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堂吉偉德

滬江教育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的“職工親子工作室”是上海首批12家試點單位之一。早在2011年，滬江公司就設立了“應急班”，在幼兒園暫時停課、家中老人生病無法帶孩子等特殊情況時，員工可以把孩子帶到公司來。2014年，開出寒暑假班，今年掛牌“職工親子工作室”。(8月21日《青年報》）

雙職工家庭“朝九晚五”的工作，加上居高不下的保姆費，以及“全面兩孩”政策激活的生育意愿，導致幼兒園、托兒所等學前教育嚴重不足。數據顯示，五年來，盡管全國公辦園增加了1.7萬所，但總體占比僅33%，仍有約1/3的適齡兒童沒有機會接受學前教育。城市公辦園和普惠性民辦園的比例偏低，入公辦園難、入普惠性民辦園難、流動人口子女“入園難”等問題仍未根本解決。 原本學前教育的資源就嚴重不足，“全面兩孩”放開之后將會進一步導致情況惡化。

鼓勵企事業單位辦幼兒園，以實現“帶娃上班”的愿景，一度是“單位化管理”體系下的一種福利。同時，可以緩解公共投入不足，充分發揮社會參與的力量，共同解決學前教育的瓶頸問題，有“社會事社會解決”的意味。不過，“帶娃上班”若不能解決公共屬性和責任兜底的前提，則容易成為一種負擔轉嫁，并形成新的社會矛盾。

從上海等地試點來看，“帶娃上班”的制度設計善意，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必然要面對“經費誰來負擔”的問題。一位工會負責人透露，一個短期暑托班各種費用就要兩萬元。而像滬江公司那樣的“寶寶房”，公司每年要投入數十萬元運營費。顯然，若費用全由企業和單位來承擔，注定難以持續。必然要建立一種責權分攤體系，否則“帶娃上班”就可能會形成影響面較大的“抽血效應”。

從總體上看，企業負擔本就不輕，盈利能力弱，有的甚至處于虧損狀態。再加上經濟下行壓力猶存，一些企業生存狀況艱難，自身“供血”已嚴重不足，若再“抽血”則會雪上加霜，導致生存環境失衡，不利于其轉型升級。

此外，消除學前教育壓力和職工的后顧之憂，是公共責任而非企業義務，具有道德的倡導性卻沒有強制力。一方面，從法律上說，解決學前資源緊張和實現全社會參與，確實離不開市場主體的參與，不過參與并不代表包辦，更不能成為負擔的轉嫁，屬于公共責任的應由公共財政負擔。另一方面，學前教育與企業的運營本沒有絕對關聯，企事業單位并沒有為此負責的優先義務。因此，在運作模式上可實行“服務外包”，以“政府搭臺，企業唱戲”作為長效機制，解決經費來源和公共責任問題，“帶娃上班”才能實現共贏。

再從專業性、市場化角度考慮，可由市場其他專業機構解決的問題，則不必讓企事業單位回歸“單位屬性”和“公家功能”。“公助民辦”或者“公辦公助”才是從根本上解決學前教育不足的主要路徑。倡導企事業單位辦幼兒園，關鍵在于要厘清責任邊界，解決經費的來源和分攤原則，而不是成為加劇企業成本的責任轉嫁。避免了道德性捆綁，措施創新才會有正當性和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