糾結了兩個月后，奧巴馬最終還是宣布授權美軍“定點”空襲伊北部的宗教極端武裝，成為連續第四位在伊動武的美國總統，不情愿地重復了他曾希望結束伊戰的歷史。最近半年出現微妙變化的中美戰略關系，很可能將因美軍“重返”伊拉克出現新的調整。

當前中東等地出現繼“9·11”后第二輪恐怖主義新高潮，一個直接推動因素是美國和北約盟友為打擊和削弱伊朗“區域霸權”，以及俄羅斯的國際影響，不負責任地大肆鼓勵資助中東遜尼派力量起事，推翻敘利亞阿薩德政權。這個政策的一個直接結果，便是如今伊拉克攻城略地的“伊黎”組織（ISIS）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壯大，迅速成為跨越敘伊兩國的最大造反武裝。

形勢的發展顯然超出奧巴馬的掌控。自6月起，ISIS接連攻占第二大城摩蘇爾和前總統薩達姆的故鄉提克里克，甚至準備向首都巴格達大舉進軍。這無法不讓人聯想到1996年秋，塔利班武裝向喀布爾進軍，阿富汗政權潰不成軍的一幕。阿富汗因此成為基地的“魚米之鄉”，進而導致五年后的“9·11”恐怖襲擊。這兩次極端主義高潮的淵源很相似，堪稱是“歷史的重演”。除了思想根源是同樣的遜尼派激進主義，其最大的促成因素都是歐美強權注重眼前利益的短視國際政策。

奧巴馬之所以在空襲問題上猶豫兩個月之久，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奧巴馬的視野放在更大的戰略棋盤上——中美在亞太的戰略博弈。但兩個月后，當奧巴馬意識到伊拉克局勢的危險，他不能冒著美國再遭“9·11”悲劇的風險。

進一步而言，中美在伊拉克是有共同的戰略利益。美軍對極端武裝的定點轟炸，一個直接的后果是穩定了產油區的安全形勢，穩定了國際油價，有助于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經濟的健康發展。

但對美國而言，轟炸伊拉克帶來的“紅利”，他們當然不情愿被分享。尤其在當前美國的戰略調整期，奧巴馬的戰略新重點仍希望放在亞太地區，分心伊拉克意味著戰略部署調整，中美之間的戰略博弈自然隨之調整。當然，我們要注意到，正如奧巴馬一再重申，美國不會考慮長期介入伊拉克軍事沖突，美國未來的戰略重點依然是亞太地區。奧巴馬的如意算盤本身沒有問題；問題在于，美國空襲伊拉克的持續性、空襲帶來的后續影響等。

相比伊拉克，更令奧巴馬頭痛的其實是烏克蘭危機。馬航MH17事件非但沒有讓烏克蘭危機緩解，反而愈演愈烈，美俄在烏克蘭的對抗正逐步升級，在東歐形成美俄對峙的局面可能趨于長期化，甚至還可能趨于尖銳化。由此出現的衍生物，則是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或許會受影響，這也是未來奧巴馬戰略重心離開亞太的唯一可能。

李明波（媒體評論員）

【從布什到奧巴馬，針對阿富汗、伊拉克以至整個西亞北非，固定時間表和既定框架，人人失算、步步落空、事事被動。】

美國總統奧巴馬7日威脅動用空軍打擊伊拉克宗教極端武裝ISIS，宣布向這一國家北部宗教少數派成員提供人道援助，聲稱“美國會趕去幫忙”。8日，美軍發動空襲。

過去幾年間，身為美軍“總司令”，奧巴馬將近午夜顯現熒屏，少見；語調沉重，語句審慎，語義收斂，同樣少見。他承認，對現狀，即“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長足進取、伊拉克政府軍無力抵抗，美國無從改變。

美國軍方人士稍后介紹，奧巴馬講話，是在美軍三架運輸機由兩架戰機護航，在伊拉克北部山區完成不足15分鐘低空飛行、投下8000份食物和5300加侖飲用水以后。而空投區域內平民數以萬計、遭宗教極端武裝圍困，亟待救助。

8000份食物供給數以萬計流離失所的伊拉克人，算是幫忙？

15分鐘空投，戰機護航，事后宣布，顯現美軍擔心宗教極端武裝地對空導彈襲擊？

今日伊拉克關聯敘利亞，而兩國危難都關聯美國。

如果沒有美國2003年進犯伊拉克，不會有什葉派、遜尼派和庫爾德人政治分野，如今不堪外力進犯；如果沒有美國2011年支持敘利亞內亂，不會有宗教極端武裝在敘利亞境內集結和壯大，如今轉戰伊拉克；如果沒有伊拉克和敘利亞亂局，相信不會有人讓美軍運輸機承受導彈威脅……

如果依照美國和其他一些西方國家意愿，敘利亞現政府倒臺，西亞動蕩更難想像。

前任喬治·W·布什11年前發動伊拉克戰爭，奧巴馬將近3年前號稱結束戰爭，實際卻讓局勢失去控制，愈發不可收拾。

美國國內，一些政界人士，身處與奧巴馬對立陣營，指認現任民主黨人政府無能。美國國外，眾多學者和媒體人士，旁觀美國外交政策和實踐，確認奧巴馬一定程度上延續共和黨人布什失誤，無關乎前者軟弱或者后者強硬，卻關乎美國人一如既往地以自我為中心看世界、一廂情愿處置國際事務。

回到幾十年前那個“大時代”，美國至少有一些外交理論家兼政策實踐者，譬如卸任國務卿亨利·基辛格，懂得靈活應用政治手段而不是絕對軍事強勢，求解國際爭端、改變戰略格局。按照基辛格判斷，美國外交界一個通病，是認為任何問題都可以有一個解決方案，依固定時間表落實，在既定框架內實現。

從布什到奧巴馬，針對阿富汗、伊拉克以至整個西亞北非，固定時間表和既定框架，人人失算、步步落空、事事被動。

奧巴馬可以自以為動用軍機、空投人道物資是給伊拉克“幫忙”，可能伊拉克方面官員會相信那是美國方面“道義”責任，而普通伊拉克民眾會怨憤美方“造孽”至今。戰前領導人薩達姆·侯賽因或許不值得“懷念”，但各教派和族群之間那些年的相對平和或許值得“記憶”。

尷尬屬于奧巴馬，因為他對伊拉克危局無解，對世界所面臨的挑戰更無解。

本報特約評論員 祁樂纛

【沒有肢解蘇聯的龐大欲望，怎會有東烏克蘭上空的陷阱；沒有扶持神職人員對抗共產主義的戰略，又怎么會有伊朗伊斯蘭革命、人質事件、經濟制裁、飛機墜毀等等一系列后果？】

伊朗塞帕漢航空公司10日發生空難，一場簡單的悲劇。

消息傳出，恐怕所有對國際航空業和國際政治有一點點了解的人，都會下意識地對墜機原因得出傾向性意見:機械故障。就像他們會在第一時間對馬航MH17墜毀事件心生嘀咕，直接去尋找陰謀論的證據。

這并不是人們失去了邪惡的想象力，而是數學概率足以簡單地殺死文藝推理。據統計，自1990年來，涉及伊朗飛機的航空事故總計發生200多起，致死2000多人。翻開過去10年伊朗大規模空難的記錄，會有進入航空博物館的感覺，找到很多如今已極少聽說更絕少有人乘坐的客機型號，比如圖B154、伊爾B62，還有這次失事的伊朗B140。這種客機實際上是原蘇聯安東諾夫設計局設計的安B140型渦輪螺旋槳飛機的伊朗組裝版，2002年12月，該型客機在試飛時墜毀，導致至少46人喪生，其中包括參與設計的工程師。

問題很簡單，遭到美國長期制裁后，不論是依靠俄羅斯的老飛機，抑或自主研發生產，還是用西方舊飛機零件拼湊，伊朗四家主要的航空運營商都無法充分保證乘客的安全，他們旗下老爺機隊的平均年齡高達22歲，而且有些本身就存在設計缺陷。

解決問題的答案也很簡單，業內人士很清楚，歐盟早就出于安全原因拒絕大多數伊朗客機降落，伊朗人也早就準備好了買100架現代化飛機的錢。但是，他們更新飛機的愿望目前必須不能實現，4月波音和通用電氣公司剛剛獲得美國財政部批準，可向伊朗出口商業飛機特定部件，不許賣整機。

因為政治，這問題解決起來很難。

政治其實也很簡單，它會讓人類看上去極為簡單的生死問題變成交易，進而復雜異常。政治還會讓人類的生死因為交易生出高低貴賤，進而帶入價格體系。當政治需要的時候，大多數美國人從未聽說過的伊拉克亞齊迪人會成為宇宙寵兒;當政治不需要的時候，盧旺達死在大砍刀下的上百萬圖西族人都只是一個數字。與之相比，塞帕漢航空班機上的40條生命，也許更加微不足道，也許并不那么微乎其微——如果他們有當作籌碼的價值。

事實上，籌碼是連接從7月到8月一系列觸目驚心空難的關鍵詞，不論是撲朔迷離的烏克蘭空難，還是因為簡單而愈發悲慘到絕望的伊朗空難。它們從來不是天災，而是赤裸裸的人禍，并且都深深地打著冷戰時代的烙印。沒有肢解蘇聯的龐大欲望，怎會有東烏克蘭上空的陷阱;沒有扶持一股勢力對抗共產主義的戰略，又怎么會有伊朗伊斯蘭革命、人質事件、經濟制裁、飛機墜毀等等一系列后果?

所以，歷史沒有終結，地球也不是平的，因為世界上隨時隨地還在上演著悲劇，很簡單。

本報特約評論員 黃恒

8月8日，奧巴馬宣布授權美軍對伊拉克叛亂動武實施空襲，同時重申“不會派地面部隊進入伊拉克”。白宮發言人隨后表態，美軍對伊拉克的軍事參與是“有限的”，但奧巴馬并未限定空襲結束的具體時間。

按照白宮方面的解釋，美國“有限軍事行動”旨在達到三重目標：保護在伊美國公民的安全，化解伊北部的人道主義危機以及幫助伊安全部隊打擊極端組織。當天，美軍即出動戰機，針對極端組織“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的流動炮臺等目標，實施了至少三輪空襲，數十名叛軍被打死。

白宮對空襲的解釋以及美軍隨后的行動表明，在軍事領域，美國對當前伊拉克亂局的整體態度是“不陷入”但要“介入”。伊反政府武裝與現政府之間博弈的結果，對美國而言是一種“勝則贏者通吃，敗則全盤皆輸”的賭局。如果極端組織完全控制伊拉克，將意味著美國自伊拉克戰爭甚至海灣戰爭以來在該國的巨大投入全部化為烏有，這是美國必然要竭力阻止的結果。然而，要實現“贏者通吃”，當前局勢下除了直接出兵沒有捷徑，但戰爭成本高昂，維持戰果的代價更是個無底洞。自2003年發動伊拉克戰爭至2009年宣布從伊撤軍，美國在伊拉克消耗了大量國力。如果再次出動地面武裝部隊，將意味著美國再次卷入一場新的戰爭，金融危機后元氣尚未恢復的美國無力為之。

奧巴馬的多次表態均表明，防止美國全面“陷入”新的伊拉克戰爭，雖是無奈之策，對當前的美國而言，卻必然是戰略底線。因而，在因實力限制和成本過高而無法“走捷徑”的情況下，美國只能降低自身的戰略預期，通過有限地追加投入，防止或盡可能延緩“全盤皆輸”的最壞局面。

有鑒于此，通過空襲對伊實施“有限軍事行動”，對美國而言是成本最小的現實選擇，只是這種戰術主動在戰略被動的大前提下，成效能有多大存在不小的疑問。上個世紀末，以美國為首的北約曾通過空襲推翻南聯盟米洛舍維奇政權，實現了西方的軍事和戰略目標，然而，目前的伊拉克與當年的南聯盟存在很大不同。當年的米洛舍維奇政權處于內外交困之中，勉力支撐危局，其形勢如逆水行舟，且政治和軍事力量集中在首都貝爾格萊德，西方在實施空襲時目標集中，打擊的成本低而收效大；與此相比，伊拉克的極端叛亂武裝在軍事上仍處于攻勢，且在伊境內多點開花，力量分散使得襲擊目標難以聚焦。這些因素都會大大降低空襲的有效性。

此外，奧巴馬此次計劃目標的有限性，即旨在“遏制”而非“剿滅”極端組織的叛亂，也決定了伊拉克局勢短期內仍難依靠外力實現根本改觀。即便奧巴馬政府今后有意加大空襲力度，也將受到國內民眾態度的制約。近5000名士兵在伊拉克喪生，已經引發了美國國內的普遍不滿，因而目前美軍空襲主要依靠無人機實施。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空襲的力度和效果。

在美國公布的實施空襲理由中，保護美國公民安全位居首位。但除非伊拉克局勢得以根本扭轉，各國公民的安全在伊拉克“覆巢之下”都難有保障，因而單純通過空襲很難實現該目標。至于“化解伊北部人道主義危機”，美國的針對性打擊，對于被圍困在辛賈爾山區等地的數萬名民眾，的確提供了一根救命稻草。不過，由于空襲在技術上難以完全精確，因而也可能會帶來新的人道主義災難。在美國實施空襲的三個目標之中，只有協助伊安全部隊打擊極端組織，是確定能夠或多或少實現的，但也將在多種限制之下難以立竿見影。

由于伊拉克此次叛亂與恐怖主義和極端勢力聯系在一起，國際社會已經不能將美國的軍事行動簡單地視作一種霸權主義行徑。在恐怖主義和極端勢力的共同威脅之下，西方和非西方的分歧不再重要。任何負責任的政府，都不會完全采取一種幸災樂禍的態度看待伊拉克和有關大國的困境。中國外交部在回應美國空襲決定時明確表示，“對在尊重伊拉克主權前提下一切有利于維護伊拉克安全穩定的行動持開放態度”。只是，我們所期望的“伊拉克早日恢復穩定和正常秩序”，仍然面臨太多的障礙和困難。

卜永光（浙江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