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法頒布后，受到廣大群眾的熱烈擁護。圖為工作人員在宣傳婚姻法。 資料圖

□ 中國婦女報·中國女網記者 周麗婷

春和景明，來西柏坡參觀旅游的人又一天天多了起來。

83歲的韓花珍在孫子二鵬開辦的家庭賓館院里散步，看著大家正在整理給游客拍照用的“紅軍服”，她幸福地微笑著。“我是打心眼里感謝共產黨。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我的好日子。”

韓花珍回憶，她出生在貧苦年代、貧苦家庭，年少時吃了不少苦。命運的第一次轉折是在1950年，那一年她堅定、勇敢地退了婚，之后才有了新的人生。

給了韓花珍勇氣、讓她掙脫封建束縛的，就是1950年5月1日我國正式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這是新中國成立后出臺的第一部基本法。

這部共8章27條的婚姻法，廢除了包辦強迫、重婚納妾、侵害婦女兒童權益的封建婚姻制度，建立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新的婚姻制度，在新中國歷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

這部法律，正是在東柏坡村那幾間土屋里、簡陋的土炕上“完成‘雛形’的”。

中央布置的一項新任務

——“這是為新中國和五萬萬同胞起草的婚姻法，大家都意識到它的分量。光是框架就推倒重起好幾次，每章每條都是字斟句酌”

從延安到西柏坡，中共中央歷來非常重視婦女工作。毛澤東始終深切關注中國女性的命運，十分關心改善和提高婦女的經濟地位、社會地位，真正實現男女平等的問題。在1939年的“三八”紀念大會上，他說：“我們要使得男子沒有痛苦，女子也沒有痛苦，大家都沒有痛苦，大家有飯吃，大家有衣穿，大家有工做，把中國革命搞到徹底的勝利。希望全國男女同胞都要為實現這種主張而奮斗！。”

毛澤東曾說，“婦女解放、男女平等現在還只是開始，真正平等要到社會主義，幾十年以后。婦女中有極大的潛在勞動力還沒有發揮，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才有發揮的機會。歧視婦女、不重視婦女的事，要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改掉。”……

1948年9月，解放戰爭進入了全面戰略反攻階段。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開了解放區婦女工作會議。

在會上，鄧穎超專門就婦女的婚姻問題提出看法。在長達半個多月的婦女工作會議后，鄧穎超特別寫了一份書面報告，將中央婦委的工作情況和準備改進婦委工作的一些想法呈送毛澤東。對婦女工作極為重視的毛澤東，在第二天就回復了鄧穎超，并批示：鄧穎超同志，已閱，按照你的意見辦理。

也就在解放區婦女工作會議期間，一項重要的任務交給了鄧穎超等人。

原中央婦委委員羅瓊健在時曾回憶：一天傍晚，鄧穎超對婦委會的同志們說：“少奇同志讓咱們過去一趟，要布置新的任務。”

“會議開得不錯吧？”劉少奇問。鄧穎超說：“太好了！大家認真總結了過去的工作，討論了當前的方針任務，而且還要研究制訂今后婦女運動的方針。”

劉少奇說：“關于婦女工作，一方面各級黨委應當重視，加強領導；另一方面，婦女干部自己也應努力工作，主動爭取黨委的重視。你們不是要黨委撐腰嗎？首先你們得有‘腰’，黨委才好撐；要是自己沒‘腰’，別人怎么撐也撐不起來。”

劉少奇說：“婚姻問題是婦女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新中國成立后，不能沒有一部婚姻法，我們這么個五億多人口的大國，沒有一部婚姻法豈不亂套了？這個任務交給你們中央婦委，你們馬上著手，先做些準備工作。”

說罷，劉少奇轉身從一只從延安轉戰帶出來、寫著“奇字第3號”的小書箱里，取出一本已經發黃的小冊子：“這本《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條例》，是1931年毛澤東同志親自簽發的。這是從封建婚姻制度下解放婦女群眾，實行真正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條例，體現了婚姻法的基本原則。你們還要深入調查研究解放區的婚姻狀況，總結解放區這些年來執行婚姻條例的經驗教訓，反復討論，再動手起草。”

鄧穎超興奮地說：“太好了。這些日子，大家通過在農村蹲點搞土改，更加深切地了解貧苦農民，特別是婦女們深受封建婚姻統治的痛苦，她們迫切要求婚姻自由。”

解放區婦女工作會議結束后，中央婦委立即成立了婚姻法起草小組。由鄧穎超主持，成員有帥孟奇、楊之華、康克清、李培之、羅瓊、王汝琪。

“因為這是為新中國和五萬萬同胞起草的婚姻法，大家都意識到了它的分量。光是框架就推倒重起好幾次，每章每條都是字斟句酌。”起草小組成員中，真正學過法律的只有畢業于復旦大學法律系的王汝琪。每次討論都是大家先發表意見，王汝琪作記錄，然后她再拿出新整理過的稿子，供大家討論。

西柏坡的冬天一片蕭瑟。窗外，天寒地凍、北風呼嘯；屋里，七八個人緊挨著圍坐在炕上，討論得熱火朝天……

大約半年的時間，歷經41次修改，終于擬定出了婚姻法初稿。

掌握第一手材料

——“男女青年自己搞對象，反對家長包辦婚姻，這是進步行動，政府應當支持”

韓花珍告訴中國婦女報·中國女網記者：“我家是個窮家，3歲時家里以2斗玉米、1斗谷子把我賣給鄰村的一戶人家。我不知道那家的情況。”

韓花珍雖然沒有像其他窮人家的女孩子要早早地去當童養媳，但是在娘家的日子也是極苦。“七八歲下地幫大人干活兒，拾柴火、挖野菜；12歲就套著牛到地里犁地開墑。”因為地邊挨地邊，韓花珍才知道給她說的“女婿”竟然是個雙目失明的人。

韓花珍老人的遭遇就是過去千萬婦女的一個縮影。中國舊社會最受壓迫的是婦女，婚姻方面婦女受的苦最多。早婚、老少婚、買賣婚姻、包辦婚姻在當時都是普遍現象。僅據山西省50多個縣的不完全統計，1949年1月至10月，由于封建婚姻家庭制度的迫害，發生命案464起。其中婦女被直接迫害致死的占25%，因要求離婚不成而自殺的占40%，因在家庭中受虐待而自殺的占20%，因其他家庭糾紛而自殺的占12%。僅河津、萬泉兩縣在半年中，就有29名婦女被逼上吊、跳井。

在婚姻問題方面，時任中央婦委代理書記鄧穎超掌握了大量翔實的第一手材料。

1947年11月17日，鄧穎超到阜平縣二區細溝村參加土地改革的復查工作。

鄧穎超住在區公所隔壁，一連幾天都看到一對男女青年在區公所門前徘徊。她走過去詢問他們，才知道這是大沙地村的一位男青年和水泉村的一位女青年自由戀愛想要結婚，可家長不同意，村里人看不慣，阻撓他們結婚。區公所同志聽了村里一面之詞，也不給他們登記結婚。鄧穎超說，男女青年自己搞對象，反對家長包辦婚姻，這是進步行動，政府應當支持。

于是，鄧穎超陪這對青年再次走進區公所，說明情況，區公所馬上給他們辦了結婚手續。她隨后把這對青年爭取婚姻自由的事作為生動的教材，在細溝村群眾中進行了婚姻自主、婚姻自由的教育。

1948年3月，鄧穎超在阜平縣二區召開婚姻問題座談會。她在會上指出，中國的婚姻狀況普遍存在包辦婚姻、買賣婚姻、從一而終等不合理的現象，我們要廢除封建主義婚姻制度，大力提倡婚姻自由，包括結婚自由和離婚自由。

婦聯干部宣講婚姻法成為潮流

——“婚姻法的實施，讓許許多多的婦女同志能夠自主選擇，找到人生的幸福”

1949年3月23日，中央婦委隨中央機關進京。

平山縣委黨史研究室趙鵬搜集整理了中央婦委在東柏坡時的歷史資料。她介紹，1950年1月21日，鄧穎超將中央婦委起草的婚姻法的最后草稿送交中央書記處審閱，對大家爭論的焦點問題和她的主張，附信一封。1月28日，中央法制委員會向中央呈報修改意見。4月1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草案）提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七次會議討論通過，經由毛澤東主席簽發公布。

1950年5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正式實施。這對于改革舊的婚姻家庭制度、促進婦女解放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意義。鄧穎超曾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是中國幾千年來沒有過的一個婚姻大法。”“它是廣大勞動人民特別是廣大勞動婦女在婚姻問題方面的要求的集中體現。”

中共中央在婚姻法頒發后發出了通知。通知指出：“正確的實行婚姻法，不僅將使中國男女群眾——尤其是婦女群眾，從幾千年野蠻落后的舊婚姻制度下解放出來，而且可以建立新的婚姻制度，新的家庭關系，新的社會生活和新的社會道德。”

一時間，婦聯干部宣講婚姻法，廣大婦女群眾學習婚姻法，成為當時的“潮流運動”。1953年3月還被定為宣傳貫徹婚姻法運動月。

劉峰回憶，當年她和熱河省婦聯宣傳部的同志一起到遼寧省朝陽區宣講婚姻法，在當地辦理了兩樁離婚案，其中一件當事人就是一個童養媳。“那個女孩子在婆家很受氣，一次次逃跑，丈夫一次次追回來。就是因為有了婚姻法，女孩子終于掙脫了封建婚姻的枷鎖。”

河北省婦聯退休干部馮敏珍，1950年在張家口市婦聯工作，正趕上了貫徹實施婚姻法。“那時候大張旗鼓宣傳婚姻法，我們在3個區培樹自由戀愛結婚的典型，工作緊張忙碌。常常有婦女推門進來，哭訴自己的不幸遭遇，要求離婚。近處的我們就立即到家解決，遠處的就先安排她吃飯。”

馮敏珍說，因為自己喜歡畫畫，就發揮所長用連環畫的形式圖解婚姻法，印了好多冊。她還記得那一年，鄧穎超來宣講婚姻法，“在一個大廳里，上千人來聽，不光是婦女群眾，還有省市機關干部。”

轟轟烈烈的宣講歷時兩個月，效果非常好。據統計，1954年第一季度，全國15個省562個縣市（不包括省級市），群眾到婚姻登記機關申請結婚登記的40.2萬余對。“婚姻法的實施，讓許許多多的婦女同志能夠自主選擇，找到人生的幸福。”馮敏珍說。

韓花珍的“腰”就在那時也“直挺”起來。14歲的她向父母提出退婚，“爹娘還是老觀念，不同意。有一天去趕集，我和同伴就去了區里。區里的干部聽了我的情況后，到我家和男方家了解了情況，很快我就順利退了婚。”

后來，韓花珍認識了西柏坡村的兒童團團長閆民生，兩人結為夫妻，相濡以沫30多年。老伴去世后，54歲的韓花珍開始“創業”，用賣大公雞掙來的1元8角添置了暖水壺、小桌子等，在西柏坡紀念碑前擺攤賣水，后來一步步發展成家庭旅館。如今，她的兩個孫子在西柏坡分別經營著兩家家庭旅館，一家年收入超10萬元。

正在安享晚年的韓花珍說：“我經常給孩子們開會，讓他們記住共產黨的好，記住沒有共產黨就沒有咱們這幸福一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