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要在“新四化”之后增加“綠色化”

黨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提出，“協同推進新型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和綠色化”，首次提出“綠色化”，與原來倡導的“新四化”并舉，具有重大意義。當前，要把生態文明建設融入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協同推進新型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和綠色化，就必須在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堅持“綠色化”方針，提高國民經濟“綠色化”程度，就必須將生態文明建設和“綠色化”觀念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之內，就必須用制度建設和法律保障鞏固生態文明建設的成果。

2015年仲春，中國發展迎來“綠色化”。

3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會議提出，“把生態文明建設融入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協同推進新型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和綠色化。”

“綠色化”一詞，首次與原來倡導的“新四化”——新型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并提，成為“新五化”，引起全社會廣泛關注。

“綠色”，形容環保、低碳、高效、和諧。“化”，意指改變、革新、發展、教化。“綠色化”，意味著從改變自然觀和發展觀開始，驅動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的轉變，釋放改革和創新驅動能力，助推生態文明重大制度確立，培育生態文化，最終浸染社會的價值底色，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形成一個以觀念轉變助推制度建設、再由制度建設凝練價值共識的良性發展路徑。換句話說，它是生產方式、生活方式與價值取向的雙重改變，是制度建設和價值共識的彼此推進，是社會關系與自然關系的和諧共進，是硬實力與軟實力的互相砥礪。

這是當今時代的關鍵抉擇。

面對全球化環境危機和現代性生態困境，生態重建，大勢所趨。

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綠色發展，時不我待。

提高國民經濟“綠色化”程度

上溯兩個世紀，幾乎與現代化相伴隨，生態惡化開始挑戰人類文明，甚至成為越發展越嚴重的文明病癥。

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人與自然關系日益緊張——或先或后，每個走上現代之路的國家和地區，都遇到了生態之檻。

能否走出生態困境，成為如何評估現代文明的關鍵性問題。如何解決這種困境，成為人類歷史發展理論的重要依據，生態倫理，隨之成為現代性批判的重要維度。

從大的方面來說，對現代社會生態危機的解釋，大致形成了兩個方向：一種認為，危機是由技術化、工業化、城市化等一般性原因引起的，與制度無關；另一種則認為，危機是生產關系和生產方式（尤其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或體制）的產物，源自制度性缺陷而非文明發展的胎記。很明顯，第一種解釋為現代文明打上了“原罪”的烙印，使生態困境成為無解的問題。第二種解釋卻有著和科學發展、現代文明、歷史進步一致的方向，為危機的解決提供了積極的思考方向。

馬克思主義為第二種解釋提供了有力的支撐。

馬克思主義擺脫了之前哲學對人與自然關系抽象空洞的理解，區分了自在自為的自然界與“人化的自然”，以社會實踐為基礎建立了人與自然的關系理論，使人與自然的關系，成為人及其社會發展的基礎性關系，實現了自然、社會與人的真正統一。通過實踐理論，“人與自然的關系”和“人與人的關系”被科學地揭示出來，前者體現為生產力，后者則集中體現為生產關系。馬克思要尋求的是這兩種關系的雙重協調與和解。前者的和解是以后者的和解為前提的，即，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解，要內置于人的社會關系的和解中，生態的和諧要通過生產關系、生產方式的革新而完成。

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發出警告：“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

這一警告并非泛泛而談，而是有針對性的。《資本論》中馬克思這段話為恩格斯的警告補充了批判對象：“資本主義生產使它匯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來越占優勢，這樣一來，它一方面聚集著社會的歷史動力，另一方面又破壞著人和土地之間的物質變換，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費掉的土地的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從而破壞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條件。”也就是說，“對自然界的勝利”，是逐利性生產關系的涸澤而漁；自然界的報復，則是掠奪性生產方式帶來的惡果。

這些至理名言，為今天我們理解“綠色化”提供了基本視域，為今天的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深刻啟示。

以“人與人關系”求解“人與自然關系”的理論提醒我們，必須改變那種濫觴于傳統工業社會的，大量生產、大量消耗、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經濟增長方式、生產方式和消費模式。

它同時啟發我們，中國本應該更有能力發揮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優勢，通過優化國土空間開發格局、推動技術創新和結構調整、促進資源節約循環高效使用、健全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緩解甚至消除人與自然之間的緊張和裂隙。

轉變生產方式首當其沖。這是“綠色化”的題中應有之義。

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GDP能耗雖然一直處于下降趨勢，但有數據顯示，2012年我國單位GDP能耗仍然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甚至高于同為發展中國家的巴西、墨西哥。對于最能體現“人與自然關系”的農業生產，有專家指出，中國不到世界10%的耕地，耗掉了全球化肥總量的三分之一。這種高能耗、低能效，高污染、低環保的生產方式，決定了之后整個消費、交換、分配等鏈條的走向，迫切需要徹底扭轉。

構建科技含量高、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的產業結構和生產方式，大幅提高國民經濟“綠色化”程度、形成經濟社會發展新的增長點，已成“綠色化”的第一要務。生產不僅是個經濟學概念，而且也是一個哲學范疇，人類全部生存活動都可以理解為生產的過程和結果。它既包括物質資料的生產、精神生產、社會關系的生產，也包含人類自身的再生產，后者是前三者的建構者和消費者。合理推演這個邏輯，生產方式的轉變，天然內含著人自身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的調整。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的“綠色化”，在時間上是同時的，在邏輯上則互為條件。

從一些現代化國家的成功經驗看，“綠色化”的實現固然是由立法、制度建設、政策引導、懲罰機制設計等國家治理措施主導的，但也同樣深深得益于社會的環保啟蒙和民眾環保意識的覺醒，與集體性的低碳生活、綠色消費、循環利用習慣密不可分。

一個環境友好型社會，必然會有習慣垃圾分類、自覺節約水電、選擇可回收包裝的普通市民，這幾乎成為生態文明所特有的生活方式體現。

實際上，按照人類自身再生產的理論，生活方式的“綠色化”有著更寬闊的內涵。它不僅意味著綠色的、低碳的生活，而且也意味著簡單的、講求明規則的人際關系和社會關系；不僅意味著勤儉節約的個人生活，而且也指向滌濁揚清的政治生態。多一分風清氣正，少一些庸懶散奢；多一分廉潔自律，少一些奢靡追求，這不僅是黨風廉政建設的要求，而且也是“綠色化”向價值共識層面延伸的合理結論。

生態文明與“綠色化”應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容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系統工程，包括制度建設、路徑探索、法制保障，包括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一“鑄魂工程”。

隨著社會建設的不斷進步，人們逐漸認識到，生態文明和“綠色化”，同樣應該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容。

建設“綠色化”的美麗中國，實現中國夢，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起到重要作用。

2012年，黨的十八大首次把“美麗中國”作為生態文明建設的宏偉目標，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之中。

此后，《生態文明建設目標體系》《京津冀協同發展生態環境保護規劃》《濕地保護條例》等政策規劃出臺，各地區、各領域分別探索和詮釋著關于生態文明建設的具體思路、實施目標和主要任務。優化資源管理利用、推動經濟轉型升級、改變政績考核制度、建立責任追究和生態補償制度等措施，在制度創新上作出了重要探索，在實現路徑上作出了重大突破。

同時，《水污染防治法》《森林法》《環保法》等一系列相關法律法規的修改修訂，則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國家法治體系，為實現“綠色化”的美麗中國，提供堅實有力的法制保障。

生態文化和生態文明意識，正在全社會加快培育，我們這個時代關于生態文明的主流價值觀，正在逐步構建。

據統計，習近平總書記近年來在各類場合有關生態文明的講話、論述、批示超過60次。“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態環境質量是關鍵”“看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等，總書記這些生動的論述，闡釋生態文明理念，確立生態文明原則，描畫生態文明愿景，膾炙人口，深入人心。

專家學者、新聞媒體、企業、高校和民間組織，積極展開生態文明建設的研究、宣傳、貫徹執行工作。建設一個“綠色化”的“美麗中國”，這個理念的內涵和實質，正在入腦、入心，觸及時代和世人的靈魂。

生態文明和“綠色化”理念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一脈相承。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和諧”正在釋放出越來越重要的能量。如果我們梳理“和諧”理念的發展過程，可以看出，它經歷了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人與自然協調發展、效率與公平的合理關系、協調利益群體與利益關系等相關概念的辯證流變和不斷豐富，最終指向可持續發展、小康社會、共同富裕。這與生態文明價值觀對于高質量的民生訴求，具有內在的統一關系。如果我們分析“和諧”理念的內涵層次，可以發現，它既是指個人自身的和諧，又是指人與人之間的和諧；既是社會各系統、各階層之間的和諧，又是個人、社會與自然之間的和諧，還包括整個國家與外部世界的和諧；而這些，與生態文明價值觀對“綠色化”節能高效的個人生活方式和社會生產方式的提倡，對資源利用與環境保護之間分寸的把握，乃至對國民發展和世界責任關系的處理，又不謀而合，相得益彰。

“文明”的呈現，同樣需要生態的責任與境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提出的“文明”，是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成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支撐。同樣，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理應成為人類生存發展的一個嶄新階段。在歷史上，中國文明之所以能夠貞下起元，歷久彌新，保持較高的水平，一個重要的因素是生態意識維持了中華民族生存地區的自然環境。這些生態智慧流觴至今，歸入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生態文明主流價值觀和生態文化當中，仍可貢獻于當今中國和世界的生態文明建設。

《禮記》上說：“人者，天地之心也”。清代哲學家戴震認為，“仁者，生生之德也”。以生態文明灌注“文明”，為在這一文明澤被下的人們提供了培育心靈的有益滋養和立身天地的精神力量。而融入了生態文明和“綠色化”的“文明”，將具有更深厚和長遠的含義，即在物質的繼承和文化的流傳之上，有了永續發展的底氣和自覺性。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需要融入生態文明意識。生態文化之于生態文明建設的關系，正如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之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關系。

只有激活觀念轉變，才能助推制度建設。只有形成社會共識，才能凝聚社會協同。只有在價值觀層面找到思想和情感的共鳴點，達到合理共振，才能撼動現實層面的困境，并開辟一個更新、更美好的未來。

建立健全生態文明制度體系

“綠色化”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要持續保持，不走樣不變形，生態文明主流價值觀要擴大影響，成為整個社會的文化底色，必須依靠制度的力量和法律保障，必須依靠系統完善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緊緊圍繞建設美麗中國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態文明制度，健全國土空間開發、資源節約利用、生態環境保護的體制機制，推動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現代化建設新格局。”生態文明的體制機制建設，是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重中之重，對全面深化改革大局具有重大意義。建立系統完整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用制度和法律保護生態環境，正是當前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核心目標。

所謂生態文明制度，是指國家制定或社會形成的一切有利于支持、推動和保障生態文明建設的各種引導性、規范性和約束性規定和準則的總和，其表現形式可以是原則、法律、規章、條例等正式的條文制度，也可以是倫理、道德、習俗、慣例等非正式制度。所以，生態文明制度，既包括約束性的硬規定，也包括引導性的軟規則，二者相輔相成，共同支撐起生態文明中“文明”二字的核心要義。

如果說良好的生態環境是生態文明的硬實力，那么先進的制度體系就是生態文明的軟實力。生態的好與壞，具有一定的天然因素。但如果制度不好，再好的生態環境，都會有消耗殆盡的一天；反之，如果制度建設合理有效，環境惡劣的荒島沙漠也能變成綠的海洋。制度建設具有投入低、持續久、較穩固的特點，尤其是在當前，加強制度建設將會釋放出源源不斷的“制度紅利”。

我們對生態文明制度的認識是一個日益深化的過程。

從黨的十七大提出生態文明建設以來，中央和各地在制度探索方面作出了許多有益的嘗試。

黨的十八大以后，生態文明制度建設進入快軌道。十八大提出，將生態文明指標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評價體系，建立完善的耕地、水和環境保護制度，健全環保責任追究制度和損害賠償制度等。十八屆三中全會又進一步完善制度體系的內容：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劃定生態保護紅線，實行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改革生態環境保護管理體制。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強調，要健全法律法規，完善標準體系，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和用途管制制度，完善生態環境監管制度，嚴守資源環境生態紅線，完善經濟政策，推行市場化機制，健全生態保護補償機制，健全政績考核制度，完善責任追究制度，從而健全生態文明制度體系。

總結起來，生態文明制度體系，既包括針對各級決策者的決策和責任制度，如生態文明綜合評價、目標體系、考核辦法、獎懲機制、空間規劃、責任追究、管理體制等，也包括針對全社會各類當事主體的執行和管理制度，如生態文明管理制度、有償使用、賠償補償、市場交易、執法監管、資源產權、用途管制、生態紅線等。

為此，我們一方面要完善科學決策制度，提高對建設生態文明的政治領導力，改革黨政領導干部考核評價任用制度，把生態文明建設實績作為任用干部的依據。另一方面要強化法治管理制度，提高生態文明制度的執行能力。加快生態文明建設立法進程，特別是地方人大要加快出臺生態文明建設的地方條例。按照建設“五位一體”布局要求，推動現有各種法律的“綠色化”調整。此外，還必須形成生態道德制度，提高全社會的生態文明自覺行動能力，將生態文明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培育公眾的現代環境公益意識和環境權利意識，逐步形成 “利益相關，匹夫有責”的社會主流風氣。要將公民環境權明確地確立在憲法中，加大公眾對政府環境保護工作的監督力度。

當前，綠色經濟已經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西方發達國家正在積極制定實施促進綠色經濟的政策措施，全球可持續發展進入了以綠色經濟為主驅動力的新階段。美國的“綠色新政”，日本的“綠色發展戰略”總體規劃，德國的“綠色經濟”研究議程等表明，經濟的“綠色化”不是增長的負擔，而是增長的引擎，這已經成為世界的共識。

中國發展需要“綠色化”。世界“綠色化”大潮需要中國的積極參與。

我們黨倡導生態文明建設并將“綠色化”與“新四化”并提，倡導生產方式“綠色化”、生活方式“綠色化”、弘揚生態文明主流價值觀、推進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加強與世界各國的“綠色化”交流，這是我國承擔大國責任并順應世界潮流的重要舉措。2013年2月，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第27次理事會通過了推廣中國生態文明理念的決定草案，標志著中國生態文明的理論與實踐在國際社會得到認同與支持。

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探索和嘗試，豐富和發展了全球“綠色化”發展理念，為我國進入全球“綠色化”發展理念創新與實踐探索的前沿創造了條件。在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過程中，我們應充分認識當前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和經濟大國的雙重身份所帶來的“雙重壓力”，看清楚西方發達國家“再工業化”趨勢，意識到我國自身綠色科技創新能力薄弱并正面臨“中等收入困境”等國內外因素，以全球視野進行謀劃和布局。

我們必須積極參與國際綠色經濟規則制定、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制定、2015年后全球發展議程設置等“里約+20”后續行動，主動施加影響力，努力拓展國際發展空間和話語權，積極參與國際綠色科技交流，將我國的綠色發展轉化為新的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新優勢。

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生態文明建設，已先后出臺了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生態文明和“綠色化”已經成為當前社會的高度共識。總體上看，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水平目前仍然滯后，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國際綠色經濟競爭日益激烈。機遇與壓力并存，挑戰與潛力同在。我們要充分認識到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之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極端重要性和緊迫性，認真落實黨中央、國務院的決策部署，堅持以人為本、依法推進，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的戰略位置，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協同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和“綠色化”。我們要以健全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為重點，堅持節約優先、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為主的基本方針，堅持綠色、循環、低碳的發展途徑，加強深化改革和創新驅動，積極培育生態文化，重點突破、整體推進，努力實現國土空間開發格局更優化、資源利用更加高效、生態環境質量總體改善、生態文明重大制度基本確立的主要目標，使藍天常在、青山常在、綠水常在，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