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想到一個運用對聯寫作的比喻：提出問題是出上聯，回答問題是對下聯，結果是橫批。比如， 3月3日“兩會”開幕式上，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代表中央提出：“在政協的各種會議和活動中，要始終堅持‘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辮子’的‘三不’方針，……鼓勵尖銳而不極端的批評”。這就好像出了個鼓勵勇提尖銳問題的上聯。有沒有人來對下聯呢？3月6日的新聞，披露至少有兩人在對“下聯”。

一個是胡春華。《南方都市報》的《胡春華回應“有無更大老虎落馬”提問》消息透露，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5日面對記者提問：“下一步廣東反腐有什么舉措？還會不會有更大的‘老虎’落馬？”以“再次笑了”的贊許態度從容回答。值得注意的是胡春華讓報道中省略了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身份，而突出“全國人大代表”——分明是在回應俞正聲的“兩會”要“歡迎尖銳”之“上聯”。這一信息還讓人想到，中央并非只允許開“兩會”時“歡迎尖銳”，而是要放之四海而皆準：各級領導在任何時候都要“努力營造暢所欲言、各抒己見的民主氛圍”。

另一個是俞正聲自己。鳳凰網6日報道：5日，俞正聲來到湖北代表團同代表們一起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時，面對網上“武漢發展是否太快”的尖銳問題，卻毫不回避地亮出自己支持武漢“加快建設”的觀點——武漢9條地鐵同時在建，是因為“如果地鐵分散建設，成本可能更高，寧可負點債，也要加快建設，讓地鐵盡快成網，我看這個選擇是正確的。”

俞正聲與胡春華兩個“下聯”的最終效果如何，有待時間檢驗。但現在可以說，至少啟動了解決問題的可能性：因為“提出一個好問題或回答一個好問題，就是解決問題的一半”，無論如何，這樣直面尖銳要比回避和壓制問題要好得多。

俞正聲為何要代表中央提出“歡迎尖銳”？目前沒有人明確解讀。但央視3月5日播出的《楚國八百年》第八集，從側面進行了注釋——楚懷王拒絕讓屈原提尖銳問題，最終自己囚死于秦國，導致八百年楚國滅亡。無論是五千年的華夏史還是九十年的中共黨史，都有無數事實證明，“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

然而，至今還有一些不敢對“下聯”的現象。6日的南都新聞就有《今年拉不成部長了記者改喊“留步”》，“今年全國兩會，人民大會堂北門的‘部長通道’不再允許記者拉部長，改由工作人員‘請’。被紅線隔開的記者只能喊?！边@就是說，盡管許多記者打算勇于提出尖銳問題，卻面臨著部長們難以聽到的困難。而這一困難是去年沒有的。是否有人在婉拒“鼓勵尖銳”？

還有，試看一些媒體的兩會報道和評論，“尖銳而不極端的批評”還是鳳毛麟角。有些人似乎認為，兩會中強調的2014年要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可以不包括全面推進“歡迎尖銳”。但是，他們忘了，一切改革都是打破禁區的創新，如果沒有“‘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辮子’的‘三不’方針”護航，就不可能真正解放思想，一切改革都會流于葉公好龍。只有改革未始，言路先開，才可能說改就改。這只要想想屈原的改革失敗和晚清維新流產，就可盡在不言中了。

昨日下午，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新聞中心舉行記者會。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闞珂表示：強調法治，強調先立后破，是這個時期、這個新的歷史條件下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個顯著特點——重大改革沒法律規定不得授權。

改革要法律授權，在今天有重要意義。新一輪全面深化改革，有全面部署，有國家行動，要解決的是當前國家發展重大難題，任何一項改革措施都事關全局，牽一發而動全身，有戰略意義。在這個背景下，改革不是打打“擦邊球”，行權宜之計，或者化解一時一地的問題，而是必須有綱領性、全局性的指導。所謂先立后破，形象地說就是，設計好了再行動，務求科學和謹慎。那種試探法律甚至直接突破法律的闖關方式，于今不再適用，甚至需要警惕。

回顧三十多年前，改革開放從“摸著石頭過河”開始。突破思想禁忌，打破制度牢籠，探索、試錯、糾錯，都是“摸石頭”。在那個年代，思想解放一點，勇氣增加一點，都能很快取得改革成果。那些優秀的改革創造、突破，往往既無先例可循，也“無法可依”，本質上，是以一種“零星試驗”，為國家、社會轉型探索出路。如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確立，國家要走怎樣的道路，要朝著什么方向，已經無比清晰。今天，改革的最大任務已不是打破制度牢籠，而是制度體系的自我完善；不再是一個“不破不立”的激蕩過程，而是一個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過程，靠什么求證？就是法律。

當然，重大改革沒法律規定不得授權，這不僅僅是重申改革的法治化原則，也對改革的法治化能力提出了要求。改革要法律授權，并不意味著改革調整將失去了機敏性，說明法律自身同樣需要一場改革進程——那些不適應當下現實的法律，甚至那些不合理的法律，需要裁汰；社會經濟發展的新情況、新問題，需要更及時反映到法律中。甚至，改革的方案設計，可能就是以法律規定來體現，某些改革措施將直接等同為立法、修法過程。

世界上，任何完成現代化的國家，或者進入快速現代化軌道的國家，其國家進步，都由穩健的法律體系支撐。也就是說，現代化、法治化國家，是以立法的形式向前推進。在這些國家，重大的改革調整，往往也體現為立法成果，一屆政府的政績甚至可能就是一個法案。當前，我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初步形成，國家全面進入法治化軌道，這意味著，國家重大改革調整要在法治化軌道完成。這不僅是說改革要遵守法律，也是要讓改革意圖首先上升為法律意志，讓改革手段事先確立為法律方式。也就是說，同樣要以立法推進的方式為改革“授權”。

改革任務異常艱巨，今年政府報告擬定的改革事項就有60多個，可能涉及的法律調整內容自然不少。改革不逾越法治化軌道，同時確保改革調整靈敏度，必然對法律調整效率提出了考驗?？傊?，國家立法程序、機制，要與當前改革節奏相匹配，要有適應改革的快速反應能力。一年一度的全國“兩會”，某種意義上，正是為國家治理匯總立法意見，而今年的“兩會”主題就是改革，圍繞改革進行立法討論將是“兩會”重任。

重大改革沒法律規定不得授權，法律同樣要有適應改革的快速反應力，兩者是相輔相成的關系。

□ 本報評論員 肖暢

當我們提到參政議政，總是很容易想到大詞、大事，攸關公共利益，關乎小到城區、地區，大到國家未來的話題?？梢钥隙?，前面這些都是“兩會”所關注、要探討的議題，但“兩會”是不是局限在一個“關乎宏旨”呢？其實不一定。

“兩會”是一項重要的政治議程。一年只有一次，全國代表、委員會集在一起，對重大事項的討論是必須的。然而，這里同時也是眾多立法事項的起點。解釋說來，即人大最重要的一項職能在于立法，而哪些事項該進入立法議程之中，都是需要并可以討論的。尤其在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無論是國家，還是整個世界及其周邊社會，都在飛快的變化中，使得法律不斷適應社會發展的節奏加快，立法、修法的跟進顯得更為迫切。這個時候，“兩會”在確立關切社會現實的立法事項上的作用也更為重要。

什么事可以納入立法、修法考慮中來呢？傳統類的如稅收制度等議題自不待言，它們恰也是“關乎宏旨”的那部分議題。不過，需要注意到，一些我們生活中看似沒有那么嚴重，又和我們生活密切相關，甚至常常念叨的話題，同樣得通過立法來實現。這個時候，它們雖然看上去未必“高大上”，卻也是“兩會”要高度重視的議題。假日問題就是這其中的一個。

觀察“兩會”幾天，僅是從媒體報道中，就能看到多個代表委員在為休假發聲。這里面，有作為清華大學假日改革課題組負責人的蔡繼明，也有三亞市長王勇、重慶師范大學音樂學院院長張禮慧。蔡繼明所提議案，是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國家節假日制度；王勇認為，緩解“黃金周”旅游壓力，可考慮每周休1天攢到月底休4天，月月都有小長假；張禮慧則是在講到家庭教育重要性的時候，建議設立全民家庭教育日，讓父母放一天假回家陪孩子。表面上看，他們的立場各不相同，所提要求也不一樣，但本質上，這些都與休假有關。

這樣的話題出現在“兩會”是不是不合時宜呢？我不這么認為。在眾多的話題中，休假可能與我們的生活貼得更近?；蛟S因為這樣，它似乎因為過于“細瑣”而被忽略，但實際上，它也是國家社會變化的一個縮影。進一步來看，“兩會”的議題本身在發生著變化，除了一些與現代國家制度息息相關的議題不曾改變外，如教育、醫療、房價在內的民生性話題比重持續增長。這意味著社會不斷發生中，無論是民眾，還是政府所關注的議題重心都會因應著隨之調整。像休假這類民生之上的，與休息權、休閑有關的生活類話題的出現，更大程度上是發展更進一步的結果。而未來類似的討論，只會增不會減。

至于它該不該由“兩會”討論，前面已經說到了，假日設定本質上需要立法、修法來解決。因此，在“兩會”上把它作為一個立法事項提出，是發揮“兩會”功能的一種體現?！皟蓵本褪且膭罡嗟淖h題作為立法事項被提出、被討論。

□ 本報評論員 付小為

昨天，女兒看了報紙給我打電話，開玩笑說：“老爸，有人稱你是兩會達人了，談談獲獎感言吧?！奔殕柕弥?，原來有媒體報道說，我“第七年參加全國兩會，第四次站在全國政協大會主席臺上發言”。

的確，這是我這七年第四次站在全國政協大會主席臺上講改革了。第十一屆政協五年期間，我做了兩次大會發言，講的都是改革。十二屆兩次會議期間，我做了兩次發言，去年是關于“行政體制改革”的。

3月7日，根據大會安排，我在全國政協大會上作了題為《以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為重點深化全面改革》的發言。結束時，我動情地說了一句：“各位委員，我們有責任為推動這一具有歷史性意義的全面改革盡心竭力?！?/p>

演講結束后，不少委員笑著說，老遲，你最后這句話很動情呀，“很有煽動性”呀。也有一些熟悉的委員對我說，你堅持研究改革30多年，在海南島呆了27年，不容易呀。

本屆大會的兩次會議，我都作了發言，有委員說，老遲，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你這個改革研究學者，就是要多講講，多發出點聲音。我想，這是大家對我的一個鼓勵吧。

說實話，這七八分鐘的演講，是我和我的同事最近一段時間內研究成果的積累，也想借這樣一個重要的機會把它表達出來。

四次發言，我講的都是改革，我想作為研究改革的學者，需要在這方面多爭取這樣的機會，多發表建議，這也是我30多年來從事改革研究的一個側影。

我的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這個時代最有價值的改革事業做一點努力，做一點貢獻，這也成為我這一生的價值追求。也許正是有了這個明確的價值追求，盡管經歷了一些風雨，經過了一些過程，還是努力堅持下來了?？磥?，我今后還會為了這個價值追求更堅定地做下去。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把改革列為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務，強調要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向深化改革要動力。在諸多改革中，把深入推進行政體制改革放在了首位，強調要從政府的自我革命高度，以壯士斷腕的決心、背水一戰的氣概，進一步推動簡政放權。

2013年以來，政府改革取得了積極的成效。不過，相對于政府的大膽改革，市場、社會的反應則不如預想中的那么熱烈，不少民眾甚至感覺不到太大的變化。這里有改革紅利釋放的時間差因素，有一些審批權是下放而非精簡的因素，也有這次精簡的審批事項本身就是一個“僵尸”的因素。

更主要的，則是經過三十多年的第一輪改革，經濟市場化了、社會多元化了，而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層面則基本上仍躺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制度上，維系著計劃經濟時期的“基本盤”，按照計劃經濟時期的思維、慣性運行著。

理論上，我們現在只有中央政府對民眾的服務與管理是全覆蓋的；現實中，任何一個地方政府都沒有做到實有人口服務與管理的全覆蓋。我們其實不光有一個十幾萬人的“北漂”，全國范圍有超1.5億的“漂泊一族”。地方政府一個普遍的思維定勢就是：戶籍的（其實就是計劃經濟時期所說的體制內的），我管；流動的（社會的或體制外的），與我無關。這不僅影響著全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對社會的穩定與安全也形成巨大的壓力。

政府改革之所以是一場“自我革命”，其實就是要通過全面改革，讓政府主動適應從計劃決定一切到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的轉變，適應社會高度同質到日益多元化的轉變，實現政府的全面、徹底升級、改造。

□江南一木（學者）

根據大會日程，這兩天，各代表團分別召開全體會議和代表小組會議，審查計劃報告和預算報告。但是，根據報道情況看，在幾個代表團的審議現場，代表們討論最多的還是政府工作報告和計劃報告，發言代表對預算報告提出意見和建議的還是偏少，這與平時民眾痛批“三公”浪費、亂鋪攤子上項目形成了鮮明對比。

相比往年，今年會議的組織者對預算的審查更加重視，不僅提前準備了《政府預算解讀》，方便代表讀懂預算報告，而且全國人大有關單位和預算報告起草單位還專門派員到各代表團提供咨詢，為代表釋疑。但是，可能正是由于國務院有關部門負責人在場的原因，許多代表還是把發言的重點放在了解決本地問題甚至爭取政策上。

預算審查是人大監督政府最重要、最有效的手段之一。預算絕對不僅是金錢問題，它本質上是民主政治的核心問題，“政府應該怎么做”的實質就是“政府的財政收支應當怎樣安排”，因而，在公眾對國家“錢袋子”越來越關心的今天，人大代表對預算的關注度也應該進一步提高。只有對預算報告進行了充分的審查，只有代表斤斤計較于每一分錢的花銷，追問每一分錢的使用效率，才能從源頭上解決資金浪費、效率不高等難題，也才能將錢用到最該用的地方。

當然，有些代表提出的觀點也是值得關注的。比如，有代表就提出，應當改進預算審查辦法，預算報告草案應當提前一個月左右的時間發給代表，并且在會議前邀請財政經濟專家為代表們進行專業解讀；也可以加強人大常委會預算審查工作機構，為代表審查預算提供更多的專業服務。

另外，還可以考慮在修改預算法時進一步強化人大常委會的預算監督責任，努力實現預算監督的“全程化”。

□恒舜（學者）

關注“全國兩會”系列評論之七

保留集資詐騙罪的死刑顯然是考慮到這一罪名往往涉及人員眾多，極易釀成群體性事件，進而影響社會穩定。如我們能破除司法的工具化思維，廢除集資詐騙罪死刑當能得到更多支持。

日前，全國人大代表、天明集團董事長姜明等36名全國人大代表聯合署名的廢除集資詐騙罪死刑的議案提交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據《南方都市報》）。

此聯名議案直面社會關切，也直指刑法修訂，故頗受關注。近年來，吳英案、曾成杰案等影響性訴訟的背后，都有關于集資詐騙罪應否廢死的激烈爭議，立法機關理當對民間日益高漲的呼聲有所回應。

先肯定此議案的提出，再來討論此議案的內容。姜明等36名全國人大代表聯署的這份議案，對集資詐騙罪廢死列舉了六大理由，分別系：集資詐騙罪容易導致誤判誤殺、詐騙類犯罪不應有死刑、受害人自身有過錯、判處死刑影響受害人得到賠償、金融體制問題導致民企融資難、取消非暴力犯罪死刑是世界潮流。不難看出，姜明等代表為這份議案的提出，下了不少工夫。據稱議案提出前還有一個團隊來研究集資詐騙罪，其中包括法律學者和經濟學者。應當說，一份關于立法的議案就得有這樣的慎重。

當然，議案的嚴謹并非就意味著它能獲得多數支持，甚至就能進入修法程序并最終成功。在早前吳英案與曾成杰案的輿論喧囂中，反對死刑的有之，支持死刑的亦有之。受害人、涉案人、法律人、經濟學人等等，各色人等因利益訴求不同，而對集資詐騙看法不一，實屬正常。在當下的時代背景里，圍繞集資詐騙罪應否廢死的爭議，注定不會在短時間內消失。要推動修法，就要先推動相關利益群體公開博弈。

上述議案中的六大理由盡管來之有據，但并非不可質疑。比如“易導致誤判誤殺”這一條，恐怕就沒有太強的說服力?！罢`判誤殺”主要是司法問題，而非立法問題。故意殺人罪照樣避免不了誤判誤殺，近年來披露出來的冤假錯案，多在這一罪名中。受害人自身有過錯也不是一個好的理由。集資詐騙總是從詐騙者的精心布局開啟的。受害人確有過錯，但他們已因被詐騙而承擔了他的過錯責任。這與集資詐騙罪的刑責并無必然的關聯。

但取消非暴力犯罪死刑，確是世界潮流。十八屆三中全會也提出，要逐步減少適用死刑罪名。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刑法室副主任藏鐵偉9日在答記者問時也說，刑法修改工作已列入年度立法計劃，目前正在研究逐步減少死刑問題。

從中國死刑廢除的漸進式路徑來看，爭取民意的多數支持，慎重選擇非暴力犯罪逐步廢除死刑，既是過去的經驗，也是未來的方向。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已然取消了票據詐騙罪、金融憑證詐騙罪和信用證詐騙罪的死刑，仍然保留集資詐騙罪的死刑顯然是考慮到這一罪名往往涉及人員眾多，極易釀成群體性事件，進而影響社會穩定。如我們能破除司法的工具化思維，廢除集資詐騙罪死刑當能得到更多支持。

而今，藉由姜明等36名代表的聯署議案，公共輿論平臺對集資詐騙罪應否廢死的討論已走向深入。希望更多的人大代表能抓住這一機遇，通過積極履職將此議題推向修法。

關注“全國兩會”系列評論之六

對于預算更具體、更細致問題的深入探究，持續追問，正是人大代表的職責所在?？梢哉f，代表們越是“死磕”、“細究”，則政府在花錢上面就會越嚴謹，越合理，越符合民眾的意愿。

“教育支出今年預算定的是2.8萬億，按照GDP增速，占比才3.92%。之前政府‘教育投入占GDP總量4%以上’的承諾，不執行了？”“為什么去年節能環保預算，差了20個億左右沒花出去？”“我就想知道：每年政府從企業、個人頭上收來的社保金是多少？政府又補貼、配套了多少……”3月7日，浙江團代表在“審預算”時，“死磕”財政預算，負責向代表解釋預算報告的財政部國庫司副司長楊瑞金，領略了浙江人“對數字的敏感”。（《中國青年報》3月8日）

人大代表高度關注政府財政預算，甚至“死磕”財政預算，體現了一種積極、務實的履職作風。有了這樣的“死磕”精神，也才有可能代表民眾監督政府，管好國家的“錢袋子”。

財政預算是對政府未來一個時期收支安排的預測、計劃。財政資源的安排是否合理，預算計劃的編制是否周延，乃至于轉移支付執行是否公開透明，這關系到國家治理的方方面面，關系到每一個國民的權益和福祉，從這意義上說關注并審好預算，應當是人代會最重要的事情。只要刨根問底，并不難發現問題，浙江團的一些代表正是這樣做的。

比如，三公經費的支出，目前的預算報告就比較籠統，從這些數字上很難看出具體的去向，當然也就談不上監督了。還有，“三公經費”最近一年來大幅縮減，則節省下來的經費如何安排，也應該有一個交代。又如，浙江代表提及的社保金細化問題，同樣讓人感覺到不甚明確具體，既然政府強調要“加大力度惠及民生”，這個“力度”，顯然應該能從預算中有所體現。

對于這些似乎更具體、更細致問題的深入探究，持續追問，正是人大代表的職責所在。可以說，代表們越是“死磕”、“細究”，則政府在花錢上面就會越嚴謹，越合理，越符合民眾的意愿。

憲法專家蔡定劍曾指出，批準審查預算是人民代表大會最重要的職能，只有把握了預算，才真正掌握政府的政策，而在世界各國，代議機構無不把預算審批放在頭等重要的位置。

不過，由于種種原因，全國兩會上，預算審查往往并不“熱”，代表委員和媒體的關注點多在議案提案，對于預算缺少足夠的關注，此番浙江團代表“死磕”預算并不多見。這樣的現象無疑需要改變。

當然，代表需要喚醒“預算意識”，與此同時，相關預算編制部門，也應將預算編制得更加通俗易懂，對于代表提出的各種疑問和建議，相關部門需要解答透徹，直到代表滿意為止。人大代表多點死磕精神，政府部門積極負責回應，社會參與監督，如此，才能獲得開會的成效，國家的治理才能越來越精細化和現代化。

□胡印斌（媒體人）

昨天上午，全國政協十二屆二次會議舉行“政協委員談推進人民政協協商民主建設”記者會。這也是本次兩會中，全國政協舉行的第二次記者會。記者會上，全國政協常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九三學社中央專職副主席賴明說，有的提案太宏觀、太“雷人”，因此對提案落實無結果要客觀對待。（3月8日中國經濟網）

賴明例舉了兩個委員提案：“房價漲到1000萬元每平米也是合理的”；“某某城市的名字太土了，是否要更名”。這樣的提案確實比較“雷人”，落實起來也足夠無趣。

對于雷人提案，人們在驚詫之余，更多的是質疑和不滿。首先代表委員到北京開會的吃、住、行和辦公經費都是由國家財政負擔，有媒體統計，“兩會”直接、間接支出達上億元。代表委員花了納稅人的錢，當然得辦點實事。其次，代表委員本身就肩負著為民請命，建言獻策的職責，理應認認真真提交有質量、有分量的提案，而不是拿出個雷人提案糊弄事。

不過，我們也需要正視這樣的現實。正如賴明對雷人提案的看法，“每個人都有他思考問題的方法”。像今年兩會被罵得很兇的“給公務員漲工資”的提案，并非沒有道理。筆者更相信，絕大多數代表委員是能夠態度端正、用心準備自己的提案的，只是限于能力不同，我們不能苛求數千名代表委員都能提交出高質量的提案，我們可以容忍代表委員中存在媒體給予 “打醬油”、“不添亂”、“活化石”等稱號的委員存在，畢竟這只是極少數人。

雷人提案既然無法落實，政府部門大可以無視它，把精力用在那些有見地、利國利民的提案上。

一份提案，從提出到落實，需要經過審查、調研、提交對應部門、督辦、反饋等多個環節，即使是一份高質量的提案，也會存在落實難的問題。比如今年兩會重慶市長黃奇帆提出的“資產轉移到國外應該收稅”的提案，被網友群起點贊，但操作起來阻力不小。

縱觀歷年來的兩會提案，有些提案提出數年才被落實。像全國人大代表周洪宇2003年提出“農村義務教育免費”的建議，直到2007年才在全國農村得到了全覆蓋。有些提案，被代表委員多次提及，比如養老金并軌、官員財產公開、“三公經費”公開等等，但落實起來阻力重重。

全國政協委員、海航集團董事局主席陳峰曾表示，“有些提案水平很高，但提案回復有態度，無操作”。他為這些對國家和社會很有益的提案沒發揮效力感到很可惜。

誠如賴明所說，“中共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委員們的提案辦理情況”。對于“雷人”提案政府部門大可放在一邊，對于利國利民的提案，積極妥善、扎扎實實、富有成效的及時落實下去，善莫大焉。

全國政協文藝界近百人的聯席大會，趙本山在開會過程中被看到使用價值百元的“古董”手機。在被問到自己是否聽說過最近大火的韓劇《來自星星的你》時，本山稱聽說過這個劇，想向他們學習講故事的手法，自己的兒女更喜歡看韓劇。（3月9日 中國青年網）

有圖有真相?？粗w本山的所謂古董手機，很多人似乎還摸不著頭腦，“之前本山大叔不是在用六萬元的諾基亞VERTU手機嗎？咋現在炮換鳥槍了？”

其實作為名人，趙本山的個人手筆早已經是街頭巷尾熱議的話題。就憑著那架“本山號”的私人飛機，就足以扛起小品之王不俗的家底。而此次兩會期間的“古董手機”，則被很多圍觀者認為是“寒酸的有點作秀”。有感于用奢侈品有人評頭論足，用古董手機也有人議論紛紛，看來“做人難，做名人更難”的話果然不假。

不管趙本山用的是什么配置的手機，我們要明確的一點是作為一個藝人，亦或是作為一個農民企業家，趙本山使用什么樣的物品完全是自己的權利，正所謂“法無禁止即自由”?？梢岳斫獾氖?， 人們只是有感于他“前奢后儉”的跨度實在太大，然而這又有何妨？

在現在厲行節約的新風勁吹之下，別人想應景低調下，這應該解讀成正能量在行動。如果在鏡頭下還看到奢華手機、名牌包包的話，不僅刺眼且不合節奏。我們更應該去捕捉那些兩會代表和委員的好聲音，如果一個不能發微信的古董手機就輕易的搶鏡，實在是太浪費寶貴的媒體資源了。

作為全國政協委員，趙本山這次帶來的提案和傳統文化以及民間文化有著莫大關系。他開明宗義地闡明了文化自信的重要程度，最后把落腳點放在民間文化的發揚上。其實這個提案個人覺得并沒有趙本山本人的言語精彩，畢竟中國文化界所面臨的問題也是大家熟知的，譬如傳統文化繼承、知識產權以及整體氛圍等。不過家家都有本難念的經，趙本山選擇在兩會期間談及民間文化，恐怕也和這段時間以來“二人轉”飽受爭議有關。

不管怎樣，趙本山做到了“為自己代言”，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就不是來打醬油的。文藝界一向是政協委員中頗受關注的群體。人物從莫言到二月河，話題從《鄉村愛情》談到《來自星星的你》。大家面對中國文化的未來各抒己見，暢所欲言，這也算是文化界的一大盛事，這其中就很可能會蘊藏著改變中國文化走向的閃光點。而至于那個被放大的“古董手機”，也只是作為花絮來博君一笑。

開春以來，房價“拐點”成為從金融圈到微信朋友圈最為熱議的話題之一。香港樓市跳水，杭州、廣州等城市房價下跌，似乎在釋放著房市“拐點”到來的信號。那么，“拐點”真的近在咫尺，抑或只是虛晃一招？倘若房價大面積下行，經濟面臨何種風險？

可以肯定的是，房市泡沫已然吹起，泡沫破碎只是時間問題。如何“擠泡沫”，讓房地產市場軟著陸，才是最為要緊的問題。

近期，看空房價的聲音漸趨高亢。一向看多樓市的華遠地產董事長任志強日前在亞布力論壇首次對房價做出悲觀預言，認為今年房價漲幅將大幅度下滑。萬科集團董事長王石也用“非常不妙”表達了對今年樓市的觀點，并稱“我不改變我的觀點”。這種情形，即使在樓市調控最嚴厲的時期也未出現過。

而樓市出現的許多變化也在支持房地產大佬們的觀點。自2013年7月開始，李嘉誠旗下的長江實業以及和記黃埔開始猛烈拋售內地房產，涉及金額高達410億港元。因經營足球而聲名鵲起的廣州恒大地產也開始將國內多個城市的項目打折出售。更令人有沖擊感的是那些突發事件：在香港，新鴻基旗下的房產項目降價幅度一度達到40%；在內地樓市指向標之一的杭州，樓盤因打折遭老業主抗議打砸。

調控了十年未果的房價，真的要在2014年掉頭向下了嗎？盡管部分地區的市況和今年以來的銀行房貸放款量、房貸市場交易量部分支持這種預言，但在很大程度上，房價掉頭仍然只是局部現象，而從更廣泛的宏觀層面看，這一預言實際上仍是寓言。

首先，房價是一種貨幣現象。盡管今年以來銀行前所未有地收緊了房貸，導致交易量出現一定程度的萎縮，但在很大程度上這是季節性因素導致的結果。每到年底，銀行額度都會緊張，加之互聯網金融的崛起讓部分銀行存款搬家，因此銀行對于房貸的審批趨于嚴格。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銀行會放棄房貸業務，更不能視為銀行錢緊的征兆。事實上，近期人民幣即期匯價的持續走貶，以及央行不斷推出的正回購操作，表明防止資金面過于寬松仍是主要考量。更明顯的標志是銀行間主流7天期質押式回購利率，近來已達到9個月以來的新低。這表明銀行并不差錢。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開局之年，防止經濟大起大落是基本要求，這也讓保持適度流動性得到了政策保證。流動性的相對寬裕，是房價下跌的主要制動器。

其次，房價的背后還隱藏著土地財政的大問題。土地財政是結構性弊端，確實需要優化。但是，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地方政府能夠忍受地價和房價下跌的空間其實十分有限，鑒于目前地方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責任越來越強化，而保障房建設也需要巨量資金，可以斷言，地方政府對于房價下跌的承受性，遠遠低于銀行的壓力測試結果。特別是，今年是地方債務到期的高峰，這將進一步限制地方政府調控房價的動能。

再次，房價背后還折射出區域差距的問題。區域差距的客觀存在，既導致了城市的分化，也導致了房價的分化。出于對公共服務、個人發展的需要，一線城市的剛需始終旺盛。這也就意味著，部分二三線城市的房價雖露疲態，甚至出現了不少新的“鬼城”，但房價下滑不會全面覆蓋所有城市。相反，在開發商退出部分二三線城市以后，一線城市樓市可能更加火爆。去年12月，京滬廣深四個一線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價格同比漲幅均超過20%，好地段“地王”仍然不斷誕生，即說明了這一點。

第四，消除樓市泡沫所必需的財稅手段還在準備中。如果地方政府真的能從GDP迷思中解放出來、不再追求短期政績，且房產稅確實發育成為可長期依靠的財稅來源，那么房價有可能得到部分控制。但是，“稅收法定”原則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強調，房產稅從試點到征收需經法定這一關，因此房產稅擴圍的步伐事實已經放緩。

樓市因附加了過多屬性，并不能以通常公式框定。通常公式看“投資回報率”，即“租售比”。正是因為一線城市的平均租售比已經超過200：1，遠超國際警戒線，所以包括巴菲特和索羅斯在內的許多國際機構均認為中國樓市存在風險。但是，這一模式只在真空中成立。

不過，這并不意味著房價將永遠攀升。從年齡結構看，盡管70、80代人剛性需求難以滿足，許多人只能望房興嘆，但90后城市人口的住房壓力將驟減。房價總有一天隨著剛性需求弱化，隨著流動性更適度，隨著區域差異縮小在大部分城市落地。

說到底，房子是商品，而不是金融產品，即使天然帶有保值升值的品相。恢復其本來屬性，需要讓資本更均勻流動，讓享受公共服務成為普遍平等的權利，讓地方財政來源多樣化。追求這些，比單純追求房價的漲跌更能讓房價理性起來。否則，房價的大漲大跌，都會成為不能承受之重。

徐立凡（資深評論員）

開春以來，房價“拐點”成為從金融圈到微信朋友圈最為熱議的話題之一。香港樓市跳水，杭州、廣州等城市房價下跌，似乎在釋放著房市“拐點”到來的信號。那么，“拐點”真的近在咫尺，抑或只是虛晃一招？倘若房價大面積下行，經濟面臨何種風險？

可以肯定的是，房市泡沫已然吹起，泡沫破碎只是時間問題。如何“擠泡沫”，讓房地產市場軟著陸，才是最為要緊的問題。

最近，隨著國內一些“鬼城”、“睡城”的出現，一些城市房價開始出現調整下跌，市場認為中國房地產崩盤的概率在上升。因此，人們開始擔心如果房地產崩盤，市場會發生什么，民眾與企業有沒有可應對的方式。

其實，要理解這個問題并非容易，因為房地產泡沫大小不同，形成的周期性也不一樣，加上不同的國家經濟的基本條件差異很大，要預測房地產什么時候崩盤，這種崩盤會導致什么樣的后果，這樣的一般性模式是不存在的。因此，我們只能針對中國現實的情況作點簡單分析。

首先，什么是房地產崩盤？簡單說，比如一個國家房價上漲了十年，價格上漲十倍以上，房地產市場出現一個長期的順周期繁榮，并產生巨大的房地產泡沫。當這個泡沫突然由某個因素被擠破而出現整個市場的周期性逆轉時，房地產市場就面臨著崩盤的危險。但是，房地產崩盤與股市及貨幣市場發生的危機有很大不同，它可能是突發的，但更多的是一個逐漸的過程。

房地產市場的崩盤首先是整個市場的預期完全逆轉，讓住房投資者完全退出市場，從而導致住房市場的銷售及價格全面下跌。盡管國內媒體一直在誤導，稱國內房地產市場價格持續上漲，主要的原因是剛性需求太大，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

國內住房的價格持續上漲和巨大房地產泡沫形成，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國內居民一直把住房作為投資的工具。在這種前提下，這個市場的價格很大程度上是由投資者及房地產開發商的預期來決定的。而這種預期又取決于當時的金融市場條件。

如果金融市場條件變化，如人民幣貶值、銀行信貸收緊，住房投資者由房價上漲預期轉為下跌預期，這時住房投資者或是不再愿意進入房地產市場，或是會減持手中持有的以人民幣計價的住房資產。這時，不僅住房的需求突然減少，住房供給也會大量增加。這種雙重壓力必然會導致住房市場的價格水平全面的下移。更嚴重的是，中國居民的住房債務風險是無限責任的，這必然會導致投資者趕快脫手手中的住房，住房市場的價格水平更是下降，從而形成住房價格持續下跌惡性循環。

其次，房地產市場作為一個被投機炒作主導的資金密集型的行業，如果市場預期突然逆轉或房價崩盤，必然會導致早些時候從海外涌入國內的資金流出中國，或不敢再輕易地進入中國市場。這種情況會導致國內房地產企業早些時候從海外融資成本迅速上升。對資本密集型的房地產業來說這可能是雪上加霜。因為這時企業的住房銷售與價格全面下降，而且融資成本上升，如果房地產企業負債率過高，這些房地產企業就可能面臨著資金鏈斷裂的風險。

受到影響與沖擊最大的是國內金融體系及銀行體系。這時，隨著住房資產價格下跌，住房和土地作為抵押品的價值也全面下跌，銀行就可能全面收緊對房地產業的信貸，從而導致住房市場的資金更加緊張，房地產企業面對資金斷裂的風險會更高。而且住房價格下跌，也會把銀行在房價高時批出的貸款帶到風口浪尖。因為，這時作為抵押的住房及土地的價格也會全面下跌，銀行的不良貸款就會迅速增加。而銀行不良貸款快速增加，住房市場的資金更是會緊張，從而形成住房市場資金嚴重的惡性循環，甚至于導致銀行危機及金融危機的發生。

在這種情況下，住房價格下跌的預期不斷在強化，住房投資者基本上完全退出市場，或住房投資需求為零甚至于負（即住房投資者不斷把自己手中的住房拋向市場）。房價下跌調整到住房的消費者有支付能力時，這個均衡點才能夠停止（即居民可支配收入與房價比）。而這個過程是一個十分漫長的過程。因為住房投資者與住房消費者對住房出價水平往往會相差很遠。上個世紀90年代日本的房地產泡沫破滅后所發生的事情就是最好的一種案例。

總之，如果國內巨大的房地產泡沫擠出，并導致房地產市場崩盤，首當其沖的是房地產業，還可能引發銀行危機、金融危機及經濟危機，甚至于社會危機。對此政府要密切關注。但是，市場一定要記住，吹大的房地產泡沫一定會破滅，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只不過，面對巨大的房地產泡沫，政府如何來引導，以便把這種泡沫破滅所造成的風險與損失降到最小程度。

易憲容（經濟學家）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5日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到，“提高公共安全和防災救災減災能力”。公共安全無小事，對于北京、上海、廣州這樣的大城市，地鐵安全更尤為重要。比如廣州地鐵日客流量平均達600萬人次，幾乎等于在轉移新加坡這樣一個小國人口，要保障不發生一點意外，是不可能的。而且，有些意外也防不勝防，就像廣州兩位無聊男，在地鐵上玩防狼噴霧引起恐慌，誰想得到呢？北京也曾發生過地鐵電梯的安全事故。深圳地鐵前段時間“外企女高管地鐵口猝死”一事也引起巨大關注等等。

公共場所的一點點異常情況，都可能被公眾的恐慌情緒放大，并釀成公共安全事件。地鐵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公共空間，因為信息不足，乘客不容易對意外情況作出全面的、準確的判斷，并從容反應。一旦發生意外，乘客們的第一反應就是爭先恐后地逃離，結果許多人不是因為事故直接受傷，而是被擠傷、摔傷、踩傷。

其實，地鐵安全并不是完全地鐵公司的責任，他們也擔不起這個責任，不過，防范始終勝過不防，多派一些警力，加強一些安保措施，保障乘客出行安全，還是很有必要。更進一步，在地鐵周邊配套一些公共服務，譬如醫療、衛生等也十分有必要。當然，這些不是地鐵公司獨力可以完成的，需要全社會的重視。

構建史上“最嚴”食品安全體系、區域聯防戰霧霾……政府工作報告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成為貫穿始終的主線。

近幾年來，數字成效與百姓感受間的落差屢屢成為民生焦慮所在。實事求是地說，成效有，問題也不少。有時，成效的背后就是問題。做好民生文章已經不能僅僅依靠財政投入的增加，或是一點一面的“民生工程”簡單解決。織起一張兜好底線需求、撐住民生訴求的保障網，一些部門、地方出臺的碎片化民生舉措需要轉變為更為全面、系統的國家行動。不斷推進的民生改革更要向公眾看得見、摸得著、感受得到的方向縱深挺進。

民生無易事。在民生內涵不斷拓展、保障與改善民生大格局逐漸形成的今天，多套養老制度如何平穩并軌、各地醫療保險如何銜接、公平鴻溝如何填補，仍然是擺在全社會面前的待解之題。突破制度瓶頸、解決棘手新憂，民生改革既要多線并重、統籌施策，又要與其他領域的改革相互銜接、環環相扣。深層次問題要靠深層次方法解決，只有不回避焦點難點、敢向既得利益開刀，政府改革的種種成效才能與百姓所見所感相符。

民生冷暖體現發展高度。一切改革與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應當是實實在在提高公眾生活水平。告別“唯GDP”的指揮棒之后，百姓真實的幸福感、滿意度才是政府工作水平最好的寫照。從制度層面出臺一系列新舉措、關注百姓切身感受，體現更加深遠的民生考量，也將從長遠上給百姓帶來更多福祉。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每個公民的生存與發展都應該得到重視，每一個民生角落都不應缺失溫度。一道道世界性民生難題，唯有以中國式改革不斷尋解，才能不負百姓厚望。

（新華社記者 何雨欣、王玨玢）

3月5日上午，李克強總理在作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深化流通體制改革，清除妨礙全國統一市場的各種關卡，降低流通成本，促進物流配送、快遞業和網絡購物發展。

這句話釋放出明確政策信息，為物流配送、快遞業和網絡購物送出春天的氣息，同時也指出深化流通體制改革的重點與難點所在，即掃除妨礙全國統一市場的各種關卡，降低流通成本。如果這是今后政策作用的方向，中國的“全球最貴過路費”現狀當有望得到徹底扭轉。

發展現代流通產業，對發展經濟、促進消費有著重要意義。舉個簡單例子，流通成本降低，物價成本自然隨之而降，那么就意味著消費者有更強的購買力。還要看到，隨著電子商務的發展，經濟轉型升級加快，現代物流業的基礎性與先導性作用愈發凸顯。當前國內電子商務在很大程度上仍受限于傳統物流水平。

從這個角度來看，雖說發展現代流通產業涉及多個層面改革事宜，但清理取締各種不合理的過路費、過橋費，卻是該領域深化改革無法繞開的路障，這也是深化流通體制改革、降低流通成本必須要啃的一塊硬骨頭。

這塊骨頭有多硬？先看一組數據：2011年全國社會物流總費用達8.4萬億元，同比增長18.5，占GDP的比率達到17.8%；在2011年中國物流發展報告會上，國家發改委官員指出，中國各種過路過橋費已高達運輸企業成本的1/3。這一塊巨大蛋糕背后是強大的利益鏈條，骨頭有多硬，不難想見。

這塊骨頭又有多難啃？早在2012年，國務院已出臺《關于深化流通體制改革加快流通產業發展的意見》。2013年5月底，國務院辦公廳發出相關文件，就貫徹落實《意見》進行“重點工作部門分工”。值得注意的是，這份文件共計羅列48項工作分工，涉及22個國家部委辦局。就收費公路專項清理、取締違規及不合理收費工作而言，涉及交通運輸部、發展改革委、財政部、監察部、國務院糾正行業不正之風辦公室等5個國家有關部門。這塊硬骨頭有多難啃，亦不難想象。

當然，沒有利益沖突的改革不叫改革，沒有硬骨頭要啃的改革不叫深化改革。對國內經濟造成嚴重負面影響、讓公眾深惡痛絕的各種過路費，是到了徹底清理的時候了。本屆政府施政理念，以及此次政府工作報告所述，讓人對此有比較樂觀的期待。

魏英杰（媒體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