么構陷他人獲取利益沒有良心不安，反而被許多人視為當然之道？我們什么時候丟失了一些基本的道德良知？

道德良知建設不能建立一個沒有說謊者的烏托邦，但會讓許多人心中有堅守，有恥感，會讓誠實善良、扶助他人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風氣，也會讓“扶不扶老人”這樣可笑可悲的命題出現得越來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