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要在“新四化”之后增加“綠色化”

建立健全生態文明制度體系

“綠色化”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要持續保持，不走樣不變形，生態文明主流價值觀要擴大影響，成為整個社會的文化底色，必須依靠制度的力量和法律保障，必須依靠系統完善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緊緊圍繞建設美麗中國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態文明制度，健全國土空間開發、資源節約利用、生態環境保護的體制機制，推動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現代化建設新格局。”生態文明的體制機制建設，是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重中之重，對全面深化改革大局具有重大意義。建立系統完整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用制度和法律保護生態環境，正是當前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核心目標。

所謂生態文明制度，是指國家制定或社會形成的一切有利于支持、推動和保障生態文明建設的各種引導性、規范性和約束性規定和準則的總和，其表現形式可以是原則、法律、規章、條例等正式的條文制度，也可以是倫理、道德、習俗、慣例等非正式制度。所以，生態文明制度，既包括約束性的硬規定，也包括引導性的軟規則，二者相輔相成，共同支撐起生態文明中“文明”二字的核心要義。

如果說良好的生態環境是生態文明的硬實力，那么先進的制度體系就是生態文明的軟實力。生態的好與壞，具有一定的天然因素。但如果制度不好，再好的生態環境，都會有消耗殆盡的一天；反之，如果制度建設合理有效，環境惡劣的荒島沙漠也能變成綠的海洋。制度建設具有投入低、持續久、較穩固的特點，尤其是在當前，加強制度建設將會釋放出源源不斷的“制度紅利”。

我們對生態文明制度的認識是一個日益深化的過程。

從黨的十七大提出生態文明建設以來，中央和各地在制度探索方面作出了許多有益的嘗試。

黨的十八大以后，生態文明制度建設進入快軌道。十八大提出，將生態文明指標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評價體系，建立完善的耕地、水和環境保護制度，健全環保責任追究制度和損害賠償制度等。十八屆三中全會又進一步完善制度體系的內容：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劃定生態保護紅線，實行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改革生態環境保護管理體制。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強調，要健全法律法規，完善標準體系，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和用途管制制度，完善生態環境監管制度，嚴守資源環境生態紅線，完善經濟政策，推行市場化機制，健全生態保護補償機制，健全政績考核制度，完善責任追究制度，從而健全生態文明制度體系。

總結起來，生態文明制度體系，既包括針對各級決策者的決策和責任制度，如生態文明綜合評價、目標體系、考核辦法、獎懲機制、空間規劃、責任追究、管理體制等，也包括針對全社會各類當事主體的執行和管理制度，如生態文明管理制度、有償使用、賠償補償、市場交易、執法監管、資源產權、用途管制、生態紅線等。

為此，我們一方面要完善科學決策制度，提高對建設生態文明的政治領導力，改革黨政領導干部考核評價任用制度，把生態文明建設實績作為任用干部的依據。另一方面要強化法治管理制度，提高生態文明制度的執行能力。加快生態文明建設立法進程，特別是地方人大要加快出臺生態文明建設的地方條例。按照建設“五位一體”布局要求，推動現有各種法律的“綠色化”調整。此外，還必須形成生態道德制度，提高全社會的生態文明自覺行動能力，將生態文明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培育公眾的現代環境公益意識和環境權利意識，逐步形成 “利益相關，匹夫有責”的社會主流風氣。要將公民環境權明確地確立在憲法中，加大公眾對政府環境保護工作的監督力度。

當前，綠色經濟已經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西方發達國家正在積極制定實施促進綠色經濟的政策措施，全球可持續發展進入了以綠色經濟為主驅動力的新階段。美國的“綠色新政”，日本的“綠色發展戰略”總體規劃，德國的“綠色經濟”研究議程等表明，經濟的“綠色化”不是增長的負擔，而是增長的引擎，這已經成為世界的共識。

中國發展需要“綠色化”。世界“綠色化”大潮需要中國的積極參與。

我們黨倡導生態文明建設并將“綠色化”與“新四化”并提，倡導生產方式“綠色化”、生活方式“綠色化”、弘揚生態文明主流價值觀、推進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加強與世界各國的“綠色化”交流，這是我國承擔大國責任并順應世界潮流的重要舉措。2013年2月，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第27次理事會通過了推廣中國生態文明理念的決定草案，標志著中國生態文明的理論與實踐在國際社會得到認同與支持。

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探索和嘗試，豐富和發展了全球“綠色化”發展理念，為我國進入全球“綠色化”發展理念創新與實踐探索的前沿創造了條件。在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過程中，我們應充分認識當前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和經濟大國的雙重身份所帶來的“雙重壓力”，看清楚西方發達國家“再工業化”趨勢，意識到我國自身綠色科技創新能力薄弱并正面臨“中等收入困境”等國內外因素，以全球視野進行謀劃和布局。

我們必須積極參與國際綠色經濟規則制定、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制定、2015年后全球發展議程設置等“里約+20”后續行動，主動施加影響力，努力拓展國際發展空間和話語權，積極參與國際綠色科技交流，將我國的綠色發展轉化為新的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新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