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遺憾的是，在目前的態勢下，第三類問題似乎主導了公眾和媒體的關注，反而屏蔽或弱化了第一、二類問題的重要性及其解決的討論”。

撇開《法制日報》文章不提，筆者通過對一系列“被精神病” 事件的考察發現: 媒體的報道、評論雖較為客觀、理性、公正；但論題過分聚焦于“被精神病”個案；而對我國精神病患者、精神衛生知識等的關注與報道明顯偏少與不足。社會不止需要“被精神病”的信息，我們需要更多的知識與信息。正如5月12日的南都社論所說，我們需要救贖的何止精神病診治領域。

筆者以為，公眾和媒體應適度介入“被精神病”輿論。媒體應該反思的是，媒體除了在徐武“被精神病”等極端個案中發揮輿論監督或環境監測的功能外，是否確保了自己的言論是冷靜、客觀、中立同時也是適宜的？

媒體及公眾是否應對“被精神病”這一輿論做出適度的反思？李普曼說“我們的公眾輿論是間歇性的同各種情結發生著聯系，同經濟利益、個人仇恨、種族偏見、階級感情等聯系在一起，它們以各種方式歪曲著我們的想法和我們的言談舉止”，此當引起我們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