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葉敬忠 吳存玉

20世紀80年代以后，隨著國家現代化和城市化進程的深入推進，我國農村勞動力大規模持續地向城市流動。2017年，我國農民工群體已超過2.86億人，其中1980年代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逐步成了流動的主體。伴隨著勞動力的流動加劇和代際更迭，農村社會也發生了一系列的轉型與變遷。農村婚姻觀念及婚姻行為的轉型就是其中重要的方面，具體呈現為農村青年跨地區婚姻、事實婚姻、早婚早育以及“閃婚”等多樣化新婚戀模式的凸顯。但值得注意的是，農村新婚戀模式潛存著不同程度的婚姻風險和不穩定性的因素，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著農村和諧與穩定的社會環境。

陳某，22歲，在家待產二胎的留守婦女。她的老家在湖北，初中畢業后外出打工，交了男朋友后嫁到了河南。因兩地相距太遠，父親反對兩人交往，但當時已經懷孕，所以兩人也就結婚了。婚后丈夫再次外出打工，她留守在家。但這期間她跟婆婆的關系一直不好，經常爭吵。她說，“剛開始他（丈夫）在電話里還聽我抱怨，勸解我們，現在他基本上已經不談這些了；我和他之間已經沒有了什么可以交流的，有了煩心事兒也不知道跟誰說；有時候覺得自己過算了，干脆走了算了，但是為了孩子也就忍忍沒有走；也不知道以后的生活可能會怎樣”。

李某，21歲，在家哺乳二胎的留守婦女。她的老家河南，15歲初二輟學后到江蘇電子廠打工，認識了比自己大兩歲的男朋友，嫁到了江西。她懷孕時不到18歲，后來三年內兩次剖宮產生了一女一子。公婆雖不到50歲，但要從事農業生產、照料腦癱的小姑子所以無法給予小家庭任何幫助。所以，除了剖宮產、哺乳、照料等身體上的壓力以外，她也感受到了沉重的經濟壓力和精神孤獨。她雖在村里生活已有三年，但與村民交往甚少。她日常生活除了照料孩子，就只有看電視劇、玩手機，網絡等成為她逃避村莊并保持與外界接觸的一種方式。所以，她計劃兒子斷奶后就外出打工，把子女交給公婆一起照顧。

方某，37歲，妻子正在鬧離婚。他家里條件不好，父母年近古稀，所以在當地不好找對象。他外出打工結識了小鐘，后來生了一女一子，但小鐘初育時還不到18歲。現在大女兒已有8歲，小兒子也已五六歲。兩個小孩一直由年邁的爺爺奶奶照料長大，夫婦二人一直在外打工，但沒在同一個地方。小鐘正在“鬧離婚”（并未登記結婚），因為“那時候小，不懂事不成熟，現在覺得日子過不下去了”。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隨著農村人口鄉城流動的加劇，農村通婚圈擴大，農村婚配模式也逐漸顯現出多種新類型。典型的表現為跨地區婚姻、事實婚姻和早婚現象增多，并與“閃婚”交織在一起，繼而形成了村莊當中脆弱的婚姻關系。在跨區域婚配模式下，夫妻雙方由于婚前對彼此的生活習慣、家庭情況等缺乏了解，婚后常發生各類矛盾。尤其是外來妻子容易對夫家生活存在不滿，也難以融入新的社區環境，生活習慣沖突演變成婚姻沖突。事實婚姻在村莊中也普遍存在。這類婚姻既缺少傳統習俗所要求的婚姻儀式，又沒有遵守現代法律制度規定的婚姻締結程序，所以也較為脆弱。夫妻之間一旦出現矛盾與沖突，此類婚姻既難見到村莊熟人從中調解，又難見到正式的法律制度參與規束，通常以協議離婚或一方“逃婚”的形式收場。尤其是，隨著外出打工群體的年輕化，他們往往在心智未成熟時即匆忙“閃婚”。“閃婚”締結者大多未及法定結婚年齡，他們也因此成為農村事實婚姻的主要構造者。這類婚姻中的年輕女性多是在外打工期間奉子成婚，為了規避正式的法律制度及村莊社區情理的雙重約束，她們早早地從務工地返鄉構成了村莊中最年輕的哺乳期留守婦女群體。由于過慣了城市生活，加之年輕丈夫的不在場，這部分女性群體的新婚生活質量堪憂。因此，當上述農村青年女性的婚姻問題與留守經歷重疊在一起，婚姻危機便開始形成并呈現出擴大效應，部分婚姻甚至走向終結。

（作者葉敬忠為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院長、教授，吳存玉為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