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四川省人大召開《四川省城鄉環境綜合治理條例》立法座談會，參會人員提出，部分條款違法成本太低，比如擬最高罰200元的隨地吐痰，“應該以最高2000元的處罰給予重罰”。隨即，網站對此發起網友投票，超過七成的網友認為，最高2000元的處罰太多了。（見2011年7月14日四川在線）

誠然，為美化優化城市環境建設，科學文明地管理城市，爭創文明衛生城市，各城市實施了“以亂治亂”、“以罰治亂”、“高罰治亂”的管理格局。如公共場所禁止吸煙、嚴禁亂扔垃圾、嚴禁隨地吐痰等，統統均以“罰單”和“高罰”代替“原生態”的文明勸導執法。今日之四川隨地吐痰開出二千元的高罰單便是最好的詮釋。

如果說，一口痰價值二千元的話，這張嘴真該抽；一口痰罰款二千元的話，別怨痰貴，只怨嘴賤；一口痰的文明標簽到底值多少錢？五毛太低，也拿不出手，再說，還抵不上一張開罰單的單據成本費。若一口痰真要罰款二千元的話，那這文明和道德的標簽到底價值幾何？

假設，我們細算一筆賬的話，如果拿這二千元去購買衛生紙，將其拉開則可鋪設好幾公里長的道路，足夠吸走地上所有的口痰。然而，四川為何要將隨地吐一口痰的罰款“標的”上升到二千元呢？還有，城市管理部門不能借高罰款“捆綁”自身的責任。這很值得物價部門、管理部門、衛生部門、財政部門、市政部門好好地協商與商榷商榷。

顯然，四川為集中整治和管理城市“環境之亂”，在公共場所隨地吐痰，提出了“應該以最高2000元的處罰給予重罰”的議案。這也就意味著，如果隨地吐一口痰，很有可能要付出二千元錢的代價。這種管理“招數”其本身毋庸置疑。

曾有人戲言，我國既是經濟大國，也是人口大國，還是臟話大國……還可堪稱為“吐痰大國”。記得，2007年俄羅斯媒體發表了題為《為什么中國人要隨地吐痰》的文章，將隨地吐痰視為中國的“民族災難”。這篇文章名為“隨地吐痰調查和追問”，實為狠狠地抽了幾下中國人的嘴巴。

的確，隨地吐痰已成為我們城市管理和公共場所管理的一大惡習，相關部門也出臺過不少措施，比如要求隨地吐痰者將地面清潔干凈并處以小額的象征性罰款，但效果都不大。因此，面對如此多的人缺少公共環境責任感，或許對隨地吐痰采取重罰的方式，有可能是根除該惡習的一個無奈的舉措之一。因為利益的驅動往往是決定人們行為的主導因素。所以，“識實務”的四川則提出了“高罰治惡習”的城市管理議案。

還有人反應了一個奇怪的現象，不少中國人出了國，馬上改了隨地吐痰的毛病。這難道與國外整體社會風氣有關，但不得不承認，一些國家新鮮的空氣讓人不容易起痰。這同時檢驗和考驗著我們的城市管理部門還要把環保工作做得更扎實更細致更全面更務實一些。

有統計數據顯示，多數城市管理者認為，罰款金額就高不能就低。因為，治痼疾需用重典，要罰就要罰重一點，讓人覺得“這口痰好貴”，才能起到警戒的作用。還有人認為，建議對個人的罰款和集體的罰款要有所區別，個人以教育為主，對于那些屢教不改的則要重罰。另有調查數據稱，隨地吐痰多數是一些沒有良好衛生習慣的民工等流動人口。因而，挨罰的大多是民工，還有生活水平較低的城市居民……還有，可笑可恨可氣的是，曾也有人被現場罰款后滿不在乎地掏出一張大票子說，不用找零，立馬又吐幾口，看似讓人哭笑不得，實為一種文明素質還未得到全面普及。這是管理者的悲哀，更是國人的悲哀。所以說，這都離不開我們的宣傳和教育。

綜上，立法，特別是城市文明管理的立法，更要以人為本，制定標準固然重要，貫徹實施更加重要，既要考慮對老百姓的制約，還要考慮到政府的責任，還要考慮到民眾對罰單的承受力，更要考慮到城市管理和居民的綜合因素等。政府在嚴格執法的同時要加大投入，完善公共衛生設施，讓老百姓更方便，才能從根本上促使人們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顯然，以高罰款代替文明執法，作為管理部門將自身的責任和職責“捆綁”到高罰款中去。這實際上就是行政執法“不作為”的一種表象。（熊傳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