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王寶洺所說，入院時，醫生徐文對他非常熱情，并多次口頭承諾對治療他的喉癌很有經驗，只是小手術。同時告訴他，在徹底切除單側聲帶后，不會影響說話，也不會影響他日后的講課。但術后，徐文卻告訴他手術沒做徹底。這還不算，徐文還偽造了手術記錄，在術后也沒有采取任何有效的補救措施，對他進行“醫療欺詐”。徐醫生的過失顯而易見，一是輕率給病人承諾；二是草率給病人手術。這一“輕”一“草”，難道不是在拿生命在當兒戲嗎？醫德淪喪至此，醫患關系緊張也是在所難免。

病人相信醫生，正如教徒相信牧師一樣，病人愿意將身體交給醫生，教徒愿意將靈魂交給牧師，這該是多大的信任啊。在這種最需要安全感的行業里，信任的缺失無疑是可怕的。往近里說，是病人不敢來看病，醫生不敢來上班；往遠里說，醫院將和屠宰場、集中營一樣臭名遠揚，引發整個醫療行業鏈的集體性坍塌。

醫患糾紛一直是作為社會問題而存在的。從陰晴不定的掛號費到高昂無頂的藥價再到魚龍混雜的醫療賬單，老百姓一直都承受著“看病難”的苦楚，而如今即使有錢看病，又不得不面臨“病越看越糟”的新問題。這簡直是在把病人往絕路上逼。醫生徐文的遭遇是值得同情的，但我們的醫院，我們的社會，在譴責行兇者的同時，是否也該痛定思痛，好好反思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