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教授為本科生上課”成為一種常識

日前，上海骨干教師教學激勵計劃新增了上海體育學院等6所試點高校，參與高校已達14所。上海市教委要求這些高校教授、副教授必須為本科生上課，且保證課時，不能“走過場”。（9月9日《人民政協報》）

教師節來臨之際，本該說一些祝福老師之類的話來，但讀了上面的新聞，卻讓人感到如鯁在喉，心里難受。所謂“教授”，本義就是“傳道授業”，“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 ”教授履行“傳道授業解惑”的職責，雖然有多種渠道，但上課定然是主渠道。一位教授，假若連上課都不感興趣了，那又何以為教授？連教授們都不想上課了,大學又何以承擔培養人才的任務？如今，教授為本科生上課，還需要強制規定，甚至還需要提出硬要求——保證課時，不能“走過場”，而且這樣的做法竟能成為一條“新聞”，這不能不說是一個莫大的諷刺。

大學何以成其大？曾任清華大學校長的梅貽琦先生認為，“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但現實是，“教授不上課”卻在國內一些高校中成為“慣例”：一些高校高樓越蓋越漂亮，知名教授學者身影難覓。即便一些教授在學術上堪稱大師，也很少有自覺自愿親身傳道授業解惑的。這一現象在大學里司空見慣。

教授為何不愿給本科生上課？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幾種：一是教授太忙。有些教授，除了屁股后面跟著一串碩士生和博士生外，還有一些社會講學任務，更主要的是，一些教授還要忙著開會、找課題、拿項目，而這些恰恰是能給他們帶來名利的東西，因此，教授們的上課積極性自然不高了。二是導向問題。現在評估教授，或者拿個什么獎項，很少有針對授課水平的。無論是政府津貼，還是教授評級等等，關鍵的，不是看你課講得好不好，而是看你有多少科研成果，有多少課題立項。如此導向之下，誰還愿意干出力不討好的事情？三是利益驅動。一方面給本科生上課不像給研究生上課那么輕松，更比不上走穴來錢快，另一方面有的高校太急功近利，過分看重科研，因為科研成果往往往是終身制的，可反復使用，能不斷增加自己的砝碼，這就導致高校也對不愿上課的教授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教授教授，教之授之。雖然上海方面已經做出了努力，但要在全國高校徹底改變教授不愿給本科生上課的現象，讓“教授為本科生上課”成為一種常識，還需要諸多制度層面的系統革新。一要建立教授為本科學生上課的制度，從辦學的定位、教師評價機制等方面進行全新的調整，讓大學的定位回歸教育本位；二要在導向和考評機制上下功夫，加快大學去行政化進程，避免行政指標左右教師的教育和學術精力，同時提高教授的工資和福利待遇，亦即“高薪養學”，留住教授們的心；三要在職稱評審等方面，應該改變以科研為絕對標準的現實，注重教學水平，改變“重科研，輕教學”的制度性偏差。

記得黎巴嫩詩人紀伯倫早就告誡世人： “我們已經走得太遠，以至于忘記了為什么而出發。”大學，是一個國家教育水平的最高體現，關系著青年的成長和學術的品格。今天，高校教育事業發展的航船正高歌猛進，但越是這樣，就越需要我們多一些清醒和冷靜，多一些堅定和執著，時時檢視和反思，追問目的、審視手段，實現兩者的有機統一。從這個意義上說，讓“教授為本科生上課”成為一種常識，維護高校的“一方凈土”，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我們期待，經過一系列的改革，大學能回歸本義，教學能回歸本義，教育能回歸本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