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文學獎怎樣才能辦成功

【作為出資人和管理者,政府有關部門應當發揮監督職能,不光自己不要在評選過程中插一腳,也不能允許文學因素以外的勢力插一腳】

魯迅文學獎正經歷一場公信力危機。日前,陜西省作協副主席閻安被指用文物行賄中國作協副主席高洪波。閻安承認,曾“帶了小米、綠豆和裝有40枚古銅錢的匣子贈送高老師”；高洪波則表示,“我給陜西詩人閻安的退禮信屬實,所退禮物為古錢幣一匣,時間為閻安來北京領取魯迅文學獎的當天晚上。”雙方都否認存在賄選行為,中國作協的回應是:“高度重視,正在進行認真的調查了解”。

魯迅文學獎與老舍文學獎、茅盾文學獎、曹禺戲劇文學獎并稱為中國四大文學獎。其中,尤其以茅盾文學獎與魯迅文學獎最受社會關注。但是,近年來這兩大獎項均深陷公信力危機。茅盾文學獎因其只針對長篇小說評選,且每四年評選一次,被稱為“文學界的奧林匹克”,但因為獲獎作品太少,一直飽受“根據作者的知名度來投票”的質疑；魯迅文學獎每兩年評選一次,每屆多達數十名獲獎者,坊間常有評獎是否能夠堅持高標準的疑問。

必須指出的是,上述文學獎都屬于政府層面的文學獎項,從誕生之日開始,它們就不是“為文學而文學”的,或者說是有異于市場標準的。尤其近年來遭遇公信力危機后,一些作者也逐漸不再在意是否獲得這些文學獎。與此同時,一些社會、民間創辦的文學獎項,越來越受到作者與讀者的認可,政府文學獎則遇到了危機和挑戰。

從以往獲獎名單看,很多獲獎者都是各級別的作協主席。這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作協主席“位高權重”,優先讓自己作品參評參選；二是作協主席這一職位往往“獎賞”給創作水平高的作者。不管出于哪種原因,都是怪誕的因果關系。中國作協的章程即提到作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各民族作家自愿結合的專業性人民團體”,它并非以寫作水平論高低的“梁山英雄排行榜”。政府文學獎更不是作協內部獎,而是面向全體寫作者乃至全體國民的獎項。

當然,文學價值標準多元化之后,過去那種“魯郭茅巴老曹”獨大的文學觀勢必面臨挑戰。但是,以政府名義設立、以國家信譽擔保的文學獎項,并非沒有成功的案例,很多國家都有政府支持甚至財政出資為作家頒發獎項的習慣。比如,法國赫赫有名的法蘭西文學獎和國家文學大獎,都具有政府背景。目前法國是誕生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最多的國家,這一成果與國內重視文學、政府扶持文化事業是分不開的。

成功的政府文學獎,均做到了政府只管出資出力,但是對評獎結果堅持最小化的干預。另外,文學獎應當回歸于文學榮譽,不該與評職稱、升遷等一系列文學以外的利益因素關聯。有人認為,面對當下政府文學獎的公信力危機,應該掀起一股“反腐風暴”。這種表述雖然不無道理,但是忽略了一個最大的前提,就是文學獎應該是去權力化的。如果沒有附加在獎項之上的權力意志,那么怎么會存在腐敗的空間?

一部作品文學價值有多大,難以被量化評價,即使在文學圈內,也可能見仁見智。所以,對文學獎的評獎結果,可能爭議是常態,完全不爭議是不可能的,即使每年諾貝爾文學獎宣布獲獎者時,也總有人為沒有得獎的心儀作者抱不平。但是,人們并非不能容忍限于文學標準的爭議,所不能容忍的是脫離文學的干預。先前,湖北省作協主席方方質疑某詩人違規晉升時,就曾批評“一個魯迅文學獎,可以反復用來評職稱”。

在網絡文學泛濫、輕閱讀占領很多人閱讀時間的時候,政府文學獎具有扶持嚴肅文學的功能,其設立和堅守不僅合理而且必須。但是,不能以此為理由,就把政府獎搞得封閉,搞成一小圈人舞文弄墨的“道場”。作為出資人和管理者,政府有關部門應當發揮監督職能,不光自己不要在評選過程中插一腳,也不能允許文學因素以外的勢力插一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