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怒斥號販子

據報道，北京市醫管局相關負責人表示，今年會集中精力把市屬醫院的績效考核指標做微調，對于打擊號販子八項措施的一些落實情況，將納入到績效考核的過程中去。

號販子分為不同層級，有的是雇人排隊掛號，有的是利用設備秒搶，還有的是利用內外勾結。在此過程中，醫院在掛號現場和預約平臺的篩查工作，對打擊號販子不可或缺。從大量案例看，很多黃牛早已“名聲在外”，其行為也并未隱秘，醫院方面當早有察覺，及時向警方報案或提供線索。同時從發揮自身功能層面出發，也可設立警務室或專門的防控機構，像電商那樣主動打假以凈化市場。怕就怕，號放出去后就不問不聞，甚至對內外勾結默許縱容。

既然號販子的存在和對其打擊，跟醫院緊密相關，那么以目標考核作為促進手段，明確其相應的主體和輔助責任，就不失為解決問題的一把鑰匙，對整合打擊資源也很有必要。是的，打擊號販子要治本，但治本重要不意味著治標就沒必要，就打擊談打擊，就預防談預防，把眼下的前端打擊工作做好，也是治理號販子的重要一步。

□堂吉偉德（職員）

?? 外地女子的“怒斥”尚在耳邊，北京市衛生計生委的“新規”剛剛下發，人民警察的“抓捕”還未結束，醫院門前的“號販子”卻又上崗了。人們發現，在如此風口之上、高壓之下，他們依然在北京各大醫院門前出沒，甚至都沒有采取遮掩措施，而且“分工明確、運轉良好”。這讓人感到十分意外和震驚：“號販子”沒得治了？

有人評論，“號販子”死灰復燃，且如此之快，乃是“松懈”的緣故，醫院和公安部門的“組合拳”停打了。這是怎樣的一套“組合拳”呢？門診樓里多了監管人員，醫院門口多了頻頻巡查的便衣警察和責任落實的保安。

也有人表示，要加強對“累犯”的監管，加大對“號販子”的懲處力度。怎么加大力度呢？依據刑法第225條第4項對“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的規定，可將“號販子”歸為非法經營罪，從而使其拘留時間不限于10日以下。

還有人指路，學學鐵路賣票，看病掛號實名制，“號販子”就無空子可鉆了。有的醫院不早就實名制了嗎？怎么也有“號販子”呢？那是醫院不夠“實”，一定要嚴格實名！

然而，即便是出招的人也承認，這些辦法治標不治本。事實上，很多時候是不現實的，連標也治不了。

早在1998年，北京東城公安分局就針對同仁醫院的“號販子”展開統一打擊行動，抓獲“號販子”138名。2005年，衛生部、公安部等部委決定，在全國范圍內組織開展嚴厲打擊“號販子”“醫托”專項執法行動，允許公安機關進駐醫院，設立警務工作室，進行現場打擊。2015年，北京警方又一次開展集中整治“號販子”專項行動，出動50余次，僅在北京兒童醫院，就抓獲“號販子”245人。

可是，“號販子”并沒有隨著這樣的雷霆行動消失，反而有愈加猖獗之勢。北京一家大醫院的領導說，“號販子”也有“抗藥性”了！原來公安一打能管半年，現在連一個月都管不了。這話不假。北京公安上個月剛出動過，卻沒有影響“號販子”這個月繼續上崗。實名制等手段在實踐中也面臨相同的尷尬。

有人指出，行政的、司法的、技術的手段并不能根除“號販子”，只會導致他們“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要想真正治療醫院的這塊“牛皮癬”，必須另想辦法，比如分級診療。中國醫院協會副秘書長莊一強就表示，優質醫療資源的短缺和無序的分配導致了“號販子”的野草模式，因此，打擊“號販子”是標，加強分級診療是本。“如果全國人民都來北京看病，即便沒有‘號販子’，北京的醫院也是不堪重負的。”

邏輯似乎不錯：患者的堆積造成了一號難求，“號販子”進而趁機求財；如果將患者分流，“號販子”豈不成了無本之木？問題是，現實卻很殘酷：分級診療本身還在“患腦梗阻”呢，哪來余力除“號販子”？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房莉杰指出，雖然近幾年國家一再強調分級診療的重要性，并且于2015年9月發布了《關于推進分級診療制度建設的指導意見》，但是分級診療至今仍是“鏡花水月”，難以從夢想照進現實。她在南方某開展分級診療試點的城市調研時發現，其分級診療幾經調整，還是難以找到合適的路徑。

起初，該市基層醫療機構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馬上導致了基層診療服務量的下降；接下來嘗試“醫聯體”模式，將基層醫療機構并入二級醫院，服務量上升了，但是其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受到了忽視；后來又嘗試將基層醫療機構的公共衛生服務分離出來，成立單獨機構，卻發現“健康管理”是一個整體，分不開；目前的結果是，部分地恢復到改革前的狀況。

莊一強也指出，“長效機制應是基于利益條件下的共同發展，而不是基于行政手段。然而，目前我國的分級診療缺少這種考慮，仍以傳統的行政命令為驅動。”

那么，“號販子”的毒還有別的解法嗎？

中國社會科學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鵬也曾向“號販子”買過專家號，給父親治療脂肪瘤，并引發了一場經濟學者和醫生的對談。他認為，醫療資源供給不足，特別是優質醫療資源供給不足，是我國醫療行業出現這些亂象的根本原因。不過，他開出的“處方”卻又不同：放開行政管制，既放開價格管制、更放開準入管制，通過市場價格引導供給增加，才是解決“號販子”問題的關鍵。

他的理由是，之所以出現“號販子”，必然是因為存在價格管制，但這個管制價格低于醫療服務的市場均衡價，價差構成了“號販子”的生存空間。而這種價格管制產生的前提，往往是市場進入壁壘帶來的資源供給不足所致。醫療行業正是如此。

北京協和醫院婦產科醫生章蓉婭也持類似的觀點。她在2012年就曾撰文呼吁，要提高醫院診療普遍水平；要建立家庭醫生或社區醫生的初診和轉診體制；要提高醫生的掛號費，讓它更接近醫生的實際價值；允許醫生自由執業，實現優秀醫生的自由流動，給醫生行醫松綁，方是讓“號販子”消失的大道。

雖然抱有良策，可是面對眼前的“號販子”，章蓉婭也只能“落荒而逃”：“今天中午我穿著便服吃飯回來，經過掛號大廳門口，一路上聽到三個人大聲問我‘專家號要嗎？’一想到他們魚肉著我們醫生和病人，我真想沖上去揍他們一頓，但是考慮到對方人高馬大，且是有組織有預謀，我只能惡狠狠地回了一句‘我不要’！然后落荒而逃。”

本報北京2月18日電

【幾乎年年都能看到號販子被打擊的新聞。但令人遺憾的是，每次打擊之后用不了多長時間，同樣的問題又再次上演。】

春節剛過，剛剛遭重拳打擊的醫院號販子就又死灰復燃了。有記者近日走訪多家醫院發現，號販子們紛紛準點“上班”了，而且明目張膽，有的公然在醫院門口招攬“生意”，有的則組織人手在掛號大廳內排隊，看起來是那么有條不紊。

衛計委對號販子“零容忍”的聲音還余震于耳，打擊號販子的8項措施也還飄著墨香。可是號販子卻又卷土重來，現實的殘酷不能不提醒我們，對于號販子的打擊，絕不能一陣風。

追溯號販子的歷史，在我們國家出現也不過二十來年。在公費醫療的年代，醫療資源雖然更為短缺，但基本沒有號販子這事。啟動醫療改革后，參保患者可以挑選醫院、挑選醫生后，那些口碑好，實力強的醫院專家就成為了大家求醫的首選，專家號變得尤其稀缺，從而催生了大量號販子。

對于號販子，其實從它產生開始，就始終被視為城市管理中的毒瘤，常常施以專項打擊。早在1998年，北京東城公安分局就針對同仁醫院的號販子展開打擊號販子的統一行動，抓獲“號販子”138名。此后，幾乎年年都能看到號販子被打擊的新聞。但令人遺憾的是，每次打擊之后用不了多長時間，同樣的問題又再次上演。

所以，對于號販子的治理，不能僅僅依靠一次次的專項打擊，而要有長效機制。

首先，要嘗試將專項治理常態化。在號販子高發的幾家醫院固定警力，長期對這些醫院實施監控，特別是在重要時段、重要區域進行監管，以期早早發現號販子。

其次，加大對累犯的監管。目前,我國對號販子的懲處,主要是根據治安管理處罰法第23條的相關規定，對于情節較重的，處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這樣的打擊力度，顯然不足以對號販子造成威懾。

其三，還是需要運用經濟手段增加號源。根據號販子炒作的價格，給知名專家設定一定數目的特供號，鼓勵這些知名專家增加門診次數，號源增加了，號販子的運作空間就減少了。

最后，盡快建立規范的轉診機制，將專家號主要面對經過初診，確實需要進一步治療的患者，在源頭上減少對專家號的需求。

號販子是我國現行醫療體系下的特定產物，不但需要有關部門持續花大力氣進行打擊，還需要從制度上消滅滋生他們的土壤。否則，號販子與管理者之間就會不斷演繹出老鼠與貓的追逐戲碼。

□鄭山海（醫生）

眾所周知，真正讓國人對實名制有了充分認識的還是鐵路部門，從最早的排隊、電話訂票、網絡訂票，到實名制購票，終于讓猖獗一時的黃牛抱頭鼠竄，有效打擊了票販子的氣焰，還了民眾購票乘車一個公平。

然而，一年春運又至，實名制再次被推上了輿論浪尖，可這次社會輿論吐槽的對象卻不同鐵路，面是醫院。記者在國內多個城市的掛號預約平臺上發現，雖然要求實名注冊，但輸入編造的姓名和身份證號碼，只要格式正確就能注冊成功，進入預約流程。醫院的實名制沒有落實到位，也就無法阻止“號販子”刷號、囤號倒賣的行為。

這就讓人納了悶了，功效和措施相同的實名制，為何效果就不一樣呢？

還是先來看看鐵路部門實名制在打擊“號販子”上的一系列有效措施，它不是孤立的。最初實名制購票出來時，同樣還是有票販子占隊、買票，然后高價轉手給急需回家的旅客，那是因為車站進站、上車都沒有實行票證人相統一，網絡與線下購票也未進行統一，曾出現過一張身份證可以買多張票，也可以不憑身份證進站上車。隨后，針對出現的各類問題，鐵路部門及時總結，不斷完善制度，從乘車必須票證人統一，到車上查票、證，再到全國車票系統的數據統一，這下總算將票販子的伸展空間壓縮到最小。

當然，鐵路部門光這些似乎還無法真正讓票販子縮手，線下，每至春運，鐵路警方就會派出大量警力、便衣在各車站售票廳進行圍堵，專門針對那些“熟面孔”開刀，如此一來，極大壓縮了票販子的囂張氣焰，也讓他們生存的空間極大壓縮。再加上，近年來全國高鐵運營里程的不斷增長，快捷、安全的出行方式讓民眾觀念及出行需求得到極大改觀，靠忽悠和加價的票販子幾乎很難生存了。

再回過頭來看看從記者調查的醫院實名制情況，掛號實名制看似給“號販子”設置了巨大障礙，可“神通廣大”的他們還是能夠在線上、線下找到諸多漏洞“鉆空子”。線下，安排人輪流蹲守，線上多數醫院網絡掛號平臺未與公安部門的身份信息系統聯網，這也是為何鐵路購票實名制能夠發揮遏制“票販子”作用，而掛號實名制“治標不治本”的關鍵因素所在。再加上由于預約不收費，即便號源最終沒有售出，“號販子”也沒有太大損失。

很明顯，女子怒斥北京廣安門醫院“號販子”的視頻事件，刺痛的不僅僅是百姓看病的焦慮，更多的怒斥出了當下醫院掛號實名制重重弊端。而這些問題的解決，除了要盡快培育更多更好的優質醫療資源外，當務之急，在于完善好掛號實名制的配套措施，斬斷票販子的利益鏈，真正將“零容忍”落到實處，讓昧良心倒號者得不償失。

【治理號販子的關鍵，是從供給側和需求側兩端發力，逐步縮小供給與需求之間的鴻溝】

前幾天，一段“女子怒斥黃牛”的視頻熱傳網絡，引發了社會對醫院號販子的廣泛關注。28日，北京市公安局抓獲12個號販子，涉及廣安門中醫院在內的多家醫院，并表示“對號販子等違法行為組織開展專項打擊整治行動”。精準的打擊，果斷的行動，既回應了視頻中女子的憤怒，相信也會給更多求醫者帶來信心。

大醫院門前，號販子的存在就像幽靈一般，神出鬼沒又善于隱藏。為了拿號，他們拿著板凳、抱著鋪蓋，混入患者的排隊行列；拿號之后，他們又故作神秘、坐地起價，在高價倒賣中大賺其財。對號販子的打擊從未停止，僅在去年5、6月份，北京警方就接連組織開展50多次專項打擊，但暴風驟雨之后，號販子為何仍如此猖獗？

技術漏洞難辭其咎，比如說一些醫院的實名制掛號“名存實亡”，記者隨便以一個虛構的名字都能成功注冊，更遑論八面玲瓏的號販子了；管理混亂也助紂為虐，一些醫院內部人員與號販子里應外合，在利益的誘惑下對專家號進行倒賣。而刑法對醫院號販子缺少針對性的處罰，也讓號販子有恃無恐，輕易就越過了本就不高的法律門檻。技術漏洞、管理漏洞、法律漏洞，這些漏洞的疊加，足以為號販子提供生存空間。

但問題并非如此簡單，作為一種社會現象，號販子的產生也算其來有自。公立醫院的專家號動輒炒到數十倍，反映出優質醫療資源的稀缺，也折射出醫療領域供需之間的不平衡，這正是專家號奇貨可居的原因，也是號販子賴以生存的土壤。有人據此提出“號販子經濟學”的觀點，認為公立醫院的平價掛號并未反映醫生的勞動價值，恰恰是號販子“發現了真實價格”，并以“價高者得”的方式，實現了優質醫療資源的價值，并實現了讓出得起錢的人有機會看病的“另一種公平”。

誠然，從大醫院門前車水馬龍的長隊，就可以判斷，優質醫療資源確實供不應求，具有極強的稀缺性。但是公立醫院采取平價掛號，正是為了確保最基本的公平，讓普羅大眾也能享受優質醫療。更何況，公立醫院本質上是公共資源，有著很強的公益性。凌晨排隊掛號確實辛苦，但是人人都有機會與可能性，號販子炒高價格則擠占了窮人獲得優質資源的空間，把這種付出辛苦就能獲得的機會也熄滅了。因此，醫療資源供需失衡確實需要改革，但藥方不是“號販子經濟學”的邏輯，號販子上下其手，侵蝕著公立醫院的公平性。

因此，從根本上治理號販子現象，既需要從技術層面專項整治，也需要從社會層面釜底抽薪。其中的關鍵，就是從供給側和需求側兩端發力，逐步縮小供給與需求之間的鴻溝。從供給側而言，可以鼓勵社會資本進入醫療行業，以民營醫療機構增強供給的多樣性與靈活性，同時增加優質醫療資源的整體供給；從需求側而言，可以嘗試推動分級診療制度，提升需求的針對性與有效性，讓社區醫院分流部分需求，避免病人一窩蜂涌向大醫院。專項整治與醫療改革雙管齊下，才能從根本上消除號販子的生存土壤。

“這是北京，首都啊！”視頻中女子聲淚俱下的這句話，是情緒的抒發，又何嘗不是對公平正義的期許？相關部門確實應該有所行動了。

既要打擊“醫鬧”，也要打擊號販子，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院警制”才能算是稱職盡職。只有堅決扼殺號販子猖獗之風，“院警制”才能廣泛取信于民，成為維護醫院診療秩序和治安秩序的利器。

北京市公安局昨天發布消息，治安總隊會同西城分局連續開展工作，在廣安門中醫院、協和醫院、宣武醫院抓獲號販子12名。針對群眾反映的廣安門中醫院號販子問題，市公安局相關部門已成立專案組予以查處，警方將對號販子等違法行為組織開展專項打擊整治行動，全力營造和諧安定的就診環境。（相關報道見A7版）

近日，一段“女孩怒斥號販子”視頻在網上熱傳，揭開了北京廣安門中醫院號販子猖獗橫行的一幕，女孩憤懣悲愴的控訴，引來無數善良的人們扼腕感慨，也引起了衛生行政部門和公安機關的高度重視。國家衛生計生委責成北京市衛計委認真調查，要求醫院配合公安機關打擊倒賣醫院號源行為。公安機關迅速出擊，一舉抓獲12名號販子，有力打擊了號販子的囂張氣焰，向“痛斥號販子”的女孩和深受號販子之害的人們，作出了初步的交代。接下來，關于廣安門中醫院等醫院號販子問題到底有多嚴重，保安有沒有縱容和參與倒號，是否存在醫院“內鬼”與號販子內外勾結的黑幕等，相信有關部門很快會給出負責任的答案。

因為“女孩怒斥號販子”視頻熱傳和媒體的持續報道，醫院號販子問題引發社會強烈關切，在此輿情下，衛生行政部門和公安機關應對不可謂不及時，打擊號販子的行動不可謂不得力。這不免讓人從另一個角度產生疑問：如果不是“女孩怒斥”視頻熱傳和媒體報道引發輿情洶涌，有關部門是不是就對醫院號販子猖獗的情形一無所知呢？抑或是，有關部門雖然也知道各大醫院門口都有號販子胡作非為，甚至也知道號販子與醫院某些人員已經混成了“熟臉”，但卻并不認為問題有多嚴重，因此對號販子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呢？

如果是前一種情況，說明有關部門對號販子問題缺乏應有的敏感和足夠的警惕，所以反應遲緩，應對失措，打擊不力。如果是后一種情況，表明有關部門在號販子問題上存在嚴重錯誤的認識，由此嚴重影響了他們加強管理、嚴格執法的主動性和效能。而無論是哪一種情況，都表明有關部門遏制、打擊號販子措施不到位，管理和執法工作亟須改進強化。

其實，在廣安門中醫院、協和醫院等大醫院，如果有號販子成天混跡出沒，最先發現問題的不應該是患者，而應當是醫院警務工作室里的民警，以及在警務室民警組織、指導下負責巡邏防范的保安人員。2012年5月，北京警方在全國率先推出“院警制”，在50家醫院的53個院區設立警務工作室，目前北京各醫院警務室已有近60家。“院警制”把警力資源直接引入醫院，旨在大力增強醫院的安全保障力量，提高醫院維護治安秩序的“級別”，是優化基層警力配置、維護醫療機構秩序的創新之舉。

“院警制”推出之初，被認為主要是為了嚴厲打擊各種“醫鬧”行為，防止發生危害醫務人員人身安全的惡性事件，被貼上“警察幫醫院對付患者”的標簽，因此受到一些人的質疑。警方鄭重解釋說，推出“院警制”有打擊“醫鬧”的考慮，但絕不只是為了打擊“醫鬧”，其還承擔與維護醫院內公共場所治安秩序，配合相關部門對干擾正常醫療秩序的醫托、號販子、血頭、血霸、黑救護車等問題開展專項打擊整治多項職責。簡言之，既要打擊“醫鬧”，也要打擊號販子，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院警制”才能算是稱職盡職。

“院警制”實施三年多來，打擊“醫鬧”收效明顯，打擊號販子方面則亟待大力加強。只有切實兌現對公眾的承諾，堅決扼殺號販子猖獗之風，“院警制”才能廣泛取信于民，成為維護醫院診療秩序和治安秩序的利器。

本報評論員 潘洪其

【未從醫療體制入手，也未從“內鬼”入手，而只是一味強調打擊號販子，這樣的情形套句網絡術語，其實是一種“歪樓”模式。】

北京市公安局28日通報，近日，治安總隊會同西城分局連續開展工作，先后在廣安門中醫院、協和醫院、宣武醫院抓獲號販子12名。1月25日清晨，民警在廣安門中醫院抓獲號販子7名，其中作拘留處理4名。目前，針對廣安門中醫院號販子問題，北京市公安局相關部門已成立專案組。

在“女孩痛斥號販子”事件輿論持續發酵之時，警方的此次出手頗顯正向效果。輿情有時就是這么簡單，一點正能量就能讓群情昂揚，仿佛警方直到今天才有所作為。這其實是一種誤會。查諸報道可知，在2015年，北京警方僅在兒童醫院就抓獲黃牛、號販子245人，今年前三周已抓獲11名號販子，這還僅僅是在一家醫院的“戰果”。因此真相其實是，在打擊號販子問題上，警方一直在不遺余力。

那么問題來了：警方這么勤勉，為何號販子仍舊明目張膽，仿佛抓也抓不完？道理其實簡單——有需求就有市場，而資源愈稀缺則幕后交易愈旺盛。至于加大打擊的結果，除了使稀缺資源變得更奇貨可居外，似乎也沒有別的。這也是我對此事件中，有論者建言是否可以將非法經營罪擴大到“號販子”身上的觀點，抱以冷眼的原因。且不論它是否于法理有虧，單就治理而言，亦非長法。

當然我想知道的另一個問題是：號販子抓了不少，“內鬼”揪出了幾個？并沒有。是不是完全不存在內外勾結現象？公眾也自是不信。“女孩痛斥號販子”時就直陳內外勾結，而媒體暗訪也顯示，廣安門中醫院某陳姓醫生復診的地方、一家叫固生堂的前臺工作人員明白地告知記者，如想直接看，可能需通過號販子，“放號少，怎么也有3000塊。”——此間情形，已無需言明。

警方的勤勉與成果，有目共睹，但醫患問題終究不是警察所能解決的。在醫療資源呈現出稀缺、高度聚集并分配不均的情況下，相關方面仍不肯正視醫療體制本身的問題，甚至將就醫難題推到號販子身上，自然無法杜絕號販子。而在打擊號販子行動中，又似乎不肯真正將力氣花在與號販子結成利益聯盟的“內鬼”身上，誰能相信這樣的治理能收到實效？

未從醫療體制入手，也未從“內鬼”入手，而只是一味強調打擊號販子，這樣的情形套句網絡術語，其實是一種“歪樓”模式。同時應當留意的是，此事在近來的輿論空間里也頗有“歪樓”之勢。建議將號販子納入非法經營罪是其一，而那些認為應當通過價格來調節掛號費，以及聲稱應感謝號販子、號販子也是“天使”的觀點，更是嚴重的歪樓。欲使醫療之樓得以扶正，仍需從醫療體制著手予以解決。

本報特約評論員 楊耕身

【不只是從法紀層面，從道義上，醫療系統也有責任“斥退”號販子。這是基于人性自覺，也是“醫者仁心”的應備素養。】

“女孩怒斥號販子”事件持續成為輿情熱點。據了解，北京市公安局已經成立專門的工作組，對醫院號販子進行集中打擊。耐人尋味的是，事發后，涉事的廣安門中醫院回應稱“無保安參與倒號”“沒有證據表明號販子存在”。可北京警方光這兩天就在廣安門中醫院抓獲了7名號販子，并對其中的4人進行了行政拘留。

號販子壟斷了掛號名額囤積居奇，在就診輪候環節將本就不公的醫療資源分配導向更加不公，甚至造成某些患者無法就診，已引發公憤。在網上，有人稱號販子是人為扭曲醫療價格的產物，但即便如此，也難改“號販子和醫托一樣都是寄生在我國醫療衛生領域的毒瘤”的本質，對他們必須加大懲治處罰力度。

號販子炒號該懲處，那些睜眼瞎抑或暗中與其勾結的醫院相關人員呢？應看到，一些大醫院的管理疏忽或蓄意縱容，也是當下一些號販子做大甚至呈現集團化趨勢的現實土壤。別的不說，就拿涉事女孩控訴的號販子“300元掛號費被炒到4500元”“占著十個人的位子動都不帶動”等惡劣行為，現場挺明顯，患者、目擊者都能看到，涉事醫院尤其是處在秩序維護前端的保安會看不到？而警方在該醫院抓獲多名號販子，形同于對其聲明的打臉。

照理說，號販子大行其道，醫院也是受害者之一，可一些醫院對其視若無睹，對此它們亦應擔責。從民事角度看，患者與醫院之間存在醫療服務合同關系。如果醫院明知號販子存在卻不予制止，任由號販子在正常掛號費之外加價收費，就有不作為嫌疑。如果患者要求退還多余的黃牛費，則醫院需要承擔連帶或者補充責任。極端情況下，若號販子造成患者病情延誤或加重、侵犯了患者健康權，那醫院可能還要承擔相應的侵權責任。

從配合行政部門執法的角度看，雖然醫院作為事業單位，沒有行政執法權，靠自身力量無法徹底阻止號販子壟斷掛號，但有義務及時將號販子的違法行為向衛生行政部門和公安部門報告。此外，醫院還有義務輔助執法部門識別和確認號販子的身份，輔助執法部門固定相關的違法證據。特別是當一些號販子在現場言語恐嚇或有施暴行為時，醫院方面必須盡到公共場所的安全保障責任，否則就可能要承擔連帶賠償。

更重要的是，如果號販子跟醫院保安、醫務人員之間存在利益輸送，醫院工作人員為號販子提供便利和條件，甚至主動配合號販子壟斷掛號名額，那么他們內部就形成了典型的商業賄賂關系，對外則涉嫌結成了共同的違法甚至犯罪主體，可用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治罪。對于醫院，無論是對職工尋租失察，還是大面積卷入其中，都可能要被追究領導管理責任乃至廉政主體責任。

在該事件中，涉事醫院對號販子公開活動的習焉不察，包括女孩聯系方式遭泄露，都讓人生出醫院與號販子間是否有牽連的質疑。若果真如此，涉事責任人難辭其咎。

畢竟，不只是從法紀層面，從道義上，醫療系統也有責任“斥退”號販子，去保障患者權益。這不僅是基于人性自覺，也是“醫者仁心”的應備素養。

而針對號販子可能有“內應”的情況，對警方和衛生主管部門而言，打擊號販子的同時，顯然有必要循跡排查，若發現醫院職工存在與號販子勾結、共同分食倒號利益的情形，該追究法律責任的要追究，從而實現對倒號鏈條上每一環的從嚴溯責。

近日，一名女子在北京一家醫院怒斥黃牛搶號的視頻引發熱議。

號販子并不是新生群體，如同春運期間專門搶購車票的黃牛，面對大醫院掛號“一號難求”的巨大需求，盡管名不正言不順，他們依然在“產業鏈”中過得風生水起。號販子到底有多猖獗，看看該視頻的轉發量和點播量就能估摸個大概：這段視頻戳痛了許多患者及其家屬的心窩。問及號販子何以大行其道，不少人反射式地想到醫院同其可能存在利益關聯，但過分情緒化的“以為”往往容易遮蔽事實。

對號販子的憤怒，大家感同身受，不過涉及到具體事實，我們仍需講究切實的證據。根據視頻以及部分在場者的回顧，事實是：女子在排隊輪到自己時沒有搶到號。盡管她排號相當辛苦，盡管她陳述的關于號販子從300元到4500元價位炒號的情況可能屬實，這些都不能推導出其排號失敗是號販子暗箱操作的結論。我們不能將一種社會情緒無限地投注到對一樁事實的確證上。所以，醫院和衛計委的表態未必是打官腔，醫院在事發后為其安排了其他醫師會診，并等待警方的調查結果，這些都無可厚非。

病人掛號就診，最直接的關聯方是醫院，但病人和醫院這樣簡單的二元關系并不能解釋所有問題。有人以為，號販子橫行與醫院的保安甚至醫務人員包庇有關。這種意見并不嚴謹。許多記者調查發現，號販子往往抱聚成團，成立“公司”，內部互有分工，在前線搶票的多是用低廉薪資雇傭的專門人員。換句話說，在分層管理結構中，他們沒有必要為賄賂醫院保安等人員增加成本，愿意出賣勞力、全職搶號的大有人在。不過，即便撇清“私相授受”的嫌疑，醫院對搶號者也確實無執法權限，保安人員也常常沒有真憑實據證明對方搶號，可是，面對專職搶票人員，管理人員不會感覺眼熟？其中是否有“人情觀”在作祟呢？

我國醫療衛生資源在地域分布上確實不均衡，像北京這樣的大城市，優質資源相對集中也是事實。不少學者認為，醫院資源的供不應求才是號販子生生不息的根源。這有一定道理，可在邏輯上卻顯得有些不自然。醫療資源具有公益性，并不能完全用市場規律來解釋。無論一個國家醫療事業如何發達，醫療資源都會維持在相對不足的狀態，這是因為醫療條件改善的同時必然迅速抬升相應的需求。醫療資源的充沛與否直接影響的是由于資源不足所致的看病難問題，不是號販子問題。號販子存在的根本原因，不是他們率先掌握并壟斷了有限的資源，而是由于他們在法律邊界制造出新的資源，并以此牟取暴利。掛號對于病患是成功就診的前提，對于并不需要就診的號販子則沒有任何程序和功能上的意義，換句話說，他們把持了病人就診的鑰匙，原本鑰匙只能屬于病人，由于這在常識上理所當然，法律并未對其做出清晰界定。

號販子屢禁不止，廣大群眾是最大受害者，白衣女子怒斥黃牛的視頻受到全社會關注，帶有偶然性，我們不能將希望寄托于這樣的偶然渠道。在法律上厘清醫院掛號等單證使用權責，建立更普遍的監督舉報機制，對于買賣掛號單證等行為加大懲處力度，醫療機構定期考核管理人員等措施，都有實施之必要。

【在優化醫療資源的前提下,小病下到基層醫院診治,大病向大醫院匯集,公眾看病或許就不再難】

近日,一段“女孩痛斥號販子”的視頻引發輿論熱議。北京市衛計委已介入調查,明確表示對“號販子”現象零容忍。事發后,記者到一些三甲醫院親身體驗發現,在某些醫院號販子仍頂風作案,號稱“北京三甲醫院專家號都能買到,還能掛不出診的專家的號”,甚至連保安都能提供號販子的電話(1月27日新華社)。

沒有號販子,看病就不再難嗎?號販子是可恨的,對有可能與之沆瀣一氣、利益共享的醫護人員和保安,也理應實行零容忍。但問題是,在“有病去協和”的心理驅動下,各地的三甲醫院哪個不是人滿為患、一號難求?號販子的存在,只是破壞了公平原則,助推看病貴,但與看病難關系不大。

舉例說吧,一個醫院的專家號只有200個,但求號的患者每天卻有一千多名,不管是照規矩排隊,還是號販子叫賣號,結果總會有800名患者無法就診。至于說是張三拿到號,還是王五拿到號,那只是事關個體的次序問題,就整體而言,看病難的問題依然沒有得到緩解。

衛計部門對醫院販號行為零容忍,值得點贊。但患者也得捫心自問:自己身體有恙,難道非得去大城市不成?

有數據表明:我國就醫者80%集中在大醫院,僅有20%在基層醫院。當大醫院人滿為患、公眾普遍抱怨看病難時,豈不知,有很多的醫院,尤其是一些基層醫院、社區醫院,幾乎門可羅雀。一份協和醫院統計的數據顯示:每天門診量的近一半,是理論上可以在縣級醫院、社區醫院解決的小病。

有位省級醫院的科室主任曾對我說,像感冒、發燒、腹瀉等病癥,到社區醫院看病和到大醫院看病沒有區別,像有些普通病癥,到大醫院看病和到中小醫院看病區別不大；即便在同一家醫院,找專家診斷和普通醫生診斷,區別也不大。因為現在的醫生都是科班出身,診斷普通病情,水平差不多。除非病人確實患有疑難病癥。

據此,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說:有些患者不管大病小病都去大醫院,去湊人滿為患的熱鬧,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優質醫療資源供需的不平衡。譬如那位怒斥號販子的外地女子,她為母親掛的是脾胃病科專家號,診療腸胃方面的疾病,在地方醫院,特別是縣、市和省級醫院也有可能得到很好的診療,不一定非得千里迢迢跑到北京去。

2015年,國務院辦公廳出臺《關于推進分級診療制度建設的指導意見》,目的在于引導優質醫療資源下沉,形成科學合理的就醫秩序,逐步建立符合國情的分級診療制度,即按照疾病的輕、重、緩、急及治療的難易程度進行分級,不同級別的醫療機構承擔不同疾病的治療。為此,需要逐漸均衡醫療資源,需要完善制度設計,讓就診的患者有序流動。與此同時,公眾也要轉變就醫觀念,有病應該先選擇基層醫院就診,而非直奔大醫院。

啥樣的醫院是最佳醫院?在很多時候,一年一度所謂的“中國最佳醫院綜合排行榜”對社會其實是一個誤導。真正的最佳醫院,其實就是居家附近那些看病方便、能看好病的醫院。協和再好,與相隔幾百公里、數千公里以外的患者可能無關。

當外地人吐糟到北京看病難的時候,北京市人大代表、國家衛計委宣傳司司長毛群安也坦言:北京人也掛不上號。可見,在優化醫療資源的前提下,小病下到基層醫院診治,大病向大醫院匯集,公眾看病或許就不再難。屆時,去大醫院就診的病人不再人滿為患,號販子自然也就因為沒有了市場而銷聲匿跡。

【一個規則社會，需要全體社會成員都遵循規則、尊崇規則、敬畏規則，讓規則意識融入每個人的血脈，那些不守規則的人才會失去空間，公共秩序才能健全。】

每臨年關，又是各類購票活動的高峰期，各類黃牛出沒的活躍期。近日，一段“外地女子北京看病怒斥黃牛”的視頻在刷屏，引發關注。而另一則社會新聞中，有媒體關注創業優惠政策落實難時，有受訪對象吐槽辦事難，不如花錢找黃牛。（昨日《經濟參考報》）

大凡與“票”、“號”有關，就是黃牛的“業務范圍”，什么火車票、球票、演出票、食品票，什么醫院專家號、經適房號，只有你辦不到的，沒有黃牛搞不定的。甚至于汽車年檢、孩子入學、戶口辦理、找工作等，都有黃牛在候著。無處不在、無所不能，黃牛儼然成為一種普遍存在而又見不得光的“潛職業”。

黃牛有著一副復雜而模糊的面孔，關于職業成因，不同學術視野有不同解釋。歷史學者發現，它其實是一種古老職業，社會上早就存在；經濟學家認為，黃牛是供需關系產物，其安身之道在于降低交易成本；法律人士看來，部分黃牛有壟斷資源、哄抬物價之嫌；公共學者眼中，它可能與資源分配方式、公共管理疏忽、公職人員腐敗等有關。不同側面切入，這些說法都有道理，一個巴掌拍不響，作為一種供需關系現象，需求方的“消費心理”恐怕也值得玩味與反思。

應該說，大多數消費者找黃牛是在無可選擇之下的選擇，譬如到正規網站搶不到火車票，過年又不得不回家，只能找黃牛想辦法，不得不花冤枉錢。但是，并非所有找黃牛的行為都如此無奈、被動，很多時候，它是某些人的一種慣性思維、優勢策略與路徑依賴。比如，家長帶孩子到醫院掛號看病，掛號隊伍很長，按規矩排隊的話，要花費很長時間。此時，有的家長會老老實實排隊，有的家長就可能撥通黃牛電話，選擇“地下交易”，多花點錢“插隊”；又如，有的車主明知自己的車子有問題，年檢可能過不了關，此時他想的不是去修車，而是找黃牛幫忙，花錢蒙混過關；再如，嚴格按程序的話，孩子肯定是上不了某所學校，有的家長就找黃牛，金錢開路，把孩子硬塞進去……凡此種種，都是行為人主動選擇的結果，與被迫無關。

遇事走捷徑，動輒找黃牛。首先，源于一種市場錯覺與優勢心理。在某些“黃牛依賴者”看來，稀缺社會資源通過“價高者得”的市場手段進行分配是正當的，不存在道德困境。我有錢且愿意用錢買方便，這是我的自由，誰也管不著。毋庸諱言，擁有經濟資源會帶來一定權利，但兩者并不總是對等。當你的“自由”侵害了他人的權利，對他人構成不公，你的行為就有越界之嫌。再次，暗含規則意識的缺失。一些人一旦遇事就想走捷徑，繞過正式規則、法定程序，以最快速度與方式達成個人目的，全然不管這種行為的負外部性。當有困難找黃牛成為“囚徒困境”，你找我也找，結果只會加劇規則流失與社會失范，大家都不守規則的結果就是，只會助長社會壞風氣，誰也撈不到好處。

回到黃牛話題，通過增加資源供給、公共管理創新，鏟除黃牛生存土壤，是從外部治理入手，而提升公眾規則意識，降低違規辦事沖動，則是從需求一方的內部治理。一個規則社會，需要全體社會成員都遵循規則、尊崇規則、敬畏規則，讓規則意識融入每個人的血脈，那些不守規則的人才會失去空間，公共秩序才能健全，公序良俗才能得以弘揚。人人都對黃牛說“不”，黃牛自然也就沒有藏身之所。是以，對黃牛現象，不但要有道德譴責，還要有公民行動，自覺抵制。

【如果患者的委屈與痛哭，只是換來了常見的一陣風式的大檢查，那么只能說我們的管理部門缺少正視問題的勇氣與改革的決心。】

近日來，一名外地女孩在醫院因為掛號而落淚的視頻，引起了全社會的廣泛關注。坦率而言，雖然保安對票販子疏于管理、甚至有意縱容的灰色現象令人憤怒，但在求醫者爆棚、醫療資源又相對有限的背景下，醫院“黃牛”現象的產生，可能是難以避免的。其實，北京警方針對票販子、號販子的打擊，一直是非常嚴厲的。長期以來，公安部門、綜合治理部門以及整個醫療體系，都為此投入了大量的資源，但是這些努力仍然不足以抗拒倒賣掛號的“自發秩序”。為了營造一個正常的醫療秩序，避免病患由于其弱勢地位而成為任人魚肉的對象，一方面，決不能以“市場秩序”來將“倒號”現象合理化；另一方面，也必須思考“掛號難”背后的結構性問題。

中國的醫院患者多、掛號難，已經成為一個普遍的問題，但除了人口眾多的自然條件之外，其產生原因其實十分復雜。

其一是患者分流上存在嚴重的苦樂不均。患者向大醫院、大城市高度集中，而相比于大醫院的人滿為患，我們的很多基層醫療組織，往往長期處于患者不足的狀態。其二是過度醫療現象極為嚴重。大病小病都往好醫院跑，有病沒病都去尋醫問藥。其三是醫療資源高度集中，優質的醫療資源流動性不足，從而強化了大醫院的競爭優勢與汲取患者資源的能力。

相比于中國醫療系統有待理順的機制，歐洲國家對患者的分流卻十分嚴格、具體。一般來說，除了急診之外，患者要先去基層診所預約看病。如果基層診所的醫生認為該患者確實有必要前往大醫院就診，會為其預約大醫院的診療時間（代為掛號）。如果不遵守這一流程，那么醫保系統將拒絕為診斷行為埋單。患者將支付普通人甚至富裕階層都難以承受的醫療價格。在市場化程度較高的美國同樣如此，除急診病人外，一般要經過一周左右的預約與等待時間，在此期間，病人只能通過醫院的助理醫師、護士的電話咨詢來自我護理。大多數感冒之類的小病在一周以后，也就無需去醫院了。

對于今天公共醫療資源相對有限的中國社會來說，必須通過理性的制度設計，來獲得醫療績效與醫療資源分配公平性上的平衡。一方面，要爭取讓大量可以自愈小病的患者不浪費醫療資源，尤其是不浪費大醫院的醫療資源。另一方面，要讓多數慢性病患者在社區就近得到治療，而不是擠大醫院。為了實現這兩者的目標，醫保的經費報銷制度必須向歐美社會的相關制度取經。

同樣需要指出的是，在地域廣大且地區發展高度不平衡的中國，我們也必須鼓勵甚至強制大城市的醫療資源向地方流動，這其中既可以考慮通過物質回報來鼓勵流動，也可以考慮在職稱、資質評審的制度中施加以某些硬性的規定來促進流動。除此之外，國家有關管理部門也應該對于互聯網醫療進行大力扶持，從而利用技術進步來發展遠程醫療與保健體系。

中國醫療看病難、掛號難的問題，不能通過在掛號大廳里玩貓鼠游戲來治標，而是要通過在醫保制度、醫生資質評審制度、醫療資源分配制度等一系列上的問題來治本。如果患者的委屈與痛哭，只是換來了常見的一陣風式的大檢查，那么只能說我們的管理部門缺少正視問題的勇氣與改革的決心。

（作者為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研究員）

【倒賣“專家號”不是犯罪，就不能法外施罰。倒賣“專家號”等就醫憑證，其危害并不亞于倒賣車票、船票，未來的刑法修訂能否將醫療黃牛的行為也列入此條？】

近日，一段“女子北京看病怒斥黃牛”的視頻在網上熱傳：一女子在廣安門醫院大廳怒斥黃牛將300元的掛號炒到4500元，稱醫院與黃牛里應外合，害得她從外地趕來排了一天隊都沒掛到號。26日，廣安門醫院通過官方微博回應，經醫院初步調查，此次事件無保安參與倒號的行為及證據。目前警方已介入調查，最終結論以警方調查核實為準。

這段視頻的熱傳，戳中了公眾的痛點，引發眾人圍觀在情理之中。號販子倒賣“專家號”，干的是趁人之危的行當。它阻礙了真正有需要的人及時、便利就醫，也使得本就存在的看病難問題更加突出。正因為號販子擾亂了正常的就醫秩序，加重了患者的醫療負擔，才有了積壓已久的病患之怨。

但公眾其實都明白，怒斥也好、集體討伐也罷，都無法終結這個不道德的行當。所以警方的介入才更令人期待。其實，北京警方抓號販子的行動近年來幾乎沒間斷過。北京警方去年7月的一份通報就稱：今年（2015年）5月以來，警方共組織開展打擊整治號販子專項行動50余次，抓獲犯罪嫌疑人130余人，其中刑事拘留15人、行政拘留117人，全市共接報醫院號販子警情環比下降16.7%，同比下降84.7%。目前，重點醫院周邊治安秩序得到明顯改觀。

說號販子不道德，多數人都認同。要說號販子違了什么法，犯了什么罪，以至于需要警方來處置，可能多數人都答不上來。警方過往的處置，行政拘留居多。這一處置的依據在治安管理處罰法第23條，即“擾亂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秩序，致使工作、生產、營業、醫療、教學、科研不能正常進行”，“尚未造成嚴重損失的”處以“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罰款”，情節較重處“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處五百元以下罰款”。

至于刑事拘留之后還獲罪入刑的，多系號販子在排隊搶號過程中，還有故意傷害等其他犯罪行為，而與倒賣行為本身無關。換言之，倒賣“專家號”的違法成本其實并不高。

即便在專項行動中，警方和司法機關也沒有太多的法律手段可以用。屢禁不止、邊禁邊倒、前禁后倒的號販子就是在這樣的法律生態中越打越猖獗起來的。

當然，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倒賣“專家號”不是犯罪，就不能法外施罰。一個可以進入修法討論的問題是，刑法第227條規定了“倒賣車票、船票，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票證價額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倒賣“專家號”等就醫憑證，其危害并不亞于倒賣車票、船票，未來的刑法修訂能否將醫療黃牛的行為也列入此條？

【不妨對專家號實行實名掛號、就診制度。借鑒火車票、飛機票實名制的有效做法，對掛專家號、找專家看病實行實名制，能有效減少倒號行為。】

近日，一段名為“女孩怒斥醫院號販子”的視頻在網上熱傳。視頻中，女子怒斥票販子將300元的專家號炒到4500元，而醫院保安對此不聞不問，讓她白排了一天隊卻掛不上專家號。視頻傳開后，涉事的廣安門醫院和北京市衛計委分別表態，要對號販子“零容忍”，并將配合公安機關對倒號行為進行打擊。

號販子倒號問題由來已久，對號販子的打擊也非一日兩日。早在2005年，衛生部、公安部、國家工商總局、國家中醫藥局即聯合發文，部署展開嚴厲打擊號販子和醫托的專項執法行動。僅就倒號行為而言，我國刑法目前沒有明文禁止的規定，但刑法第225條第4項規定了“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所構成的非法經營罪，可將其擴大解釋為包括倒號行為在內。

不過，對于這種根源于優質醫療資源短缺的問題，僅僅依靠打擊是難以控制的，倒號行為之所以屢禁不絕，除了刑法打擊不力之外，暴利驅使無疑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

在優質醫療資源短缺問題一時難以有效解決的大背景下，為了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減少倒號行為，除了加大刑法打擊力度之外，還有必要綜合采取多種措施。

可以從專家號實行分級制度入手，將專家號分為特優、優等、一等、二等、三等等多個等級，每一醫院的每一等級定價不同，并允許醫院自主定價。例如，對特優級專家號，可定價一萬元每張甚至更高。這樣就可以引導那些并非必須由專家看病的人不去搶排專家號，而讓確有必要請專家看病并消費得起的人，免去被號販子盤剝之苦。號價高了，買的人少了，找號販子的人就少了。而高額的專家號費用，最終落入醫院和專家之手，也能激勵醫院和專家真正提高診療水平。

再者，不妨對專家號實行實名掛號、就診制度。借鑒火車票、飛機票實名制的有效做法，對掛專家號、找專家看病實行實名制，能有效減少倒號行為。首先，醫院掛號人員要嚴格核實掛號者的身份證件和照片，看是否病人本人掛號，如果不是病人本人掛號，則需要核實掛號者和病人的身份證件，以及兩者之間具有親屬關系的證明等。之后，要在掛號單上打印病人的姓名和身份證件號碼，有條件的醫院，還可打印病人的照片。對于由朋友或陌生人送醫的情形，則只允許掛普通號，就診之后，對確有必要由專家診治的，由醫院負責送往專家處診治。其次，病人就診時，所謂專家應嚴格核對就診人的身份證件和照片，看是否與就診人本人和掛號單上所列病人一致，對不一致或者假冒的，應拒絕診治，并通知掛號部門取消該病人在本醫院掛專家號的資格。

尤為重要的是，政府要普及醫療常識，引導民眾不要過分迷信專家而貶低普通醫生。要讓民眾明白，能進醫院當醫生的，基本上都具有本科、碩士或博士學歷，醫療水平都不差，并非任何疾病都需要找專家診治。

一個小小的掛號，我們看到醫療資源短缺的現實。而倒號現象的屢禁不止，根本原因仍在于專家醫療服務價值的扭曲，形成了過大的套利空間，唯有彌合醫療服務供求缺口，讓醫療掛號的價值回歸，這樣的漏洞和尷尬才有望從根本上消除。

□周銘川（刑法學博士）

【治號販子，要從包括分級診療、末梢打擊環節等治標方面著手，也要消除號販子滋生的土壤——醫療系統的不人性的粗放式管理。】

“女孩痛斥號販子”事件仍在發酵。最新消息說，“怒斥號販子”女孩遭號販子威脅；針對該事件，國家衛計委方面出來表態，已責成北京衛計委嚴查內外勾結。另外，媒體調查發現，在包括涉事醫院在內的三家三甲醫院，有些號販子仍頂風作案，號稱“北京三甲醫院專家號都能買到”還“能掛不出診的專家的號”，甚至連保安都能提供號販子的電話。

“女孩痛斥號販子”鬧出這么大動靜，卻并未讓一些號販子收斂，可見北京一些大醫院號販子的猖獗。而號販子問題長期難以根治，根本性癥結在于優質醫療資源稀缺和配置不均衡。據衛生部公布的數據，目前全國80%的醫療資源集中在大城市，其中30%又集中在大醫院。正是這種醫療資源結構的失衡，讓北上廣成為“全國看病中心”，這無疑昭示了紓解源頭性資源緊缺的緊迫性。

但也得看到，醫療資源稀缺，短期內難以改觀，在此情境下，要緩解號販子撩撥起的公平焦慮，有必要由淺入深，至少先從“淺”的治標之策入手，為深入改革破題。

在國外，大醫院、好醫生同樣是稀缺資源，有的醫院候診期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都不罕見，但未必會衍生號販子群體。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國外分級診療制度非常成熟，也就是說，專家號不是想掛就掛的，而是通過下一級醫院的轉診，除了急診外，患者都需要憑醫生的介紹信才能到上一級的醫療機構治療。這種醫療機構之間的內部溝通與審查機制，省去了患者跑腿奔波之苦，真正需要幫助的疑難雜癥患者可以及時找到專家診治，而普通患者則大多被分流，不至于占用稀缺的專家資源。

但在我國，分級診療喊了多年卻一直雷聲大雨點小。不要說跨區域、跨醫院的轉診難于登天，就連同一醫院不同科室之間的轉診，急診與普通門診之間的轉診，都不太順暢——許多時候，病人經常在一家醫院單個科室解決不了所有問題，常常會來回跑好幾次醫院，掛好幾次號，就診過程令人苦不堪言。醫療系統的這種管理粗放與非人性化，正是號販子滋生的土壤。

還有，近幾年，衛生部門一直在推多點執業。這也有利于緩解醫療資源分配不均，遏制號販子炒號，但其實施同樣陷入僵局。大多公立醫院對多點執業口頭上支持，可醫生出去多點執業，職稱晉升、獎金等都會受影響。更大的障礙則是公立醫院資源的壟斷封閉，在許多國家，法律規定公立醫院資源必須同等條件下對外開放，如一家私人小診所可以使用大的公立醫院的手術室，私人小診所醫生和公立醫院醫生按預約先后排隊輪候手術室，公立醫院手術室的服務收費也是按成本核算，不得對私人診所亂收費。若這在我們這也能落地，醫生多點執業難度也能大為減低。

治標，還包括在更“垂直”的末梢打擊環節下更多工夫。號販子長期橫行，與很多醫院管理不善有很大關系。拿該事件而言，患者和記者都能看到號販子，涉事醫院就看不到？“睜眼瞎”的背后，恰是很多醫院醫務人員、保安與號販子的勾連，這也是很多號販子長期將醫院變自家領地、再難掛的號也能拿到手的底氣。慮及那些號販子活躍的大醫院相對固定，也多為熟面孔，若醫院和警方等能健全與醫院聯動機制，在醫院掛號、劃價、收費、候診區加強視頻監控，并開展不定時巡查和暗訪，對號販子露頭即打，那些號販子斷然不敢像現在這么猖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