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強國”催動治理升級

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是網絡強國。從發展角度看，我們在技術和商業模式上的創新能力還相對落后，在均衡發展和人均帶寬等方面，距網絡強國的目標尚遠。尤其要看到，隨著大數據、云計算和移動互聯網時代的來臨，網絡信息安全面臨的挑戰更加嚴峻。從客戶資料泄密導致“查開房”，到個人信息失竊帶來的“短信轟炸”，再到“棱鏡門”的沖擊波，互聯網時代的蝴蝶效應，讓任何人、任何領域都無法封閉于信息孤島而獨善其身。也正因此，英、法、德等很早就建立了國家網絡安全防御體系，美國還在2011年出臺了《網絡空間國際戰略》。我國將網絡安全和信息化提升到戰略高度，推動安全與發展協調一致、齊頭并進，正是基于對這一全球化浪潮的審時度勢。

技術升級帶來治理轉型，網絡強國的目標內在于治理的現代化。哲學家哈貝馬斯認為，公共領域實質上是一個講壇，人們通過話語參與公共事務并相互影響。在傳統治理方式下，信息傳播層級化，信息量更像是“倒金字塔”，職務越高的人掌握信息越多；在信息化時代，信息傳播網絡化，公眾不僅是信息的接受者和傳播者，還是制造者。霧霾橙色預警時，學生究竟該呆在家里還是教室，教育部門尚在頭疼猶豫，網上的討論已是引經據典、如火如荼；昆明火車站的暴力恐怖襲擊，事發7分鐘后就已由自媒體傳遍網絡；除夕之夜，網民們對春晚的品頭論足，遠比觀看節目本身更為投入……面對如此情勢，一些領導干部還抱著以往應對網絡的“一怕、二躲、三堵”心態，自然無所適從。從“謀定后動”到快速反應、從行政指令到公共協商，公共治理與信息化相適應的轉型，本身也是力行法治、促進“良法”與“善治”相結合的過程。

“星沉海底當窗見，雨過河源隔座看”。短短幾十年的時間，中國從一個后發國家邁入信息化時代，變化可謂滄海桑田，這一過程正蘊含在我們對現代國家的追求之中。今天我們建設網絡強國，離不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全面發展的堅實基礎；同樣地，網絡空間的拓展與鞏固，也正是國家發展和治理轉型的契機。（白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