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社保費率

在社保費率下調的同時，我們也不能不考慮現在和未來社保負擔的挑戰。

人口增長乏力將是普遍現象。要靠新生力量來解決養老金支付的資金來源問題，幾乎是無解的。在這樣的條件下，國有股減持或將國有股劃轉全國社保基金，可能是更現實的選擇。

各地已開始下調社保費率。從現有收集到的數據來看，下調的幅度并不大。但是，社保費率下調意義重大。如果能進一步下調，那么社保費負擔問題勢必得到更多的緩解，有利于減輕企業負擔，促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進行。

之所以需下調社保費率，是因為當前中國的名義社保費率在世界上處于較高水平。這不利于企業自生能力的形成，更不利于創新發展戰略的實施。如果按高名義費率征收社保費，那么相當一部分企業將無法生存。結果，企業和個人往往只是按照打折后的社保費率繳納社保費。事實上，實際社保費率遠低于名義費率，實際負擔遠輕于名義負擔。多數企業正是這樣做才得以正常運行。可是，其弊病也是明顯的。名義費率不能得到真正的執行，制度的公信力大打折扣。高名義費率所留出的不同打折空間，也可能讓不同企業和個人面臨不同的實際社保負擔，帶來新的不公平。從公平競爭環境創造的目標出發，高名義費率也需要下調，同時名義負擔與實際負擔的差距需要進一步壓縮。

在社保費率下調的同時，我們也不能不考慮現在和未來社保負擔的挑戰。部分地區現在就已出現了社保負擔很難承受的難題。社保不同于其他公共服務。社保收不抵支，難以為繼，社會不穩定概率就會大幅度提高。全國統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這一問題。但是，社保基金相對豐富地區的利益如何保證也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從理論上看，如果能做到即使是社保基金最豐裕地區的社保服務也不下降，那么全國社保統籌的風險就不復存在，全國統籌的阻力就會消失。但是，這談何容易？未來的挑戰遠大于此。人口老齡化的加速，意味著即使是現在社保基金較有保障的地區，也可能出現收不抵支的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進一步降低社保費率，就是一件不太容易完成的事。

養老金個人賬戶的建立，意味著現收現付制養老制度的逐步逝去。但是，個人賬戶建立之前“老人”和“中人”的欠賬問題，尚未得到真正的解決。做大做實個人賬戶的愿望并不容易實現。做小做實個人賬戶的意義卻不夠大。個人賬戶持有者只要能夠以賬戶中的金額為基礎得到養老金回報，就是可以接受的。在這樣的理念指引下，名義賬戶制得到推崇。但是，即使是名義賬戶制，也需要解決養老金支付的資金來源問題。

需要工作的人贍養的老人越來越多，而年輕勞動力的數量在萎縮，這是現實的壓力。只有人口增長了，這一壓力才能得到逐步釋放。但是，人口增長乏力將是普遍現象。要靠新生力量來解決養老金支付的資金來源問題，幾乎是無解的。在這樣的條件下，國有股減持或將國有股劃轉全國社保基金，可能是更現實的選擇。

“讓企業多減輕一點負擔，讓職工多拿一點現金”，這是國務院總理李克強3月16日在中外記者招待會上回答“五險一金”相關問題時的表態。近期，上海、廣東、天津等多地宣布下調社保費率。

大略地看了一下各地已經出臺的下調五險一金的情況，感覺到有點百花齊放的架勢。“百花齊放”是一個褒義詞，而如果換個角度，就似乎是各行其是、標準不一了。

一是，作出下調五險一金的主體不一致。上海、廣東、天津、云南、甘肅、江蘇都是以省市統一下調的，但浙江杭州、福建廈門卻在本市發布了下調的決定，將來的模式是全省統一，還是在省級下調決定之后，各市還可以再次根據自己的情況決定，甚至可以突破省里的規定？

二是，下調五險一金的具體內容差別較大。總體上看，廣東、天津、云南、甘肅主要是下調了生育、工傷、失業三個小險種的費率，江蘇僅僅下調了一個失業保險費率，由現在的2%降至1.5%；而上海則真正下調了養老費率和醫療費率。

三是，下調五險一金對職工增收的結果不明顯。一方面，大部分省市下調的都是企業繳納的部分，基本上不涉及減少職工繳納的問題。另一方面，即使廣東、云南等地降低個人繳費費率，其實際效果有限。

如果上述做法在全國得到復制，我估計此次下調五險一金的“運動”肯定是“雷聲大雨點小”，最后草草收兵：大多數省市不下調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最后拿生育、工傷、失業三個小險種開刀，選擇其中的一兩個險種，下調一個半個百分點，最后讓企業少繳幾十元，職工也少繳幾十元，用這種“象征性”、“意思賬”的做法去應付門面，交代輿論，由于參保人數眾多，報出來的總數卻是少繳了多少個億，廣大職工難免有一種被忽悠的感覺。

我覺得，對于此次下調五險一金的工作，應該及時發現已經出現的問題，加強指導和糾偏。一個問題是，必須抓住下調養老保險這個重頭戲。中國社保體系主要由“五險一金”組成。其中，養老保險總費率28%、醫療保險8%、失業保險費率2%，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由單位繳費個人不繳，工傷保險平均費率為0.75%，生育保險的平均費率為不超過0.5%。人社部負責人早就指出，我國5項社會保險費率中，主要是養老保險費率偏高，而其他4項社會保險費率之和在12%左右，處于中等偏上水平。下調五險一金的重點應該在養老保險，而不是在其他保險的“針尖上削鐵”。作為人社部，應該提出下調養老保險的具體措施，專家指出，經過測算，養老保險若實現“統賬分離”，可以降低8%的費率。

另一個問題是，人社部應對各地下調五險一金提出具體的指導意見，包括下調的原則、要求、范圍、比例等，最后達到什么樣的效果，還應該包括確定下調的程序，如何討論、測算、公示、決定，而不是由人社廳和財政廳的官員研究、領導拍板定案。應該看到，下調五險一金的工作，各省情況差異很大，國務院要求各省根據自己的情況決定是正確的，但這并不是說，不需要進行指導，應該有一些共同遵守的原則，權力應該在一個籠子內運行，而不能信馬由韁。須知，像下調五險一金這些直接關系到政府利益的工作，如果沒有明確的硬杠子，聽任地方政府自己決定，最后不“走形式”才怪呢。

應該說，只由地方決定，國家有關部門放棄指導，我們是有教訓的。就在前不久地方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的修訂過程中，地方修法的已經有13個省市出臺，山西、福建、上海三地延長了婚假，山西的婚假延長到30天，其余10個省市區都廢除了晚婚假，只剩下了原來法定的3天婚假。同是中國公民，婚假相差10倍，這是沒有道理的，也無法向人民交代，這里的原因就是國家衛計委沒有對地方立法提出指導意見，不能不說這是此次立法的瑕疵。

有鑒于此，人社部應該對地方下調五險一金提出原則意見，根據不同省市實行分類指導，而不能把放手變成撒手，最后發現問題再來糾正，甚至發現了問題也聽之任之。

【調整社保繳存絕非調得越低越好。既能減輕企業負擔，也需照顧職工利益；既要企業發展更有后勁，也應該避免企業甩包袱。】

近期，上海、廣東、天津等多地宣布下調社保費率。“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出，將生育保險和基本醫療保險合并實施。這意味著，未來隨著生育保險和基本醫療保險的合并，人們熟悉的“五險一金”或將變為“四險一金”。（中新網3月23日）

下調社保費率，將五險一金變為四險一金，最開心的莫過于企業了。早就有一種說法，假設你的稅前工資1萬元，在扣除各類社會保險及其所得稅之后，每月能夠拿到手的工資是7454元，而企業實際支出了14410元。各種險金過高，導致一些企業不僅不敢漲工資，還舉步維艱。

所謂“甘蔗沒有兩頭甜”，如果社保繳存比例大幅下降，企業負擔降低了，職工到手的現金多了，但以后的養老待遇就可能受影響。這是很簡單的邏輯，按一些地方的規定，你的養老保險，企業繳20%，個人繳8%，如果企業繳得過低，當你老了領取退休金時，必然也少了。

因此，調整社保繳存絕非調得越低越好。既能減輕企業負擔，也需照顧職工利益；既要企業發展更有后勁，也應該避免企業甩包袱。2011年，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即下發規定：用人單位因不可抗力造成生產經營出現嚴重困難的，經省級人民政府社會保險行政部門批準后，可以暫緩繳納一定期限的社會保險費，期限一般不超過一年。暫緩繳費期間，免收滯納金。到期后，用人單位應當繳納相應的社會保險費。

也就是說，企業確有經營困難，可以緩繳，但不能不繳。如今，一些地方直接降低社保繳存比例，顯然更徹底。但是，應該做到平衡多方利益。有個現象值得一提，即一些壟斷性企業繳存的五險一金都比較高，比如兩年前媒體報道，內蒙古省級貧困縣杭錦旗公積金調查的數據顯示：當地職工繳存的平均水平不足1000元，但當地供電公司職工最高繳存達到15530多元。一些地方和壟斷行業不顧國家明文規定，超比例超繳公積金。因此，要繼續警惕這種違規避稅和變相發放福利現象。

此外，還有一類現象是，一些企業經營情況尚可，但是不尊重工人權益，不跟工人簽訂合同，更遑論為工人繳納五險一金了。對此就不是降低繳存比例的問題，而是如何保證它們遵守法規，按時足額為工人繳納五險一金。

正如人社部社保所所長金維剛所稱，降低社保費率，意在為企業降成本，但不能降參保職工的待遇。未來職工的各項社保待遇還應隨著經濟發展、隨著職工平均工資和生活費用變化等情況逐步提高。隨著生活成本越來越高，我們要想過一個有質量的晚年生活，需要退休金保持在較高水準，而這既需要自己努力，也需要良好的社會保障體系。如果以犧牲退休金來換取暫時的好日子，就有點得不償失了。

【為企業減稅清費，不宜單憑各地單打獨斗，更該考慮的，是擬定出一個全面系統的“頂層設計”，如設立“國民基礎社會保障包”。】

據報道，最近多地啟動了社保降費改革。21日上海市政府就發布消息，決定下調養老、醫療和失業保險三個險種共計2.5%的單位繳費率。至此，目前至少有7個省市按本輪中央部署出臺了社保降費措施。

這輪社保降費，由于各地的債務負擔和財政收入實力不同，運作空間也有別，如上海對養老、醫療和失業保險采取了降費措施，廣州降低了醫療、失業和工傷保險費用，其他地區則集中在失業險、工傷險、生育險等領域；但不管相對發達還是欠發達地區，社保降費力度都相對較小，對企業來而言也更多的是象征意義。

這并非對涉事各地的“苛責”：要有效推動為企業減稅清費的改革，單憑各地單打獨斗難度很大，若能在社保降費等方面擬定出一個全面系統的“頂層設計”，會更好。

當前，若將社保降費放置在財稅改革、財事權分配和政府債務重整等層面推進，可拓展的空間會更大。時下中央地方在財權與事權上的匹配問題，在地方債務負擔重壓下變得日益突出。針對該問題，十八屆三中全會前公布的383項改革方案中，就提出探索設立“國民基礎社會保障包”，以推進公私分明的社會保障體制改革。

在目前境況下，該提議理應受到重視和適度推進。原因在于幾點：首先，設“國民基礎社會保障包”，可將基礎性公共社會保障服務從地方上收至中央，推動公共服務均等化，推進中央地方財權與事權的匹配。而國民獲得了基礎性社會保障后，將會借助中央政府的信用增加國民對中國社保體系的信任，才會緩解居民的后顧之憂，為政府推進供給側改革、企業進行減員增效等，提供心理認知和行為認同上的保障。

其次，這也能有效推進社會保障體系改革，避免社保的公私混搭。目前的社保體系是以個人繳費確認制為主的框架體系，政府應盡的公共社保服務混雜在其中，這種公私混搭的社保體系，實際使社保改革復雜化，導致各地對社保的降費是存在顧慮的。因為在人口老齡化下，社保潛在的缺口限制了社保的降費空間，地方政府高企的債務負擔，又限制了基于公共服務的社保計劃從現有的社保體系中獨立出來，同時又強化了個人繳費制的強制性。

而一旦設立“國民基礎社會保障包”，將政府應盡的公共社會保障服務從社保體系中獨立出來，個人繳費確認制的社保就會如同美國的401k計劃，不再需要強制性規定，而可通過勞動者與企業的市場化協商確定；同時個人繳費確認制下的社保基金，可通過市場化手段進行運作，從而為社保費率提供市場化的談判空間。

由于目前國內社保存在歷史欠庫問題，因此“國民基礎社會保障包”的資金發放來源，要通過國有股減持和轉持等，同時可加強國有企業分紅劃撥，而無需考慮征收社保稅。

國有企業股權減持或轉持以填補社保的歷史欠庫，國有企業收益分紅用于“國民基礎社會保障包”的支出服務，將不僅為減輕企業負擔提供相對較寬松的空間，而且將緩解國企的預算軟約束，如國企收益分紅用于發放公共社會服務保障資金，將在財務上加強對國企管理層的硬約束，并發揮國企全民所有制的義務和責任。因此，為企業減稅清費，需要的是壯士斷腕的決心，以避免口號化。

□劉曉忠（財經專欄作者）

【無論從減輕企業和職工負擔的微觀層面看，還是從經濟增速放緩的宏觀層面看，進一步降低社保費率都很有必要】

在李克強總理提出“地方可階段性適當下調‘五險一金’繳存比例”一周之后,21日上海市率先下調養老、醫療和失業保險費率總計2.5個百分點。另據報道,自今年2月以來,至少有7個省市按照本輪中央的統一部署已經出臺了社保降費措施,其中多以下調失業險、工傷險、生育險為主,以降低企業成本為主要目標。

一些地方率先開始降低社保繳費率的做法值得肯定。相信緊隨其后,一定會陸續有省市跟進。開弓沒有回頭箭,降低企業和個人社保費率的社會輿論大環境正在形成。

不過,從已經降費的省市看,多為失業、工傷、生育保險,都屬小險種。無論從減負的力度,還是從與國際平均繳費水平對比的角度看,都有進一步降低的空間。

首先要對社保繳費率降低有一個充分認識,從而增強決策層的緊迫感和主動性。曾記得國務院副總理馬凱就社保繳費問題在接受全國人大常委會專題詢問時表示,目前養老保險繳費水平偏高,“五險一金”已占到工資總額的40%至50%。

比較一下國外,美國目前的養老保險費率為12.4%,其中雇員和雇主分別為6.2%,金融危機爆發期間,美國還曾一度降低社會保險的費率。而目前中國的社保繳費率為40%,其中養老保險費率達到28%。需要注意的是,美國職工平均收入是中國的8～10倍。

目前發達國家所確定的基本養老保險企業繳費費率一般為10%,國際警戒線為20%。所謂警戒線是指超過這個數值就會發生其他嚴重問題,直接問題是繳費者的企業、職工負擔過重,影響到企業生產與百姓生活消費,進而影響到整個經濟的持續發展。據測算,企業的社保繳費比例過高,負擔過重,影響了國內多數中小微企業的發展,也制約了工人的薪酬增長,進而制約了提振內需、啟動消費。

在經濟增速較快,企業發展良好的環境下,社保繳費過高或許問題表現得不那么尖銳。但在目前全球經濟特別是中國經濟增速放緩情況下,社保繳費過高的負擔愈發凸顯。

從職工的角度來講,如果每月的薪水扣除社保繳費后只剩六成,必然嚴重制約消費支出。而中國經濟目前增速放緩正需消費拉動、內需提振。　

所以,無論從減輕企業和職工負擔的微觀層面看,還是從經濟增速放緩的宏觀層面看,進一步降低企業和職工社保繳費率都很有必要。

從已經啟動社保降費的幾個省市的情況看,力度似乎還可再加大一些。不妨從以下幾個方面繼續努力:首先,“五險一金”的總繳費率應該有所下降。其次,應該重點降低養老金與醫保保險費率。這兩項費率最高,企業養老金繳費率為20%,個人為8%,占了“五險一金”總費率的大頭,降低空間較大。再次,在降低企業繳費率的同時,進一步降低個人繳費率,減輕職工繳費負擔。

最后,從統籌全局的角度上看,不妨出臺一個指導性降低費率標準或總費率不高于多少的標準。一方面指導全國的降費工作,不至于出現各地差距懸殊的情況；另一方面為社保基金全國統籌打下基礎。

從上海市政府獲悉，上海進一步降低該市部分職工社會保險的費率水平。此次調整共涉及養老、醫療和失業保險三個險種，總體費率下降2.5個百分點。（3月22日《第一財經日報》）

社保降費其實是始自去年的“大勢所趨”，僅在2015年上半年，國務院就分兩次降低企業工傷保險、失業保險、生育保險的繳費水平。一來自然是因為客觀存在的“繳費率過高”情況，無論是收入與支出的橫向比較還是國際間的縱向比較，這都是抹不掉的現實；二來則是為了給不堪其重的微小企業減負。

對企業來說，社保降費無疑是看得見的利好，這直接降低了企業成本，自然有利于企業再發展。但是應該看到，社保是作為社會公共福利的存在，它的著眼點，顯然不在于降低企業的成本，而是建構相對公平、合理的社保費率。

從現行養老金發放方式來說，企業繳費水平的降低，必然意味著統籌賬戶錢的減少。即便真的能做到不影響待遇水平，但至少會影響待遇水平的整體變好。李克強總理在日前的記者招待會上描述：既要讓企業多減輕一點負擔，也要讓職工多拿一點現金。降低企業的繳費水平，通過做減法減輕了企業的負擔，而如何“讓職工多拿一點現金”，則需要在做減法的基礎上再做加法。

正如此前財政部部長樓繼偉所說，應拓寬基金的籌集渠道，增強基金自身的收支平衡能力；應逐步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應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最根本的，當然是提高普通職工特別是低收入群體的勞動報酬，確保社會保險的安全網更大范圍覆蓋。

【當政府開始以降低社保繳費的措施來為企業減負時，必須把握好一個原則，這就是社保繳費可降，但社會保障水平不能降低。】

一輪降低社保繳費的大幕正在拉開。日前，上海市政府發布消息，決定下調養老、醫療和失業三個險種共計2.5%的單位繳費率，預計全市可在今年為企業減負135億元。至此，國內已有7個省市出臺了下調社保繳費的措施。

適當降低社保繳費，是在經濟增速放緩、企業運行困難的背景下，為減輕企業負擔作出的一項決策。“五險一金”是上世紀90年代我國勞動制度改革后由國家規定的一項社會保障制度，20多年來，這一制度日趨完善，但企業和職工也為此付出了很大代價，全國社保繳費率的平均水平接近40%。在經濟上升時期，這方面的矛盾還不是很突出，當經濟面臨下行壓力時，矛盾便顯現出來。適當降低“五險一金”，正是考慮了目前社會經濟運行實際困難的一個務實措施。

但是，當政府開始以降低社保繳費的措施來為企業減負時，必須把握好一個原則，這就是社保繳費可降，但社會保障水平不能降低。目前，我國很多城市開始進入老齡化社會，養老等社會保障的支出越來越大，由于前期繳費的不足，特別是養老金省級統籌賬戶的局限，一些省份開始面臨社保金入不敷出的問題。降低社保繳費，會使這部分地區社保基金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這就需要政府作出統籌考慮，降低社保繳費的步子不宜邁得太大，可以分階段實施，像上海對養老、醫療和失業保險金的降幅分別為1%、1%和0.5%，就不至于對社保基金的繳存產生大的影響。

政府負有向民眾提供社會保障的兜底責任，降低社保繳費，意味著政府必須承擔更重的兜底責任。因此，降低社保繳費與加大財政對社保的支持要統籌考慮。在3月16日全國“兩會”閉幕后舉行的記者會上，李克強總理對這兩方面都作了闡述，一方面提出在國家規定的框架下，各地可以根據實際情況階段性地、適當地下調“五險一金”的繳存比例;另一方面，中國現在實施的是養老金省級統籌，省級政府有責任、也有能力通過多方籌集資金，來保證養老金的發放，確實有突出困難的，只要地方政府盡力了，中央政府是會給予補助的。總理這番話為降低社保繳費解除了后顧之憂。而隨著養老保險體系改革的推進，在全民參保、社保賬戶全國統籌、漸進式延遲退休等改革措施落實以后，國家在社會保障方面的能力也將進一步增強。

如果只是下調生育、工傷、失業三個小險種的費率，對企業減負和職工增收作用十分有限。真要實施企業減負和職工增收，就該從下調養老、醫療兩個大險種的費率著手，并且不能把降費的成本轉嫁給企退人員。

上海市昨天宣布，下調單位替職工繳納的養老、醫療、失業等三項保險費率，其中養老費率和醫療費率各下調1%，失業費率下調0.5%，三項合計下調費率幅度為2.5%。經事先測算，此次費率下調后，全年可為各類企業減負135億元。

經去年各地相繼小幅下調生育、工傷、失業保險費率后，全國“五險一金”總費率微降至職工工資的39.25%。此次上海三項保險費率下調后，由企業與職工共同繳納的社保總費率仍占到職工工資的43%，占比在全國各省區中最為“嚇人”。

此前，廣東、云南、貴州等六省已就社保降費率出臺方案，六省下調的費率都集中于原本占比較低的生育、工傷、失業等三個小險種領域，對費率占比大頭的養老、醫療兩個大險種，則采取了繞道走的態度。

社保制度大多數國家都有，類似的“五險一金”外國也得繳，但收繳比例高達職工工資的39.25%，則十分罕見。有鑒于企業社保負擔實在太重，在經濟不景氣的當下，已將不少企業壓垮，若再不適度下調企業社保負擔，還將有更多企業歇業關張，下調企業社保費率，終被納入今年供給側改革五大任務之“降成本”范疇。

李克強總理在今年全國人大會議記者會上表示，我國社會保障基金是充裕的，在國家統一規定的框架下，可以給地方更多的自主權，讓各地根據實際情況，階段性適當下調“五險一金”的繳存比例，總的來說，就是讓企業多減輕一點負擔，讓職工多拿一點現金。至此，全國已有上海、廣東等七省市宣布下調企業社保費率。客觀地說，七省市動作均不慢，但若論下調費率的“含金量”，離李克強總理要求的“讓企業多減輕一點負擔”還有不小的差距。

這些年，所謂社保基金“入不敷出”的問題一直被媒體緊盯。2014年，國內有兩個省年社保繳費總收入抵不過年總支出，形成了當期支付虧空。去年，當期支付虧空的省份擴大至七個。一些媒體抓其一點不及其余，將當期支付虧空渲染成了整體性入不敷出，引發輿論過度緊張與不安。實際上，七省當期支付虧空不假，卻尚有歷史結余可用，就算結余也被虧空吃光，中央也承諾會予以補貼。至于全國算總賬，就算社保基金一分都收不上來，目前的結余也可使用17個月。以全國一盤棋作考量，社保基金年年呈現為收入大于支出，結余盤子在持續擴大中。截至去年末，全國五險結余總量已達近6萬億元的規模，“社會保障基金是充裕的”所言不虛。

然而，盡管社會保障基金是充裕的，李克強總理又強調要階段性適當下調“五險一金”的繳存比例，而在實際操作層面，一些職能部門似乎搞起了“拆東墻補西墻”的動作，將每年增加企退職工養老金的比例，從連續11年每年遞增10%，悄然下調至今年的6.5%，以此總支出的“結余”，悄悄彌補下調企業社保費率帶來的總收入減少。

到去年，經過連續11年遞增，全國企業退休人員平均養老金達到每月2200元，今年企退人員養老金若能繼續上調10%，人均每月可漲220元。現在改為只上調6.5%，人均每月只漲143元，人均遭縮水77元，年人均實際縮水達924元。去年末全國有企退人員8000萬人，僅以上縮水一項，全國即可“摳”出養老金支付總額739.2億元來。從企退人員嘴里“摳”出這筆錢，對維護養老金總盤子的收支平衡，作用著實很有限，可對于8000萬企退人員，卻是實打實的切身利益。

如果各省下調社會保險費率，都只在下調三個小險種費率上做文章，對企業減負和職工增收作用十分有限。真要實施企業減負和職工增收，就該從下調養老、醫療兩個大險種的費率著手，并且不能把降費的成本轉嫁給企退人員，不能讓企退人員的利益受到損害。

本報特約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