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青年報記者就教育領域的一些熱點問題，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委員、教育部原副部長吳啟迪女士進行了獨家專訪。面對“高就業率并沒有大幅度提高職業技術教育的聲望”的問題時，吳啟迪說：“大家都希望小孩能上本科，甚至研究生，這是非常明確的。我們的干部子女，有幾個去讀職業學校？可見職業教育并不吸引人。”(12月21日中國青年報)

“我們的干部子女，有幾個去讀職業學校？”如此話語從一個高官口中說出，在筆者看來，意味著這種現象已經呈現出蔓延的態勢，隱藏在話語中的焦慮心情也是可見的。這當然能讓我們聯想到總理溫家寶的話語：“過去我們上大學的時候，班里農村的孩子幾乎占到80%，甚至還要高，現在不同了，農村學生的比重下降了。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

二者聯系起來解讀，在筆者看來，“我們的干部子女，有幾個去讀職業學校？”就是一道社會題。有關調查也證實了這點，《中國城市高中生的家庭背景調查》課題組負責人王雄介紹說，“來自政府管理者、企業管理者與專業技術人員等傳統和新興的優勢階層的子女獲得了最多進入重點高中的機會，而社會弱勢階層享受優質教育資源的機會則逐漸減少，尤以工人、農民的子女下降最為顯著。”種種事實顯示，富人群體、權貴集團有日益壟斷教育優質資源的趨勢，并且，正想方設法謀取更大的競爭籌碼，而在這種關乎社會流動正義的事情上，弱勢群體基本上是失語的，是孤獨無助的。

“貧二代”、“拼爹游戲”在對社會作出無情總結的同時，我們發現，個體的命運不依托于努力和奮斗而是一些先賦性因素在發揮作用——家庭背景和社會資源等。在一個日益嚴重的文憑社會，教育對個人的社會命運產生著強烈的影響。那么，在貧富差距擴大化的當下，家庭收入不平等，通過子女教育消費滲透進子女教育的不平等，借助于教育的社會分層器功能，教育不平等便直接轉化為社會不平等。長此以往，經濟、教育、社會三種不平等，在家庭的代際之間相互強化、不斷傳遞，進而導致社會分層的代際復制和自我強化，社會不平等逐漸轉變為累積性的不平等。“我們的干部子女，有幾個去讀職業學校？”的背后，就是這種代際復制的固化。

更應指出的是，當下，我國相當一部分人不但不能保持原有的社會地位，反而向下流動，凸顯出權力代際傳遞固化的影響。而且，這種分化呈現出結構性分割的跡象，特別是中下層成員向上流動的機會和可能性在大幅減少，而階層的代際傳承性開始顯現。種種跡象表明社會已經呈現出固化的危險信號。這是公眾關注“我們的干部子女，有幾個去讀職業學校？”給我們的啟示，認識不到這點，在筆者看來，很可能進入迷途。

“父親就業時代”的到來，在筆者看來，就是權力代際傳遞日趨固化的通俗表現，而社會底層群體改變命運的艱難和其子女進入正常社會流動渠道的困境，則是有目共睹的事實。誰可以進入高收入行業呢？有研究表明，有權力背景者進入高收入行業遠遠超過了有教育背景和商業背景者，這也是權力代際傳遞日趨固化的明證。這對政府和社會來說是一種挑戰。

“我們的干部子女，有幾個去讀職業學校？”是一道社會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