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下面這個標題，你很容易立刻血脈賁張充滿憤怒，并且忍不住去痛罵，《江蘇睢寧給個人信用評級 被指發(fā)放“良民證”》 ——竟然給老百姓發(fā)放“良民證”！眾所周知，臭名昭著的“良民證”，是當年日本侵華時汪偽政府對中國老百姓進行身份管理所推行的身份證明，聽日本人話的就叫良民。中國人對這種見證著侵略史的“良民證”深惡痛絕，地方政府竟然也發(fā)“良民證”，腦殘到極致了吧。

且慢憤怒和批判，不要被媒體聳人聽聞的標題黨牽著鼻子走。細看一下新聞和分析下相關背景資料就會明白，根本與“良民證”毫無關系，而是媒體設的一個根本不存在的稻草人。江蘇睢寧率先在全國進行建設信用體系的試點，對大眾進行信用評級，依據(jù)一些信用信息進行評級打分，打造征信系統(tǒng)。比如，大到違法亂紀，小到拖欠信用卡水電費，都會被扣分，而見義勇為則會加分，涵蓋了公眾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據(jù)報道，這套體系實施之后，居民誠 信意識明顯提高，社會風氣也有很大好轉，有12家建筑企業(yè)因誠信問題被驅逐出本地市場。媒體貼的標簽真是翻云覆雨，如果稱這個規(guī)定為引導公眾做“誠信公民”，那是褒義詞，是大好事；可如果換個詞說成“良民證”，則是臭名昭著人人喊打了。慎用標簽和話語，避免歪曲和誤導，體現(xiàn)著媒體的社會責任感。

在這個只看標題不讀內容的淺閱讀時代，媒體報道時尤其需要慎用標簽。媒體使用“良民證”這個說法也許只是類比，看了完整的報道會有理性的判斷。但很多網(wǎng)友看到這個刺激性的標題立馬就火冒三丈了，順著這個標簽所預設的憤怒情緒去對這個想像出的風車進行“戰(zhàn)斗”，對著這個稻草人去群毆，根本沒有耐心去看政府到底做了什么工作。官民輿論場上的對抗，很多時候其實并沒有不可調和的沖突，而都源于這種不分青紅皂白的“標簽戰(zhàn)”，媒體給某個政府行為貼上一個人人喊打的標簽，然后就只有質疑、攻擊和群毆，而沒有互信和溝通了。

征信系統(tǒng)與“良民證”有著本質的不同。“良民證”是為了以身份的管理對百姓進行分類，順我者昌，逆我者亡，聽話的順從的就發(fā)良民證，否則就是要受到打壓和驅逐的刁民、劣民。而征信系統(tǒng)雖然也對百姓的信用等級進行分級，但這種分級并不是管人，不是以“良民”的標簽讓老百姓“聽政府的話”，而是提供一個可供參考的信用評價。

比如，據(jù)新華網(wǎng)報道，睢寧居民趙華告訴記者一個故事：“上次想買一個門面房，有人告訴我可以申請查一下對方的誠信度。一查發(fā)現(xiàn)賣方上一年只是Ｃ級，和家人商量后放棄了購買，后來聽說那個門面房交易果然起了糾紛。”政府提供的征信系統(tǒng)，只是一種參考，并沒有強制性。如果銀行貸款時看到信用等級差的客戶，仍然貸款了，這是銀行自己的事。就像學生在一所大學讀書，學校會給出一個成績單，供用人單位在聘用求職者時參考，根本無關“良民證”。

當然，地方政府在建設征信系統(tǒng)時，也應該充分聽取民意，不能因為“初衷是為建立信用系統(tǒng)”，就可以隨意將某種信息納入征信系統(tǒng)。這個系統(tǒng)之所以引發(fā)爭議，主要是“圍堵沖擊黨政機關、企業(yè)、工地、纏訪、鬧訪”要被扣分，而招商引資會被加分，讓公眾覺得其中摻雜了過多政府私利。四年前這個系統(tǒng)引發(fā)爭議后，當?shù)卣犎∶褚庾髁苏{整，剔除了一些信息。媒體、公眾和官方應該在良性互動中讓這個先行探索的系統(tǒng)更完善，而不是貼上“良民證”的污名標簽而一棒子打死。這種樹個稻草人然后對其狂毆的標簽化報道，只會讓地方政府感覺吃力不討好、做事反挨罵，嚇得他們只敢墨守陳規(guī)而不敢改革創(chuàng)新。

【美國三大評級機構屢屢人為抬高本國金融機構的評級，打壓他國金融機構乃至整個國家的信用評級，為美國資本通吃世界金融市場開路。依今日中國金融資本實力，我們有理由、有責任聯(lián)合亞太各國，努力打破信用評級的“美式壟斷”格局。】

由世界信用評級集團主辦的亞洲信用體系建設高峰論壇昨天在北京舉行，論壇討論了在亞洲推動新型信用評級體系的重要性。

亞洲尤其是亞太地區(qū)作為當今世界經(jīng)濟增長發(fā)動機，亟待構建滿足資本跨國流動需求的信用評級體系和屬于亞洲的權威評級機構，以為本地區(qū)經(jīng)濟增長保駕護航。去年10月召開的“中國—東盟第十六次領導人峰會”上，李克強總理提出建設亞洲信用評級體系的構想，本次亞洲信用體系建設論壇討論建立亞洲新型信用評級體系，正是為落實“中國倡議”而順勢推出的步驟之一。

認知本次論壇的重要意義，可從信用評級業(yè)在國家金融體系中的特殊地位談起。信用評級是通過對企業(yè)和政府的債務償還風險進行評估，來引導和影響國際金融資本投資流向，進而左右金融資產(chǎn)定價權的特殊中介服務。如果評級不公正，將直接影響一國信貸市場匯率利率形成，左右一國股市人為波動頻率和幅度。一旦某國的信用評級被國際評級機構人為壓低，將立馬對該國金融系統(tǒng)造成嚴重沖擊，并影響該國經(jīng)濟活動正常進行，由此對該國造成的經(jīng)濟和金融損害往往刻骨銘心。信用評級在一國金融體系中起到的“壓艙石”作用，是維護一國金融安全的關鍵力量，代表了一個國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主權地位。

眼下，國際信用評級市場被美國三大評級機構穆迪、標準普爾和惠譽國際所壟斷。美國三大評級機構的通常操作套路是，人為抬高本國金融機構的評級，打壓他國金融機構乃至整個國家的信用評級，為美國資本通吃世界金融市場開路。尤其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后，美國三大評級機構玩弄信用評級的雙重標準，制造了大量“冤案”，如1997年穆迪對日本四大券商之一的山一證券降級，直接導致其因股價狂跌倒閉，旋即山一證券被美國美林公司以極低價格并吞，并成功殺入日本股市。1997年美國三大評級機構聯(lián)手對亞洲金融危機“火上澆油”，相繼人為調低泰、馬、韓三國之國家信用評級，令三國金融危機雪上加霜。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所以爆發(fā)，美國三大評級機構長期故意高估華爾街投行及金融衍生產(chǎn)品的信用等級，實為重要誘因之一。緊接著，美國三大評級機構借機打壓希臘、西班牙、葡萄牙甚至德國、法國、英國等國家信用評級，引爆歐債危機，極不厚道地將美元危機轉嫁為歐元危機。世界各國包括整個歐盟成員國，提到美國三大信用評級機構皆氣不打一處來，但無奈的是，無論是歐洲、亞洲、拉美及其他世界經(jīng)濟體，因內部意見難以統(tǒng)一，迄今未能建立起獨立于美國之外的信用評級體系。

中國同樣吃過美國三大評級機構的“啞巴虧”。2003年起我國有13家中資銀行謀求海外上市，標準普爾將13家銀行全部評為不具備投資價值的“垃圾級”，為國際資本低價收購中資銀行資產(chǎn)大開方便之門。據(jù)事后公開披露的數(shù)據(jù)，2006年境外投資者（以美資為主）在我國工、建、中、交等國有銀行上市過程中，一次性大賺7500億元。如此這般，連世界銀行都看不下去，在2007年5月公布的《中國經(jīng)濟季報》中明確指出，中國銀行股被賤賣，問題并非出在IPO環(huán)節(jié)，而是出在此前的資產(chǎn)定價上，較低的入股價格使境外戰(zhàn)略投資者在中國金融股身上輕易享用暴利。

中國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開始探索培育信用評級機構，時至今日，國內排名前四的本土信用評級機構除大公國際外，其余三家皆被美國三大評級機構所控股。如果說，造成如此被動局面的歷史原因是中國金融資本力量不夠強大，導致金融資產(chǎn)定價權旁落，那么依今日中國金融資本實力，我們有理由、有責任聯(lián)合亞太各國，努力打破信用評級的“美式壟斷”格局。由是，本次論壇及日后的其他努力就具有了持續(xù)的現(xiàn)實意義。

當然，美式信用評級壟斷不是一天形成的，要打破它注定將路途漫漫，但我們的努力必須持之以恒。

感慨現(xiàn)在這個社會，很多人不講信用了，是個老生常談，同時也是常談常新的話題。因為總會有各種奇葩實例不斷拓展著人們對于“不講信用”的理解。但是怎么解決確實一直沒見到卓有成效的辦法，在這方面，“辦法總比問題多”的經(jīng)驗論似乎失靈了。

但在江蘇睢寧，對當?shù)鼐用竦男庞每己藚s已經(jīng)持續(xù)了四年。據(jù)新華社報道，睢寧的個人信用信息基本分值為1000分，包括商業(yè)服務信用信息150分、社會服務信用信息120分、社會管理信用信息530分、社會信用特別信息200分，此外還有一些加減分事項。諸如計劃生育、城管管理等記錄最高分值為35分/次，而在家庭道德、交通違法等社會問題方面，分值都達到了50分/次，圍堵黨政機關、鬧訪、纏訪的將被制裁，利用網(wǎng)絡、短信誣告、誹謗他人的扣100分，和刑事犯罪同等待遇。黨員干部們收到“黨內嚴重警告”僅每次扣30分。而“招商引資”則會帶來加分。根據(jù)分值，睢寧的114萬市民被劃分為A、B、C、D四級信用等級，A級可以享受一些優(yōu)待，D級則會處處受限。

新華社的報道展示了這套系統(tǒng)的運行現(xiàn)狀：好處是在總體上體現(xiàn)出了“守信受益、失信受限”的治理效果，“社會風氣也有很大好轉”；爭議則在于三六九等的劃分影響了公民權利，有“良民證”的嫌疑。

如果去掉“良民證”這種字眼帶來的情感不適，就事論事地分析睢寧的做法，某些地方就讓人看不明白。把公民個人信用跟交通違章、拖欠欠款聯(lián)系起來，是題中應有之義，但信用跟“招商引資”有什么關系？明明是政府的責任，卻移花接木轉嫁到每個公民頭上，不僅有失公平，更有假公濟私之嫌。由是觀之，大抵當?shù)夭]有厘清“信用”的內涵和外延，而是把它當做一個“口袋”，將社會生活和日常管理中的問題一股腦都塞了進去。

這樣一來，雖然對于管理者來說確實方便了，等于在方方面面扼住了他人的咽喉，但對于整個社會信用體系的建立，其作用是正向還是負向，卻是有待商榷。畢竟這樣眉毛胡子一把抓，讓對信用體系原本就一頭霧水的百姓更加困惑。當樸素的說話算數(shù)、言出必踐和維護社會穩(wěn)定等高深莫測的事項放在一起時，到底什么是信用？信用體系的建立，應該是為了增加社會的良性運轉，增進百姓的福祉，作為管理者的政府部門更是應該率先垂范，主動成為信用監(jiān)督的對象，而非像現(xiàn)在這樣，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

個人信用信息反映了公民的信用狀況，可以用來對公民信用作出全面的判斷，其中的不良信用記錄可作為法定范圍對公民權利進行限制的依據(jù)，但這必須限于現(xiàn)有的法定范圍，超出法定范圍限制公民的權利，就是對公民信用信息的誤用濫用，有權力越位或行政違法之嫌。

江蘇睢寧縣居民張某這些天比較郁悶，他查到自己今年有2次闖紅燈記錄，“罰錢是小事，關鍵是要被扣信用分了。”睢寧縣2010年起全面啟用大眾信用信息管理系統(tǒng)，大到違法亂紀，小到拖欠信用卡水電費，都會在這個系統(tǒng)中顯示出來。114萬市民每年根據(jù)分數(shù)被劃為A、B、C、D四個信用等級，最高的A級可以享受一些優(yōu)待，D級則會處處受限。

像張某這樣因闖紅燈被扣信用分，由此可能在個人貸款、入學就業(yè)、資格審查、申請社會救助等方面受到限制，在睢寧縣幾乎成為人所共知的“罰則”。按照當?shù)卣恼f法，推行全覆蓋式的大眾信用管理制度，就是要讓良好信用行為人受到優(yōu)待，讓不良信用行為人受到制約，形成“一處守信，處處受益；一處失信，處處制約”的社會共識，以此提高公民文明素質，促進社會風氣好轉。這種做法的出發(fā)點固然不錯，也取得了一些頗受百姓認同的效果，但是，在建設法治文明的今天，政府的任何施政行為，特別是直接針對公民權利的施政行為，都必須經(jīng)受合法性的考驗。如果一種施政行為明顯背離了法治的原則，那么無論它具有多么良好的初衷和看似積極的效果，也屬于權力的越位或錯位，甚至涉嫌行政違法。

睢寧縣大眾信用信息管理系統(tǒng)涵蓋的內容分為三類，第一類是通常意義上的個人征信內容，如銀行還貸記錄、信用消費記錄、水電氣繳費記錄等；第二類是一些違法行為，如交通違章行為、治安違法行為；第三類是一些不文明行為或不道德行為。目前條件下，第一類信用行為原本已納入由金融機構掌握的征信系統(tǒng)之中，公民若有這類不良信用記錄，將在個人貸款、信用消費等方面受到相應的限制，無需政府在此之外施加其他限制。同樣，公民如果有交通違章、治安違法等行為，按照現(xiàn)有法律法規(guī)須受到相應的處罰，無需政府另行施加限制或作處罰。第三類不良信用行為大多屬于公民教養(yǎng)或道德層面的問題，一般予以教育、規(guī)勸、輿論譴責即可，政府如果動用行政手段進行制裁，顯然是過于嚴苛了。

必須看到，那些被當?shù)卣脕韺Σ涣夹庞眯袨槿耸┘酉拗频氖马棧缯忣惪疾臁①Y格審查、執(zhí)照審核、社會救助等，它們本身都自有相應的評判和審核標準，有的還是法律明文規(guī)定的標準。這些事項與公民權利的行使或救濟密切相關，政府如果在原有標準之外附加新的標準，在法定門檻之上擅自抬高門檻，就是給公民行使權利、獲得救助設置了更大的障礙，將造成公民權利受損和流失。一個公民申請教師資格、律師執(zhí)業(yè)資格，或者申請工商營業(yè)執(zhí)照、申請低保救助，如果他符合法定的申請條件，他的申請就應當?shù)玫胶藴剩臋嗬蛻數(shù)玫奖Ｕ希蝗绻羞^水電氣欠費記錄或交通違法記錄，在依法依規(guī)受到相應處理處罰之后，有關部門仍揪住他的這些不良信用記錄不放，以此限制或否決他申請資格、執(zhí)照或救助，這就是典型的一事二罰、法外施罰，構成了對公民權利的侵犯和剝奪。

個人信用信息反映了公民的信用狀況，可以用來對公民信用作出全面的判斷，其中的不良信用記錄可作為法定范圍對公民權利進行限制的依據(jù)，但這必須限于現(xiàn)有的法定范圍，超出法定范圍限制公民的權利，就是對公民信用信息的誤用濫用，有權力越位或行政違法之嫌。政府權力缺乏監(jiān)督制約，一不小心就露出權力越位或違法行政的“尾巴”，睢寧縣推行大眾信用管理出現(xiàn)的問題再次警醒我們，深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等綜合改革，強化對政府權力的規(guī)范和監(jiān)督，依法保障公民權利的實現(xiàn)與救濟，任重道遠而未有窮期。

本報評論員 潘洪其

【要讓睢寧模式擺脫四不像的尷尬，需要在政府與社會之間做一個清晰的切割，在“現(xiàn)代社會信用系統(tǒng)”和“傳統(tǒng)的政府治理”兩套邏輯間做一個拆分。】

將114萬市民劃分為A、B、C、D四級信用等級，A級可以享受一些優(yōu)待，D級則會處處受限——這就是江蘇睢寧縣探索了4年的社會信用體系。新華社的最新報道展示了這套系統(tǒng)的運行現(xiàn)狀：好處是在總體上體現(xiàn)出了“守信受益、失信受限”治理效果，“社會的風氣也有很大好轉”；爭議則在于三六九等的劃分影響了公民權利，有“良民證”的嫌疑。

運轉良好且有約束力的社會信用系統(tǒng)，一定意義上講是現(xiàn)代文明社會的標志，也是中國公共治理的理想，睢寧的探索其實就表達了這個理想。遺憾的是，建構這個系統(tǒng)所需要的多個支點，比如良好的法制環(huán)境、成熟的社會自治、明確的公權與私權關系、群己關系，都是目前中國社會所欠缺的，睢寧的尷尬也正是這種欠缺的體現(xiàn)。

作為一個政府主導、政府評價的信用系統(tǒng)，睢寧的信用評級最大的特征就是混合性。減分項既有“闖紅燈”“拖欠信用卡”等一般意義上的信用評價，也有上訪、鬧訪、告狀、“圍堵沖擊黨政機關”等帶有維穩(wěn)性質的條款；獎勵措施既有就業(yè)、低保、資質審核等社會權益的優(yōu)待，也有入黨、提干優(yōu)先等政治性待遇。將維穩(wěn)與信用評價結合起來，將政治待遇與公共權益結合起來，這等于在睢寧的社會信用系統(tǒng)上打上了“中國式”標記，讓人們很難以單純的眼光看待它。

曾有報道說睢寧的征信系統(tǒng)借鑒了美國的FICO信用分制度，但顯然經(jīng)過了本土化改造。其實，從系統(tǒng)運行4年的反饋中可以明顯看出，起到了移風易俗作用的只是這個借鑒的部分，而廣受詬病的恰恰是這個“改造”。這也意味著，要讓睢寧模式擺脫四不像的尷尬，需要在政府與社會之間做一個清晰的切割，在“現(xiàn)代社會信用系統(tǒng)”和“傳統(tǒng)的政府治理”兩套邏輯間做一個拆分。

一方面，信用打分權力應交給第三方評估單位或公共機構，政府不再扮演主導者和組織者的角色；另一方面，評分內容也應回歸一般意義上的社會信用范圍。一個簡單的事實是，政府的維穩(wěn)意志不應該由這個系統(tǒng)貫徹，而體制內晉升、獎勵規(guī)則更不該擴大到整個社會范圍內。

面對新華社記者的采訪，睢寧縣方面將現(xiàn)在的困難歸結為“小環(huán)境與大環(huán)境脫節(jié)”“沒有更高層面的制度保障”。實際上，更高層面的建議不是沒有，兩年前全國兩會就有政協(xié)委員提出要建公民誠信檔案，結果遭遇了民間輿論一邊倒的倒彩，原因就在于有維穩(wěn)、道德綁架、鉗制民口之可能。現(xiàn)在看來，相比起誠信體系覆蓋的“規(guī)模性”，其單純性、純粹性恐怕要更重要；相比起建立更高層級的信用管理平臺，政府弄清楚自身在其中的角色和位置更重要。

睢寧曾為政府主導的誠信體制付出過巨大心血，現(xiàn)在不妨試著在“去政府化”上做更多努力，這更有勇氣也更有意義。

【信用體系應當服務于市場，服務于增加社會福祉的目的，而不能成為地方政府強化社會控制的手段；要依法征信，不能由“長官意志”說了算。】

據(jù)新華社報道，江蘇睢寧縣在國內首創(chuàng)大眾信用管理打分評級系統(tǒng)，自2010年開始全面推行大眾信用信息分值，全市114萬人每年根據(jù)分數(shù)被劃為四個信用等級，然后享受不同“社會待遇”，比如A級者在入學、就業(yè)、低保、社會救助等方面優(yōu)先照顧。

近年來誠信問題越來越為社會所關注，睢寧探索這樣一個評級系統(tǒng)，初衷無可厚非，也獲得當?shù)匾恍┟癖姷闹С帧Ｄ壳暗闹饕獱幾h在于，當?shù)卣鲗У倪@個信用評級系統(tǒng)設置是否科學，能不能做到對所有人“一視同仁”？

至少有部分條款是值得懷疑的。比如，扣分比較多的幾種行為：“圍堵沖擊黨政機關、企業(yè)、工地、纏訪、鬧訪”，“利用網(wǎng)絡、短信誣告他人”，雖然從字面看，“纏訪”“鬧訪”“誣告”等有違法之嫌，但如專家所擔心的，這會不會對正常的上訪、網(wǎng)絡舉報都形成威懾？上訪、舉報是公民合法權利，顯然不該為此被扣不誠信的帽子。

再如，“招商引資”竟然是一個信用加分項目，且不說招商和公民信用有什么關系，從公平角度來說也不合理。普通民眾根本就不可能得到這機會，更像是為公務人員量身打造。而信用總分是和“社會待遇”掛鉤的，有人為制造“官民差距”之嫌。

建公民信用系統(tǒng)，一個總的原則應是以服務于市場，服務于增加社會福祉為目的，而不能成為政府強化社會控制的手段。還有一個重要原則，就是要依法征信，不能由“長官意志”說了算。睢寧的做法在這兩個方面，顯然會引來人們的質疑。

針對這些問題，有人主張政府應最終退出信用體系建設，改由第三方信用服務機構作為信用建設主體，這其實是一個信用體系建設模式選擇問題。各國信用體系建設大致有兩種模式，即歐洲的政府主導模式和美國的商業(yè)化模式。可見由政府主導信用體系建設，也并無不可，至少可以由政府發(fā)端與引路。問題的關鍵還是，社會信用的內涵是什么，采用一個什么樣的指標體系進行信用評價。

此前有媒體報道，國家信用體系也正在建設之中。根據(jù)規(guī)劃，社會信用將覆蓋政務、商務、社會、司法等四大領域。但具體的指標體系設計，還是應當多方參與、公開討論，以尋求共識。

睢寧的做法提供了一個案例。比如，是否有必要將各種不同領域與性質的信用信息統(tǒng)統(tǒng)數(shù)字化，弄出一個總評分，從而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畢竟信用體系本身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在于“用”，用戶看重哪些信用指標，應由用戶根據(jù)行業(yè)特點和特定目的靈活選擇。

而政府部門根據(jù)信用來給予不同“社會待遇”，也未必合理，如果所涉待遇屬于人們的合法權利，政府更無權力按等分配，更不能以信用分之名隨意剝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