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廣東警方公開懸賞通緝50個命案逃犯,其中約三成逃犯的年齡在20歲左右,甚至包括三名“90后”。輿論普遍認為青少年犯罪率上升,但司法部一專家卻有不同觀點,他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認為近年來青少年作案人員占刑事犯罪作案人員的比重基本上持下降態勢,而輿論認為青少年犯罪率上升主要是青少年犯罪絕對數的增長。

姑且不論輿論的感性認識和專家的統計數字之間為何出現這種不一致,單就青少年犯罪本身而言,社會的關注度相較成人更高,尤其是少年殺人案件,無論是07年汝南少年還是去年17歲少年的分尸日記都引起很大關注。人們對成人世界的殘酷斗爭“習以為常”,卻對少年殺人有更大的同情和惋惜,這是犯罪主體的特殊身份使然。畢竟,青少年被譽為祖國的“花朵”,“花朵”涉案,于整個社會都是巨大的警示。

這次廣東公布通緝名單,外界一個重要關注點是為何這些殺人青少年多來自農村,農村青少年問題再度成為被關注的焦點。由于父母長期在外打工,留守少年兒童在成長發育的關鍵時期,缺少父母情感上的呵護,也無法得到父母在思想認識及價值觀上的引導和幫助,極易產生價值上的偏離和心理發展的異常,一些人因此出現心理問題而走上犯罪道路。盡管父母對于兒童的教育極為重要,但絕不是唯一的要素,對于兒童的成長而言,學校、社會的作用可能更為明顯。在一個學習風氣差的學校或者一個遍布賭場、黃色網吧、夜店并且黑惡勢力橫行的社區,即使家長父母都在,孩子的成長環境也堪稱危險。所以,考慮農村留守兒童如何得到制度性的安置,社會如何給予留守兒童同樣的溫暖,這固然重要,但如果我們僅僅從制度上檢討,而不是從社會大環境上去考慮青少年犯罪,就可能治標不治本。

不少少年殺人案件看上去起因、過程和結果都很簡短,在一篇新聞中區區數百字就可以講完,但對于局中人來說,卻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工程。家庭、學校、伙伴、鄰居或者一個陌生人、一本書、一部電影都是這項復雜的社會性工程的構成要素。少年世界過早開始上演成人世界才有的“江湖”,這個“江湖”的展開地點可能是網吧、舞廳、臺球廳、游戲室乃至學校、家庭。對于青少年來說,沖動和無知固然是產生殺人動機的非理性因素,然而,多數時候青少年犯罪并不僅僅是一時沖動的結果,任何一個少年殺人案件背后都有結構性的矛盾。青春期的性萌動、渴望獲得社會承認、因被歧視對社會的仇恨、愛慕虛榮、江湖義氣等等要素,都有可能雜糅在一起。因此,不妨對這些少年犯罪尤其是惡性殺人事件進行深入的個案研究,從中總結出規律,盡量從源頭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