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永廷

湖北省漢川市法院近日對多次猥褻女生的小學教師汪某以猥褻兒童罪判處有期徒刑7年6個月，并禁止其在刑罰執行完畢之日起5年內從事教育及相關工作。這是刑法修正案（九）公布“從業禁止”規定以來，湖北省對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作出的首例從業禁止判決。在目前針對性侵未成年人刑釋者的從業禁止規定缺失的情況下，這樣的判決無疑具有進步意義。

但是，進一步分析我們發現，這樣的判決在法律適用和執行上面臨一系列尷尬和困境，且并不能從根本上預防性侵犯罪的再次發生。

刑法（九）的從業禁止規定不完全適用性侵犯罪前科者

刑法（九）規定的從業禁止作為刑法預防性措施之一，與刑罰懲罰性措施不同的是，其主要建立在“再犯可能性”，對于預防職業犯罪再犯具有積極意義。

但是，必須承認，刑法（九）所規定的從業禁止是針對一般的職業犯罪，由刑事法官根據犯罪情況和預防再犯罪的需要，決定罪犯在刑滿釋放或假釋后的從業禁止期限，最短3年，最長5年，禁止其從事相關職業，屬于從業禁止制度的一般法。

研究發現，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是一種極為特殊的犯罪形態，相當多的性侵兒童犯罪者對兒童有特殊的性癖好，這是其犯罪的動因，且具有成癮性，犯罪者一般都是基于一種嚴重扭曲的人格和變態心理對兒童實施性侵，而且中外司法實務都發現，性侵兒童的罪犯在刑滿釋放后再犯風險一般都比較高。

因此，為更好地預防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再次發生，相關部門在設計相應的從業禁止法律制度時必須正視性侵未成年人犯罪者的心理因素，借鑒其他國家的成功經驗，在其刑滿釋放后由專業機構對其進行社會危害性和再犯罪可能性的專業評估，進而確定其接受強制心理康復治療的期限，再在此基礎上設置特殊的更為細化、更有針對性的從業禁止期限。

關于教師資格的禁止要求應平等適用于所有教育從業人員

教師法第14條規定：剝奪政治權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處罰的，不能取得教師資格；已經取得教師資格的，喪失教師資格。可以看出，盡管教師法這一規定不特別針對性侵犯罪，但是作為從業禁止的特別法，教師法的立法目的很明顯，教師這一職業需要較高的職業道德，禁止所有被剝奪政治權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處罰的人獲得教師資格，避免其對學生造成各種危害或潛在危害。也就是說，教師法所規定的從業禁止是終身永久性的，非常嚴格。

我國現行的教師法頒布于1993年，當時的中國社會，教育培訓機構很少存在，教育工作主要由學校教師來承擔，因此，教師法只對學校教師才規定如此嚴格的教師資格條件。而現在，經過20多年的發展，社會上存在大量的教育培訓機構輔助學校教育，人們對“教師”的理解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其從業人員卻并沒有被明確要求必須有教師資格證，作為教育培訓機構也沒有法律義務審查從業人員的犯罪記錄包括性犯罪記錄。

同樣都是教育工作者，學校教師有從業禁止而教育培訓機構的從業人員卻沒有任何從業禁止，這是不合理的。教師法關于教師資格的禁止要求應該平等適用于所有教育從業人員，包括專職、兼職人員，即使志愿服務人員及教育行政人員和后勤人員，也應有一定的從業禁止要求，這才可以最大限度地預防未成年人遭受性侵。

如果對教師法中的“教師”做廣義理解，那么根據教師法的規定，汪某將永久不能進入教育行業，而根據《刑法（九）》的規定，其最多只能被禁止從事教師工作5年。

漢川法院對汪某作出的禁止其在刑滿釋放后5年內從事教育及相關工作雖然能禁止其進入教育培訓機構，但是受制于法律3~5年的限制，5年后，汪某依然可以不受限制地進入學校以外的教育培訓機構，依然可以有與未成年人密切接觸的機會，其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再次發生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完善配套制度，不要讓性侵未成年人前科者的從業禁止形同虛設

1.盡快建立全國性的性侵未成年人罪犯和違法者的信息登記、公告和強制性背景審查制度。

近年來，世界各國有關各類性侵犯罪加害人的懲治措施，更多偏重于性犯罪加害人的治療與預防。其中，對于性犯罪加害人最為嚴厲的制度，是從美國的梅根法案所發展出來的性犯罪加害人登記與公告制度。盡管美國國內存在著對加害人人權保護的異議聲音，但是，從發展趨勢看，梅根法案不僅在美國，在其他國家也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力，已有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南非、法國、愛爾蘭、日本、韓國等多個國家制定了性罪犯登記法。

性侵未成年人的行為包括犯罪行為和一般違法，人們往往更關注性侵犯罪，對性侵未成年人的一般違法行為卻不太重視。實際上，后者之所以沒有構成犯罪，往往是基于一些外在因素的干擾或影響才未發展成犯罪行為，因此，建議盡快建立中國的以性侵犯罪信息登記、社區公告和強制性背景審查為主要內容的性罪犯刑滿釋放后的管控制度，同時注意對于性侵兒童的一般違法行為也應予以登記，分類管理。

至于有人提出這種登記侵犯了性侵犯罪前科者的個人隱私及造成就業歧視，筆者認為兒童利益最大化保護應該是立法的優先選項。沒有性侵犯罪信息登記制度，像漢川這起性侵案中的汪某，在刑滿釋放后完全可以到異地從事教育培訓工作，有可能繼續發生性侵兒童的悲劇。

浙江慈溪和上海閩行都是這些制度的積極嘗試和創新者，但這些創新都是地方做法，全國性制度的建立才更有利于防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行為的發生。

另外，近些年，還出現了外國人在本國因為性侵兒童的犯罪行為或違法行為受到刑事處罰或行政處罰后，轉而將目光投向其他國家，通過在教育培訓機構任職的機會性侵兒童。因此，我國也應注意完善這方面的法律規制。

2.盡快建立我國針對性侵未成年人犯罪者的全面強制醫療和評估制度。

所謂的強制醫療和評估制度通常是指對實施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即將刑滿釋放的犯罪者，由相關的心理學和犯罪學專家結合其犯罪情節、犯罪前科、服刑改造情況、服刑期間的精神狀態等因素進行鑒定和評估，對其出獄后的人身危險性和重犯可能性做出判斷，從而決定其強制參加心理康復治療的期限。

在我國臺灣地區，針對性侵未成年人犯罪者尤其是此類犯罪的常習犯，其“刑法”在保安處分制度中明確規定了強制治療制度，在徒刑執行期滿前對受刑人進行鑒定、評估，如認為有再犯之危險則轉入相關處所進行強制治療。同時，臺灣對性罪犯還施以科技監控、測謊、驗尿及定期向警察機關辦理資料登記、報到等措施，并規定性侵害加害人無故不接受治療者，可以處以刑事處罰等規定。可見，臺灣對于性侵害犯罪的防治已經強調兼具加害人“內在控制”與“外控監督”的治療與監督模式，除了持續在監獄所接受之強制治療效果外，也強化加害人在離開監獄后進入小區、面對多元化社會時所需要之外在控制能力。這些做法值得我們借鑒。

總之，對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刑釋者進行更嚴格更細化的從業禁止，制定全國性立法，完善相應的配套制度，才能更有效地預防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再次發生，最終保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

（作者系中華女子學院法學院訴訟法教研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