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紀委和組織部近日聯合公布了260名紀委書記、組織部長手機和郵箱，目的是為防止換屆選舉時期的不正之風，方便老百姓監督舉報。但據記者抽樣撥號統計，公開的手機號接通率不足四成，接線官員稱騷擾電話多。（新京報3月22日）

公布領導電話，不是新招，說是全國首例，其角度不過是指，在防止換屆選舉不正之風方面算是從未有過的創舉。只是，這種把官員推上接受舉報前臺的舉措，真的合適嗎？而抽樣統計的接通率不足四成，又是否能成為官員敷衍塞責的最好證據？

必須承認，即便是個普通人，面對手機里每天層出不窮的陌生電話，也會不勝其煩。甚至報道里也說，公布手機后，官員接到的大多不是對選舉不正之風的舉報電話，而是媒體記者來電。這些與工作無關的試探電話，是不是本來就對他人構成了騷擾？官員到底有沒有手機號、家庭電話的隱私權？我認為是有的，因為公事可以打辦公室座機，而手機常常意味著私人空間。當然，在中國人看來，手機存在的意義，就是更方便地聯系工作，可抽樣的33人中，3人手機關機，沒有關機的30人中，16人無人應答，這能說明什么？開會不方便接聽，或者正好有事離開，每個人都不能保證手機來電一個不拉地接到。

換屆選舉不正之風，之前肯定出現過，且很嚴重，故才祭出這招。這是地方政府改革的新困境，寄托于程序上的反復顛覆，來暫時緩解來自底層的民意壓力。在不同領導倡導的不同形式之后，帶來一時新鮮和改變，之后就歸于沉寂。但問題的根本——渠道不通暢的弊端，并沒有得到任何解決和處理。一輪輪貌似潮流的改革下，無非是將現代政治文明的法治，回歸、倒退到寄托于領導個人的人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