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向遷徙”是社會變遷下的另類團圓

一票難求的春運車票、長途跋涉的費時顛簸、不菲的人情往來花費都讓回鄉游子們背上了沉重的負擔，不少人抱怨，過年走親訪友，癟了錢包、喝壞身體，放假7天反而更累了。然而，有這么一些老人，在春運開始前“逆向遷徙”，去子女家里過年，省去子女往來奔波，也有更多時間與子女相處。

只要能團圓哪里都是家

楊朝清

在經濟市場化、人口流動化的當下，回家的路，變得復雜和艱辛。對于工薪階層來說，原本并不寬裕的假期，在往返的旅途上耽擱了不少；即使回到了家中，也將大量時間用在走親訪友、同學聚會、休閑娛樂上，真正的和父母交流談心的時間少之又少。原本溫暖的回家之旅，不僅費錢費力，也讓合家團圓的親情訴求大打折扣。

作為一種另類的團圓方式，“逆向遷徙”是一些老人對當下經濟、文化和社會變遷，尤其是家庭結構小型化、空巢化的一種回應和策略。在傳統文化中，子女即使歷經千辛萬苦也要回家和父母團圓；在堅硬現實的擠壓下，父母放下身段“逆向遷徙”，既體現了父母對子女的愛與關心，也體現了老人對親情互動直接而強烈的利益訴求。

對于老人來說，“逆向遷徙”不僅可以外出走走逛逛、開開眼界，也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和子女團聚。“逆向遷徙”將合家團聚的成本從子女轉移到父母身上，父母寧可自己多受苦受累，也要讓子女少吃苦受累——在“父母心”的裹挾下，一些老人沒有成本與收益的算計與功利，有的只是對精神慰藉和情感互動的向往和追求。

當下，父母和子女社會互動匱乏、親子關系淡漠疏遠已經成為一個社會問題。“逆向遷徙”的父母可以近距離地了解子女的生存狀態，體會子女的喜怒哀樂。許多時候，父母與子女的距離感和隔閡感，既源于代際差異下的認知脫節和話語裂痕，也源于社會互動短缺下的“自說自話”。只有走進子女的生活圈，父母才可以更加明白子女的愛與痛。

春運時節，“購票難”、“購票貴”成為難以紓解的時代難題。“逆向遷徙”則通過“打時間差”的辦法，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緩解春運“出行難”的辦法。通過錯峰出行，“逆向遷徙”不僅減輕了春運壓力，也節省了人力和經濟成本。這種“曲線團圓”的方式，何嘗不是一種“雙贏”。

子女在哪兒，哪兒就是家。急劇的社會變遷，不僅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也重塑和更新了人們的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逆向遷徙”的愛與痛，見證了人們對合家團圓的期盼和對更好生活的渴望。畢竟，只要心理距離靠近了，再遠的物理距離都可以想方設法抵達。

異鄉過年是否還能記得住鄉愁

張貴峰

為了實現過年團聚，一些老人選擇“逆向遷徙”——去子女家里過年，這樣一種新型的過年團聚方式，近年來，在全國許多地方都并不罕見。相比傳統的子女回父母家過年，這種“逆向遷徙”的父母去子女家過年方式，無疑有著許多明顯的好處和方便。比如，不僅可以省去子女往來奔波，有更多時間與子女相處，也能避開春運客流高峰、減少不少購買春運車票麻煩。

不過盡管如此，進一步細加感受品味，這種父母去子女家過年的新型過年方式，顯然又不都只是方便和好處，背后恐怕同樣也有不少讓人頗感無奈、感傷乃至苦澀的況味。

首先，對于那些在異地城市打拼的子女來說，一個明顯的事實是，要做到接父母甚至是雙方父母來自己家過年，一個基本前提是，自己起碼得有一套堪稱為家、足以安置父母居住的足夠大住房。如媒體報道中的一名女子，為迎接父母來過年，甚至買了門對門的兩套房子。如此任性盡孝的女兒當然堪稱“孝女”，但這樣的盡孝，顯然又是以有錢有房為前提的；而這樣的前提，對于許多在城市艱難打拼謀生的打工族尤其那些長期處于蝸居狀況、常常感到沒臉回家的農村大學畢業生群體來說，顯然又是并不具備的。如數據顯示，畢業一年后，約三成90后大學畢業生居住面積不足20平方米，農村家庭普通本科畢業生就業最困難，失業率達30.5%，或許也正因為如此，每逢春節，“有錢沒錢，回家過年”這樣的話語，才會顯得如此調動人心、撩撥人情。

再者，即使不考慮居住問題，選擇“逆向遷徙”去子女家里過年，同樣還可能面臨其他許多不便或不利。比如，就父母而言、從疼愛體恤子女角度，去子女家里過年固然確實能省去子女往來奔波，也確實是能和孩子們團圓，在哪兒都是家，但站在為人子女的角度，以父母的往來奔波為代價來省去子女往來奔波，是否又會讓人感到不安、不忍？再如，從傳統的過年習俗及其文化內涵角度來審視，不用回家鄉就能與父母團圓，固然是一種便利，但是，這樣一種“家”與“鄉”分割、不得不在異鄉團聚的過年方式，是否還能算是文化價值和意義充分完整的過年？通過這樣的異鄉過年方式，我們是否還能記得住鄉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