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新期待，還是新夢想，抑或是前行的新動力，億萬人民都有一個共同的心愿，這就是讓中國夢更加契合自己的福祉。

今天兩會將拉上帷幕，新一屆國家領導人已經產生。從十八大到全國兩會，黨和國家領導人完成了新老更替，實現了權力的順利交接。如果說，這兩大盛會是中國人政治生活中的大事，那么新任黨和國家領導人則是被億萬民眾寄予殷切期待的焦點。

十八大之后，中國夢在縱貫170多年民族奮進史之后，在新的歷史節點上點燃了13億人民新時代的夢想。今天，兩會不僅讓它的路徑更加清晰，也凝聚了億萬人前行的正能量。

無論是新期待，還是新夢想，抑或是前行的新動力，億萬人民都有一個共同的心愿，這就是讓中國夢更加契合自己的福祉。有了這個高度契合，民族復興與人民福祉就會體現于并肩的奮斗，個人夢與中國夢就會會合于民眾的家國情懷。

對于億萬人民來說，這種契合是具體的、可感的、切身的。無論是期待更好的教育、更滿意的收入、更穩定的工作，還是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歸根到底都是希望生活更美好。讓人民生活更美好，這是中國夢的重要內涵，也是中國夢的實現前提。

這些天，外媒熱議新一屆領導人仍將面臨維持經濟較快增長、縮小城鄉差距等挑戰，公眾的視角卻更多從自己的生活訴求與感受出發。解決了民眾的生活難題，使民眾的生活有好的未來預期，有實在的幸福感，中國夢的實現就堅不可摧。

在這個意義上，新一屆領導人的確面臨著諸多難題、挑戰和考驗，又承載著民眾更多更高的期待和訴求，這個擔子并不輕松。這樣一個發展又很不平衡的大國，它的現代化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

今天的中國，走到了一個關鍵階段，面臨一個全面升級轉型的時期。也許，它的真正難題在于民眾的更高期待訴求與現狀改變艱難之間的距離。彌天的霧霾讓所有人無法忍受，但霧霾產生的背后，不僅有汽車尾氣，還有億萬人生活用的燃煤和無數污染性企業，立馬讓霧霾全部消失何其艱也。教育拼爹等不公平現象讓全社會詬病，但GDP4%的教育經費占比都歷經將近20年，面對城鄉、區域乃至發達城市內部的教育不均衡現實，這個4%仍顯不足，明顯改觀豈是旦夕之間的速成命題？

由是，新一屆領導人承載著更高更多的期待與訴求，同時也需要民眾的理解與寬容，更需要一起努力去改變。而現狀的改變、期待的實現、訴求的滿足，也許都難以一蹴而就，但如果能與發展同步，民眾就有了信心。民眾生活的改善越明顯，就越會釋放更多謀求發展、實現夢想的動力。有了這樣的信心與動力，難題的破解、夢想的實現都會來得更快。本報特約評論員常池閣

偉大時代給了中國人實現夢想的寬廣舞臺，制度變革為追求夢想提供不可或缺的條件

這個春天，從兩會會場到街頭巷尾，“中國夢”是我們共同的話題。

“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機會，共同享有夢想成真的機會，共同享有同祖國和時代一起成長與進步的機會。有夢想，有機會，有奮斗，一切美好的東西都能夠創造出來。”昨天，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會上，國家主席習近平以中國夢為主題，向近3000名全國人大代表發表了重要講話。話語鏗鏘，掌聲雷動。這掌聲，不只響起在人民大會堂，也激蕩在13億人的心里。

“中國夢”何以在國人心中引發如此強烈的共鳴？因為它撥動了大家的心弦，道出了共同的心聲。去年底，習近平深情闡述民族復興的中國夢，一句“國家好，民族好，大家才會好”，抓住了“家國夢”這個最大公約數。而這一次的三個“共同享有”，更激發起人們實現夢想的無限期待。

偉大時代給了中國人實現夢想的寬廣舞臺。改革開放，釋放出人們追逐夢想的巨大能量。億萬農民工為“城市夢”打拼，推動了城鎮化的時代進程；無數創業者為“財富夢”奔走，激發出市場經濟的無限活力。無數“出彩”的人生，撐起了一個色彩斑斕的夢想時代。“小巨人”姚明因此感言：“感謝這個偉大進步的時代，使我有機會去實現自己的夢想和價值。”

制度變革為追求夢想提供不可或缺的條件。有夢想就有方向，有機會就有舞臺，有奮斗才有未來，只有在良好的制度環境下，這一切才皆有可能。公平分配是保障房的“生命線”、讓“拉桿箱一代”農民工享受同城待遇、防止“擇校熱”損害教育公平……剛剛結束的兩會上，代表委員對深化改革的呼喚，與“夢想之聲”形成交響。它所折射出的，正是黨和政府通過“天下為公”的制度安排，為夢想護航的不懈努力。

“政府理應是社會公正的守護者”，從夢想與公平的角度看，李克強總理在記者招待會上的表態，可謂充滿擔當。從構建網底不破的民生保障網，到打造公正“一桿秤”；從破解城市內部的“二元結構”，到“使明規則戰勝潛規則”的決心，所思所慮，實實在在，彰顯了維護公平正義的執政理念。

夢想不會自動實現，機會也不會自動到來。黨的十八大提出，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改進作風反對特權，異地高考改革破冰試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向深入，新農合大病醫保擴容，推進依法治國“讓群眾在每一個案件中感受公平正義”，簡政放權降低企業登記門檻……教育、醫療、司法、市場，公平正義以看得見、摸得著的方式，點燃了無數人心中的夢想之火。

中國夢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夢，它由一個個鮮活生動的個體夢想匯聚而成。不管是治國理政還是社會運行，珍視每一個夢想、呵護每一次努力，讓更多人享有人生出彩的機會，13億人組成的，將是力量磅礴、不可戰勝的“夢之隊”。

一位人大代表在兩會上的“發飆”激起了很多人的共鳴，被稱為“兩會好聲音”。這位代表說：和諧社會也好，什么綱領也好，對人最關鍵的，一個是呼吸的空氣，一個是吃的食物，一個是喝的水。如果這些都不安全，什么幸福感都沒有！批評雖然很尖銳刺耳，也有點兒偏激和絕對，卻說到了很多百姓的心坎里。百姓的評價標準確實很感性和直觀，不聽口號，不聽套話，不信虛的，他們有自己樸素的和諧觀與幸福觀。

這種感性、直觀和直接的評價體系，習近平總書記在與江蘇代表團代表們一起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時也提到了。在談到改善太湖生態時，習近平說：現在網民檢驗湖泊水質的標準，是市長敢不敢跳下去游泳。前段時間，有網民懸賞約請環保局長下河游泳，以這種行為藝術敦促政府部門治理被污染的河流。

確實，老百姓的思維就是這么樸素。談到湖泊的水質，不要說政府作了多少努力，不要說為減少排污犧牲了多少GDP，不要羅列多少宏大的概念和光鮮的口號，如果地方官員自信水質達到標準的話，那就下來游個泳。這不是綁架，而是百姓樸素的環保觀：官員自己都不敢下水游泳，還遑論讓民眾相信“水質有了很大改善”？

老百姓雖然未必懂“和諧社會”精準的含義，未必了解“環保友好型社會”的全部內涵，但他們有生活經驗和常識，他們對于環境有著天然的利益感覺：生活在霧霾之中，一個月只有5天沒霧霾，水中能聞到腥臭味，這種直觀能感受到的“不幸”，是任何文字和概念都粉飾不了的。百姓評價官員的政績和政府的表現，體味自己的幸福感，從不會拿那些外在的宏大標準去度量，而是用自己的鼻子、眼睛、耳朵、嘴巴和四肢。

其實對于老百姓來說，政治是非常簡單和單純的，無非就是解決好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問題。真正的政治，應該簡約為公眾可感知的幸福，簡約為每個人都能聽得懂的淺顯道理，就像“不管白貓黑貓，能捉老鼠就是好貓”那么淺顯。

一位作家曾說，驗證一個城市是否發達，最好來一場大雨。雨后，如果交通雖慢卻不堵塞，街道雖滑卻不積水，這大概就是先進城市；如果積水充足，小孩可以在街頭用網撈魚，這大概還是發展中城市——這也是百姓評價一個城市最直觀的標準——生活是否舒服和方便，包括夜里走在路上擔不擔心被搶，老人摔倒了會不會有人扶。

各地政府都在制訂各種政績評價標準，并且數字化呈現，甚至設計出個什么系統。如果真以百姓評價、公眾幸福感為最重要的標準的話，就應該尊重百姓那最直觀的感知，問老百姓應該怎么制訂政績標準，并把評價權交給最有發言權的老百姓。

從“兩會”上傳來兩條消息，一條是習近平總書記近日參加江蘇省代表團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時強調，科學發展要把生態作為一個標準；另一條是環保部部長周生賢表示，有關我國地下水污染情況的調查結束后，會全面向社會公布。現在有一個治理規劃，已向國務院作了匯報。

環保部愿意公開我國地下水調查數據，很好。此前關于“國家機密”的說法，引起了爭議，公開地下水調查信息將構成我國環保信息公開的一個進展，應該是沒有疑問的，這使公眾對我國環保信息的公開抱有新的期待。

當前環境保護是一個社會熱點，它反映出來的不是某種社會趣味，而是我國的環保問題到了集中爆發期的現實，公共環境事件層出不窮。“兩會”前波及全國的霧霾現象，山東濰坊企業向地下排污傳言等，凸顯我國環保形勢嚴峻。

中央提出建設“美麗中國”，政府也把治理環境污染提上了議事日程，這都離不開公眾的廣泛參與。公眾要參與環境保護與污染治理，前提是對國家的環境家底知情。只有知情，他們才有環保的緊迫感和使命感，并見諸日常的行動。當然，目前每個人并非沒有切身的經驗與感受，但也不乏有人在給他們“減壓”，希望他們在環境問題面前淡定一點。

有關部門拒絕公開某些環境污染信息，或許自有某種難言之隱，比如我國土壤污染范圍廣、重金屬污染重，污染很容易遷衍到各種食物中，一旦信息公開，可能引發公眾恐慌。不公開，大家不恐慌，但這枚硬幣的另一面是公眾對環保的麻木。不打一場環保的“人民戰爭”，單靠政府，其實很難達到環保目的。

顯然，如果政府的環保決心大，要有所作為，就應當全面公開所有環境污染信息。去年國務院高層“力排眾議”，指示環保部門實施PM2.5數據公開。現在環保部表態，將公開地下水污染調查信息。而土壤污染信息與農牧業、與大家的吃飯問題息息相關，公眾有知情的強烈愿望。鑒于土壤污染的全國性調查早就基本結束，信息是現成的，更應予以公開。

任何事情都具有兩面性，公開我國環保的家底很可能利弊相隨，比如知情的民眾可能物議紛紛，對環保部門將形成巨大壓力，但民意壓力也可以變成政府推動生態建設的動力。沒有壓力，政府部門有了轉圜空間，就可以按自己的節奏安排環保的進程，但它帶來的很可能是推諉、拖沓和低效。但中國的環境污染問題已經拖不起了，任何鴕鳥心態只會使問題不斷積累，進一步加大環境污染治理的總成本。

現在是自我加壓的時候了。讓公眾看到真實的問題，讓企業看到自己沉甸甸的責任。危機感可以把大家凝聚起來，并通過某種形式的組織與動員，向著“美麗中國”的目標出發。

每年全國“兩會”召開，不斷重復演繹著中國民主發展的春天故事。盡管腳本相同解讀各異，但無論何人都會承認“兩會”召開是中國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民主就是開會”，這是民國時期一個著名社會活動家的精辟之言。民主包含了民主決策、民主監督、民主管理、民主參與多個層面的含義，但無論哪個層面的民主都必須借由某種形式外化出來。大眾傳媒的發達，使得社會大眾對于“兩會”的觀察與會議進程幾乎完全同步。預備會議、全體會議、代表團會議、小組會議、主席團會議等諸多會議形式借由媒介讓社會大眾得到直觀辨識。審議、選舉、表決等程序的展開潛移默化地啟蒙公眾的民主意識。更為重要的是，無論黨和國家領導人還是普通的代表委員，其會議中的言行隨時都可能被媒體聚焦或放大。如何在民主的公共性下展現民主的素養，并接受人民的關注與審視，已成為代表、委員必須直面的重要課題。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作為根本政治制度，既是中國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又是人民民主的主要形式和主要管道。所謂根本政治制度，其根本意涵是其他一切政治制度皆可由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推導而出，且能嵌入人大體制之中。比如“一府兩院”、軍事機關、國家元首都由人大產生，并對人大負責。人大配有質詢、罷免、彈劾、特別調查等剛性手段保證上述機關接受人大的規制。在此方面，政協制度并不能完全嵌入人大制度之中，政協既不產生于人大，政協從制度層面亦不能監督人大。反之，人大除了以正式通過的法律要求政協服從且執行自己的意志外，實踐上亦從未以決定、決議形式向政協表達自己的主張。“兩會”同時召開自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制度化、連續化。其最大好處在于減少民主運營成本，并且智慧地銜接政協與人大的功能，使得政協委員的訴求借助“兩會”這個民主的特定時刻，轉化為國家機關的決策與運行。

“兩會”的代表、委員匯聚起來總共有五千多人，為“兩會”提供服務和后勤保障的人員也是十分龐大。絕大多數的代表、委員各自都有著自己的本職工作。根據官方統計，僅在全國人大代表中，黨政干部所占比例就在34%左右，如果計算企業、事業單位那些實際納入黨政干部管理系列的官員，則這個比例無疑會高出很多。很多黨政官員同時擔任全國、省市兩級人大代表，更為特殊者是一些地市級的黨政主官同時擔任全國、省、市三級人大代表。每年歲末年初，他們在地市一級人大開會6天左右，省級人大開會8天左右，在全國人大開會12天左右，可謂高密度、長周期。

事實上，每年“兩會”召開時表現活躍并且被媒體特別眷顧的代表、委員有很多都不具有黨政干部的身份，角色決定立場的政治規律是未來優化代表、委員結構必須考量的重要因素。隨著社會大眾民主預期的增長，代表委員的質素、會議的周期與形式、審議表決的規則等均需與時俱進。只有制度精密的點滴之變才能避免狂飆突進式的社會巨變，也才能讓人民真切地分享民主帶來的紅利。

（作者系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

講真話、道實情，要求說的話有過硬的質量，傾聽者有聽真話的雅量。

“支持講真話、道實情。”新任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政協閉幕會上的這番話，引起了廣泛共鳴，再一次讓人們感受到“講真話”的可貴。

今年兩會上，領導人讓基層代表“把話講完”，為的是聽聽他們的“錦囊妙計”；不少代表委員在討論中紛紛搶話筒、爭發言，為的也是把自己的真實感受、深刻思考說出來，以發揮積極作用。從這些場景中，不難發現，講真話、道實情，其實關系兩個方面：一是傾聽者要有聽真話的雅量，二是說的話要有過硬的質量。

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真話的生命在于實事求是，是什么說什么，不夸大，也不縮小。按常理，講真話容易，講假話難。講真話，一是一，二是二，說唄！可為什么有人還要說假話呢？無非是因為在不愛聽批評的人面前，說真話比說假話更難。殊不知，批評與自我批評是一個人、一個組織成長壯大過程中不可或缺的行為規則。棉苗不修枝會瘋長而不結棉桃，人缺少了批評會沾染歪風邪氣。批評是防腐劑，批評是對快馬的加鞭。因此，營造講真話的環境，重在有聽逆耳之言的氣度和智慧，關鍵是創造包容的氛圍、寬松的環境。

很多時候，諍言與批評之中，包含著現實問題、突出矛盾，甚至是容易忽視的另一面。善于聽真話，鼓勵道實情，就能多一些發現的眼睛、思考的頭腦，幫助決策者查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從而改進工作、推動發展，這正是真話的最大價值。

真話，發自真心，也源于實踐。言為心聲，只有心里有國家、有人民，意識里有責任、有憂患，才能自覺講真話、道實情。也應看到，真話不是講究說話藝術就能說出來，實情更不會自動跑到擴音器前。只有邁開兩腿，走到群眾中間，群眾才會把心窩里的話掏出來。兩會上，為農民工權益鼓與呼的代表，不少在工地和地下室體驗過生活；為生態保護積極建言的委員，許多都下了實地調研、采集民意的功夫。

其實，不管是代表委員還是各級干部，只有邁開雙腿、撲下身子，多下基層、多深入實踐，多到群眾中去，才會了解真情況，發現真問題，講得出擲地有聲的真話。倘若高高在上、信口開河，不但脫離實際，更會誤國誤民。

講真話，還少不了一個“求真”。真是要用分析和歸納求來的。有些人“撿到籃子里都是菜”，缺乏去偽存真，由表及里，難免以偏概全。你說他講的不是事實吧，倒也不假，但他說的只是細節的真實，不是本質的真實。

“言之所以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為言？”講真話，向來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也是改革攻堅期特別值得提倡的精神。值得注意的是，面對紛繁復雜的社會現實、不斷調整的利益格局、多元多變的思想觀念，不僅需要敢說話的勇氣，更需要冷靜觀察的定力、理性思考的能力，方能道出人所未言、形成真知灼見。這，是今天我們激發真話力量的新考驗所在。

日前，中央領導同志在參加江蘇代表團討論時談到，“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賓，而不要勾肩搭背。寥寥數語，生動形象，切中要害。其中包含的三層意思，有深意，也有新意。

其一，講“官”、“商”交往之道。此非“小道”，關乎如何發展、如何執政。如果把“官”聯系到執政者來看，把“商”聯系到發展市場經濟來看，共產黨當然要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治國理政，官、商之間不能不打交道。但經營經濟，不等于“官商經濟”。政府通過宏觀調控、市場監督等手段，按照市場經濟規律辦事，不等于權力要服從資本。作為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國家，由于市場發育不成熟，法治環境和管理機制不完善，難免出現官商勾結、權錢交易等腐敗現象。國際上，“權力資本化”曾廣泛出現在南美洲、印度尼西亞、俄羅斯等一些國家和地區，對其長遠發展造成了很大損傷。前車之鑒，不可不察。所以，“官”、“商”要交往，交往須有道。

其二，講“官”、“商”交往要相敬如賓。歷史上，我國長期重文輕商、崇仕貶商，甚至認為“無商不奸”。韓非子將工商之民稱為“五蠹”之一。漢、唐都頒過“賤商令”。一度，我們也曾給商業活動扣上“投機倒把”、“搞資本主義”等帽子。改革開放，特別是對私營經濟的放開搞活，商業復蘇，創業隊伍迅速發展壯大，企業家在創造財富、推動改革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現在大家都贊成“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無商不活”的說法，對“商”從一個“貶”字轉為一個“敬”字。官員當然也應作如是觀。但“官”之敬“商”，乃“相敬如賓”之“敬”。官員有責任、義務為商人服務，但不能越位、更不能拿利益交換為籌碼，以公權謀私利。商人當然可以享受官員提供的服務和便利，但應限于政策法律規定的框架內，而不能拿利益去賄買官員手中的權力。所謂“相敬”，就是“敬重”加“敬畏”。

其三，講“官”、“商”交往不要勾肩搭背。細數無數落馬官員，都有官商交往的影子。相敬如賓，“賓”者客也，不能稱兄道弟，不要勾肩搭背，結成利益同盟，喪失起碼的原則立場，觸碰黨紀國法的高壓線。由于資本的逐利本性，總有不法商人覬覦干部手中權力，千方百計攀親掛友套近乎，試圖拉人下水，讓權力淪為其牟利的工具。面對這樣的權力風險，干部尤其需要自警自勵。

打鐵還需自身硬。在“官”“商”交往中防腐拒變，關鍵還在于干部頭腦清醒、嚴于自律。其中的核心，就是“兩條線”。其一，守住底線。公務人員和領導干部要劃出公私分明的界限，像出家人天天念阿彌陀佛一樣，天天念我們是人民的勤務員，手中的權力來自人民，只能為人民造福，一點也沾不得私利。這樣，才能時時敲響警鐘、事事遵守法紀。其二，強化高壓線。伸手必被捉，心中有敬畏，知道什么是高壓線，想都不要想。加上“制度鐵籠”的強力約束，雙管齊下，始終保持高壓態勢，才能守得住底線、保得住清廉。

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公布后，連日來，“兩會”內外對合并后的“國家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總局”機構名稱議論多多。很多人希望可以簡短一點。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秘書處昨日對外宣布，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擬對此作出修改，將“國家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總局”改為“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3月13日新華社）

這樣改名，確實改短了、簡化了，讀起來順暢了。

這個新機構與民眾的生活息息相關，比如每部電影的片頭就會有它的批準放映文號。如果機構名稱過長，人們看得累，念起來也累，所以很多人希望名稱短一些。現在決定簡化，有關部門從善如流，值得肯定。

事實上，國務院新一輪機構改革方案本來就是提交給全國人大審議的，國家新聞出版總署與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合并后到底叫什么名稱，還處在審議過程中，也就是可以討論修改的。如果大家都覺得可以起個更好的名稱，何樂而不從之？將“國家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總局”改為“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實在是全國人大的權力所在。

政府新機構叫什么，帶有一定的“技術”與“審美”色彩，出現多種方案很正常。這就像孩子出生，父母、爺爺奶奶都有腹案，體現了各自的趣味、愿望等。政府新機構擬叫“國家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好處是“準確完整”地表達新機構的職責，給人一目了然的印象。公眾在網上擬了好多個名字，都各有各的理由，總的一條，是希望名稱簡短一點。此前，人們就常把“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簡稱為“廣電總局”，現在“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的新名稱，顯然是吸收了民意的合理之處。

這次改名體現了當代中國政治的開放性。全國人大是民意代表行使民主權力的場所，人大代表提議案，提意見，反映民意，屬于憲法賦予的權力。聽取民意改訂政府新機構名稱看起來是一樁“小事”，但說它是一種進步，并不為過。

□楊于澤（媒體人）

對于慈善聯合會的職能定位，無論是慈善組織還是民眾都很關注。作為一個“樞紐性的”組織，對慈善事業的影響不可小覷，建議民政部門和慈善人士、公眾多做溝通，吸納各方意見。

昨日，民政部副部長竇玉沛透露，為了促使慈善組織的發展，馬上要成立中國慈善聯合會。作為慈善組織中的一個聯合性的、樞紐性的組織，能夠起到協調、互動、行業自律、行業維權的作用，進一步推動慈善事業的發展。

按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今后公益慈善類組織可去民政部門直接登記，不必經業務主管單位審查同意。可以預見，慈善組織將會引來新一輪的發展。隨著慈善組織的日益增多，在政策制訂、組織內協調、協同行動，乃至行業維權等多方面，確需成立一個聯合性的組織，這有助于慈善組織更好地發揮作用。

人們希望慈善聯合會以服務慈善組織為宗旨，別像過去有些行業協會那樣，給慈善組織造成新的管束。

長久以來，很多從事慈善事業的人都有體會，過去一些部門對慈善不是管得太少，而是管得太多。對于慈善聯合會，一些慈善人士難免會有一些擔憂：慈善聯合會和具體慈善組織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慈善組織是否都必須要歸入其旗下、成為“會員”？如果不愿加入慈善聯合會，在發展中會否受到一些不利“影響”？慈善聯合會又如何保證其在維權、協調分配資源上的公平公正？

能否消除這些擔憂，關鍵要看慈善聯合會的定位。關于“慈善聯合會”，現在還沒有詳細的信息，但從有限的表述來看，這應該是一個以扶持、服務為主的行業組織，這個總的定位是正確的。

不可否認，當前中國的慈善立法還相對滯后，僅有《基金會管理條例》、《公益事業捐贈法》、《救災捐贈管理辦法》等幾部法規，對慈善組織的善款募集方式、救助對象確定、資金監管等方面，均缺乏系統有效的法律規制。在這樣的情形下，加快立法進程之外，對慈善組織給予扶持，仍有必要。扶持不等于單向的管理，而要以有助于慈善組織健康發展為前提。

民政部部長李立國日前曾表示，社會組織管理制度改革之后，政府會把一些事務性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轉移給社會組織。其實，政府推動公益慈善組織發展，也應該循此思路。在“協調、互動、行業自律、行業維權”等方面，慈善聯合會如何發揮作用，還要進一步明晰。

近日公益慈善組織可直接登記的利好消息，點燃了社會的慈善熱情。在社會高度關注慈善事業下一步走向時，還需要民政部門及時回應民眾關切。作為一個“樞紐性的”組織，對慈善事業的影響不可小覷。因而，建議成立之前和慈善人士、公眾多做溝通，吸納各方意見。

10日披露的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撤消7個正部級單位，新增3個正部級單位，其中就涉及到新聞系統的合并。方案中明確提出，將新聞出版總署、廣電總局的職責整合，組建國家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同時，不再保留廣電總局、新聞出版總署。（新華網 3月12日）

稍顯過長的稱謂，卻清晰無誤的展示了新組建的這個正部級單位的職能職責，即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而國務院這次事關新聞方面的機構合并，更是在釋放至為明顯的信號，即：文化體制改革已經進入攻堅階段，統一的文化市場監管體制正在逐漸形成。

長期以來，構建統一的文化市場監管體制都是群眾關注的改革熱點。從2004年文化市場綜合執法改革工作在北京、上海、浙江等9個文化體制改革綜合性試點地區開始試點到現在，時間的年輪已經跨越了九個年景。特別是當很多省市區實行機構整合，對文化執法領域的綜合執法機制也進行了合并，對2個正部級單位的合并無疑是水到渠成。

的確，在兩個正部級單位未合并前，無論是職能分工還是職責監管上都存在交叉的情況。而這種交叉至少在兩個方面有一定的影響，譬如針對某一項具體的管理事務，誰都有權利過問和處理，于是就有了拋繡球的誘因。再者，針對需要完成的某一項具體的工作，在配合和協調上往往也會因單位與單位的銜接而產生隔閡或延誤。通過合并，兩股繩擰成一股繩，更能理清“雜音”，統一思想，做到“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

文化改革的需要呼喚整合，而整合后的國家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總局也更能推動文化改革的進程。毫無疑問，通過合并，更能形成統一的思想，形成合力，發揮“1+1＞2”的作用。通過合并，當能加快構建現代傳播體系，提高文化傳播能力。從而使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業做大做強，進而提高我國文化的整體實力和競爭力。

加強市場監管，促進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業繁榮發展是2個正部級單位撤消重組的根本目的。要實現和達成卻需要一步步腳踏實地。當前最重要的是理清職能分工，更好的統籌和利用新聞出版廣播影視資源。同時切合實際出臺新的文化市場體制改革方案，使改革能穩步深入推進，見到實效。如此才能把新官上任的這把火燒旺燒好。

本網評論熱詞：政府機構改革

根據10日披露的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國務院將組建國家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總局，促進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業繁榮發展。

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中，國家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總局的組建受到各方格外關注。從社會各方的反饋信息來看，大家感興趣的已然不只是機構大小、職能撤并，而更期待著這次機構改革，催生新傳媒時代的來臨。

新聞、出版、廣播、影視等行業，既有個性特色，又具有緊密的關聯性，隨著經濟社會日新月異的發展，雖然分工越來越細，越來越專業，但業務重疊、監管交叉、相互制約等矛盾也越來越突出，版署、廣電的合并，無疑有利于打破條塊分割、多頭管理、職責不清的局面，進一步提升行政效能，顯然契合了機構改革的宗旨。

互聯網越來越發達，各種傳媒形式推陳出新，多種傳媒優勢各有千秋，讓公眾對全媒體消費寄予了更多期待。合并新聞出版總署和廣播電視總局，無疑有利于統籌安排、協調發展，順應公眾欣賞品位、消費習慣、傳播規律的形勢要求，與時俱進，揚長避短，創新實踐，最大限度地優化傳媒資源配置，滿足國民全方位、多樣化的需求，構建有中國特色的全媒體文化模式。

深化改革、擴大開放，顯然不僅表現為經濟領域的全球化，同時也表現為文化繁榮、新聞傳播的世界性，如何增強傳媒競爭力，提升文化影響力，是新時期擺在我們面前的新課題。新的國家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總局的組建，無疑有利于整合國內的傳媒資源，實現優勢互補、強強聯合，做大傳媒產業，做強文化品牌，在國際競爭中奠定優勢地位，進而彰顯國家文化實力。

3月12日，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閉幕；再過幾天，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也將閉幕。這個時候，我想介紹一下我的鄰家阿婆——一位“兩會粉絲”。

跟我住同一棟樓同一單元的一位老太太，十多天來改掉了她每天都要打麻將的毛病。因為這些天，她成了兩會的“鐵桿粉絲”：每天都貓在家里，看中央電視臺的兩會特別報道，以及省臺的兩會專題。老太太原本是我們這個小區很著名的麻友，幾乎每天都要有幾個小時跟一幫老姐妹泡在麻將桌上，打發時光。如果哪一天因特殊情況“缺席”，用她自己的話說，就是手有些癢癢，心里也會空落落的。但今年的全國兩會開幕以來，老太太硬是沒挨麻將桌的邊。因為她覺得，兩會離她很近；兩會上討論的問題，很多都是她關心的問題。比如她最關心的養老金，還有空氣污染、食品安全。十多天的兩會新聞看下來，她心里有譜了：養老金還得漲，空氣污染有治了，老百姓的餐桌也成了“國家大事”。

不僅如此。這阿婆知道我在公家單位上班，能上網，還可以在網上發表意見，有時候跟我碰面，總要拉上我“討論”兩會話題，還拜托我把她的一些看法寫出來，發到網上去。教育公平，物價調控，甚至機構改革，大會選舉，都能引發這位老人“討論”的興致。

我的鄰家老太太，只是社會中最普通的人，只是億萬草根中的一分子。她在這個春天，不期然成為國家最高議政殿堂的“粉絲”，也從一個側面見證了兩會的魅力。

特別能夠吸引人的力量，謂之魅力。而且這種力量，具有悅人乃至迷人的品質。一年一度的兩會，是一種政治設計，也是務實安排。政治難免抽象，但務實卻很具體，它甚至具體到每一個社會成員衣食住行、吃喝拉撒這樣的的日常生活。每年的這個春天，5000多民意的代言人，從四面八方聚攏在一起議政建言。這是一次政治文明的展示，更是一次務實議政的行動。務實的會風連著民意，務實的議題圍繞民生。正是這樣的務實，縮短了“廟堂”與“江湖”的距離，國計與民生水乳交融，讓普通人情不自禁參與其中，也讓兩會的迷人魅力得以集中釋放。

鄰居阿婆因為關心兩會，而對自己偏好的小麻將忍痛割愛；她關注的議題如此廣泛，并且還要發表意見。她作為兩會的“粉絲”，也許無意間勾勒了一幅惟妙惟肖的兩會魅力圖。

?近日，國務院擬新組建的“國家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總局”，成為此輪大部制改革中廣受關注和熱議的一個話題。這一改革，將推動中國文化體制改革的縱深推進，驅動國有文化資產與產業化力量的全面接軌，加速文化傳媒產業的有機整合，從而帶動整個中國文化和傳媒事業邁向一個新的春天。

大部制改革是大勢所趨，文化傳媒當有大作為。推進機構改革，建設新型服務型政府，是新的歷史時期經濟文化發展的必需，更是十八大后在黨中央領導下的重大戰略舉措。隨著以數字技術、網絡信息技術為核心的現代信息傳播技術的不斷創新和廣泛應用，各種傳播媒介自身已經不是單一的個體，而是一個相互依賴、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綜合體，這就需要一種力量或一個機構來統籌整合；各種傳播媒介的自我發展與壯大，較好較快地適應、服務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綜合協調、齊頭并進，而不是各自為政、相互阻隔；進一步推進文化體制改革，統籌傳播媒介的各類資源，促進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業繁榮發展，也需要大的動作。因此，國家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總局的組建，是歷史發展階段的必然和經濟社會形勢的需要。

簡政放權與“松綁”，將極大地促進傳播媒介的迅速發展。這次改革的深層次價值在于政府職能的根本性變革，徹底地從管制型向服務型轉變，這條改革路徑已經越發清晰。新組建主管傳媒的部門，將進一步推進新聞傳播政企、政事、政社的分開，在體制機制上著重從行政審批、行政許可、資質認定以及社會組織管理等入手，最大限度的給各類新聞傳播媒介“松綁”、發揮市場經濟規律對資源配置的基礎作用。通過對出版、廣播、影視等媒體行業市場準入的調整，變事前審批為事后監管，在活力與秩序之間找到最佳平衡點，逐步形成合理的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之間的互動良性關系。這將促成傳播媒介市場更活躍，政府監管更有力。

“國民之魂，文以化之；國家之神，文以鑄之。”一個民族，只有文化體現出比物質和資本更強大的力量，才能造就更大的文明進步；一個國家，只有經濟發展體現出文化的品格，才能進入更高的發展階段。毫無疑問，對于當前的改革而言，國家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總局的組建既是文化體制改革的前哨，更將對新聞傳播市場本身和人們傳統思想觀念產生深刻的影響。

近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上海代表團審議時強調，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以開放的最大優勢謀求更大發展空間。在今年兩會上，“開放”成為代表委員熱點關注的話題：“擴大開放是永恒的主題”、“開放招商大有可為”、“開放既要擴大規模更要提高質量”……進一步擴大開放，正匯聚成中國未來發展的重要共識。

關起門來無法搞現代化。不開放，改革就會力道不足；不開放，發展就會事倍功半。過去五年，我國進出口總額年均增長12.2%，進出口總額提升到世界第二位，出口額躍居世界第一位，累計實際利用外資5528億美元。這些數據，反映了新時期我國擴大開放的豐碩成果，也生動表明，只有堅定不移擴大對外開放，才能釋放出開放的紅利，匯聚起開放促改革、促發展、促創新的強大動力。

具體到一個地區、一座城市的發展，開放也至關重要。正如一位人大代表所言，“開放是活市之源”。以淮安為例，目前已與181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貿易關系，僅臺資企業就集聚了臺玻、旺旺食品等近千家，形成了以臺資、港資產業集聚為鮮明特征的開放型經濟發展新格局。2012年，進出口總額和出口增幅均居全省第一，近年來地區生產總值增速始終高于全省、全國平均水平三到四個百分點。可以說，這些成績的取得，無不受益于我們的開放型城市戰略。

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如果說改革是發展的最大紅利，開放就是激活改革、促進改革的助推器。十八大報告要求“全面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政府工作報告也強調，“要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那么，怎樣讓開放戰略發揮出“最大優勢”？我的體會是，要把“走出去”和“本土化”結合起來，支持本土企業走出去，參與國際資源配置，推動外資企業本土化，全面融入本地發展；要用好開放產生的“爬坡動能”和“鯰魚效應”，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注入活力。

淮安是周總理的家鄉，古時素有“南船北馬”、“運河之都”的美譽。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始終堅持把擴大開放作為戰略舉措，以打造開放型城市、壯大開放型企業、培育開放型人才作為重要支撐點，促進開放紅利的持續釋放，就一定能把周總理家鄉建設得更加富庶美麗。

（作者為全國人大代表、江蘇省淮安市市長）

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且經歷著最快速變化的國家，沒有一種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簡單良方。過去5年，中國發展成就突出，但現在面臨的挑戰也可謂緊迫而艱巨

正在北京召開的中國兩會上，由溫家寶總理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回顧了過去5年中國取得的一些令人矚目的成績。許多專家認為，在今后發展中，中國要解決的關鍵問題必須包括多方面的結構性改革。改革的目標為，調整經濟結構、提高效率和科技創新能力、減緩甚至逆轉環境污染、減少腐敗，以及有效處理突出的社會矛盾。一些快速發展的問題，比如資源枯竭、民眾需求和國際競爭，讓這些改革變得非常重要。

中國理所應當地掌握著自身的發展道路，會提出有中國特色的解決問題的方法。以下這些方面的改革，是我個人認為在今后一段時間內會被證明為最重要的。若不成功開展，中國或將為此付出高昂代價。

政企分開。現代經濟體中，政府通常不干涉和參與任何企業的微觀經濟活動。政府通常限制自身在制定法律法規、貨幣及財政政策、行業政策中的角色。在中央和地方層面，政府都不應該介入企業的運行和業務發展。這樣的轉變，有利于促使中國經濟向富有活力、高效、高質量以及減少腐敗的方向過渡。

提高法律系統的有效性、公正性和獨立性，讓法律法規發揮更大作用。有效、公正、獨立的法制和法規體系能讓企業、個人和社會組織更大地發揮創造性和能動性，也會對損害整體利益的做法有所控制。法律法規還能限制官員的特權，減少腐敗，從而增強政府的公信力。

進一步開放關鍵戰略性行業，引入更多更開放的競爭。各國的經濟實踐表明，壟斷和寡頭政策很少能激發創新和提升效率。壟斷企業往往會利用其優勢，謀求強大的政治權利，再為其所用。應當對關鍵戰略性行業進行改革，以推動更高質量和更高效的增長。

給民營企業更多空間。給這類企業更多發揮能動性的空間，會增加經濟活力，促進創新和創造就業。尤其是，企業應該受到法律體系的充分保護。

為社會創造更多均等機會。時下的中國，戶籍制度阻礙了人們更加自由的流動，成為社會成員和城鄉之間不平等的重要根源。逐步改革乃至廢除戶籍制度，至少能夠快速促進消費，拉動經濟增長。這個問題得不到解決，將會為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后果增加潛在風險。

讓社會力量發揮更大作用。如今，中國民眾受教育程度更高，所獲信息量也更大。法律法規如能進一步讓群眾參與到社會活動中，將釋放巨大的創造力，也能讓公眾對政府行使權力進行監督。這對于中國環境治理也很重要。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環境治理，能夠離開非政府綠色組織的參與。動員更多社會組織參與到生態環境的保護中，才可能實現環境改善。

很顯然，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且經歷著最快速變化的國家，沒有一種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簡單良方。中國領導人和民眾在面臨挑戰時做出清晰判斷，并采取必要應對措施的能力已被外界公認。過去5年，中國發展成就突出，但現在面臨的挑戰也可謂緊迫而艱巨。

上述幾條建議的根本在于，政府可以制定和實施法規法令，提供多元化的社會支持，制定整體的優先政策，在出現市場危機和自然災害時及時介入。同時，政府也應鼓勵各種體制的企業根據市場運營，更加依靠社會自身的活力和創造力。這將是過渡到高質量、可持續發展道路的核心。我希望未來5年，中國能有這些方面的成功的改革。

（作者為美國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本報記者李博雅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