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個稅從設計上也是為了調節貧富差距。它將月收入分成10個臺階，每個臺階的稅率不同，從最低的0%(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到最高的45%(月收入在10萬元以上的部分)。可實際執行下來卻起了相反的效果——收入最高的那部分人基本上沒交多少稅，稅負主要是由一般的工薪階層負擔。

原因在哪里？在于稅務局無法察知每個人的月收入。稅務局唯一能夠掌握的個人收入信息是各單位申報的工資，所以只有工資是按章繳納了累進所得稅的。可是高收入的人工資往往不是主要收入，而主要靠財產，比如買賣股票所得、投機黃金所得、開辦公司所得等，這部分的收入稅務局根本無法掌握。結果是理論上先進的累進制所得稅，在執行中其征稅對像僅僅針對了一般收入的工薪階層。

詳細分析中國所得稅的構成可以發現，有一半以上來自工薪所得，其次是小業主和個體戶，也就是馬路邊上擺小攤和開一個小門面商店的人，他們也屬于低收入者。對開大公司的老板、做金融生意的大款、房地產的開發商，就很難征他們的稅。從國際上看，中國的累進稅率比大多數國家的更高一些，可是中國的個稅收入只占總稅收的7%，別的國家能占到一半左右。中國真正的富人的個人收入調節稅沒有征收上來，累進稅變成了累退稅。

拿個稅收入占百姓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看，現在大約只有2.5%；從個稅收入占國家GDP的比例來看，只有1.2%。而中國個稅的目標稅率約為20%(大部分非工薪收入的稅率為20%)。作為比較，可以看看美國，它的個稅稅率比中國低得多，但政府從個稅得到的收入是GDP的10%，是我們1.2%的8倍。這進一步證明了在中國個稅征收中存在著極大的漏洞。中國多數稅務專家估計個稅只征收了一小部分，大部分高收入者的收入調節稅并沒有征收到。

怎么辦？加強征管是一般的答案。可多年來加強的結果并沒有顯著的改進，說明這條路極其困難。最近芝加哥大學的《政治經濟學雜志》在2009年第3期總結了2001年俄羅斯個稅改革的經驗，這給我們很大的啟發。

俄羅斯以前也是實行累進所得稅制，起征點為年收入3168盧布，在此以上到5萬盧布的稅率為12%，5萬～15萬盧布的稅率為20%，超過15萬的那部分稅率為30%。改革以后起征點提高到4800盧布，而且取消了所有高于12%的稅率，改為統一12%的所得稅率(外加1%的社會福利基金)。

按理講，起征點提高了，高稅率取消了，稅收收入應該大幅度降低，可事實上改革后當年的稅收增加了25%，而當年的GDP只增加了5%。這是由于降低了稅率，原來逃稅的人變為繳稅，所以總稅收才能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