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盡快激活收容教養等強制性教育懲戒制度

“僅僅降低刑事責任年齡，就能解決問題嗎？”王雪蓮說，14歲以下未成年人犯罪，家庭和社會負有很大的責任。在當前我國社會轉型階段，勞動力人口的大規模流動造成部分未成年人不能得到父母的悉心教養，導致其認知能力和情感控制能力較弱，在偶然激情的情況下從事暴力行為，這種現象的出現與社會發展的大背景有一定關系。作為國家和社會來講，應該本著教育和挽救的目的，盡力挽救和保護未成年人。

“降低刑事責任年齡是刑法立法中非常重大而敏感的問題，國家應非常慎重。”王雪蓮說，是否降低刑事責任年齡，還要綜合評判14歲以下惡性犯罪的發案率。如果有數據支撐證明14歲以下惡性暴力犯罪高發，綜合犯罪形勢，加之我國青少年發育提前的現實情況，可以考慮適當降低刑事責任年齡；如果數據顯示，14歲以下惡性暴力犯罪僅為偶發情況，“我個人傾向于在經濟情況較好的地區先行建立針對14歲以下未成年人的政府收容教養機構，甚至可以針對此類人員較少的情況，跨省甚至全國建立收容教養機構。”

“一些年齡特別小的未成年人實施的惡性案件對公眾的刺激特別大。”王雪蓮說，這些案件案發后，公安機關到達現場，有的立案后因為不滿14周歲，最終撤案，有的了解到不滿14周歲，就不立案了。國家應盡快落實刑法第17條，這既符合法律規定，也可以把這些孩子盡快有效地管起來。

“不排除有少數未成年人確實心智發育超常，但是不能一人感冒大家吃藥。”上述檢察官說，應呼吁完善不滿刑事責任年齡的涉罪未成年人保護處分制度，將工讀學校和收容教養等強制性教育懲戒制度激活，防止一放了之。對未成年人收容教養后，要開展針對性的心理、行為矯治，而不是簡單地關起來，成為變相的刑罰。

該檢察官認為，應落實監護人責任，一方面是民事賠償責任，另一方面是監護責任。對于被害人，應提供司法救助、社會救助以及政府救助。“應該把這類案件納入特別訴訟程序，建立專門的訴訟制度。”該檢察官說，可以考慮由檢察機關提請法院決定對確有必要的未成年人收容教養或送工讀學校；由檢察機關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法院判決執行，確保被害人獲賠，還可以考慮納入公益訴訟范疇；由檢察機關對拒不履行監護職責的監護人提起民事訴訟，法院判決強制其接受親職教育，或者判決撤銷監護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