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辱的協議”哪有真正的契約精神？

“2014年，國家衛計委發布《關于開展醫患雙方簽署不收和不送‘紅包’協議書工作的通知》，要求5月1日起開始實施，結果，我們醫生拿著協議跟患者簽字后，紅包反而多起來了。”北京市人大代表、西苑醫院副院長徐鳳芹在海淀團當代表們說。（1月24日《北京晚報》）

用協議保證醫療行業的廉潔，照說是與歐美國家契約方式接軌，對于和諧日益緊張的醫患關系，相信官方無不寄予期待。但自從推出，就遭到醫療行業的軟拒，不到一年，在皇城根下就率先讓啼笑皆非的荒唐故事上了議政的臺面，這為我們反思飽受爭議的“拒紅包”協議，再次提供了一個契機。

契約精神是西方文明社會的主流精神，其本質是一種契約自由的理念，是指存在于商品經濟社會，而由此派生的契約關系與內在的原則，是一種自由、平等、守信的精神。而我國醫療行業去年上線的 “契約秀”協議是怎樣的呢？

還是以北京為例，去年推行協議的第二個月，記者采訪多家醫院，多持觀望態度，許多醫生不認可，有些醫院干脆不接受記者采訪。這一主要約束醫生的協議，受到醫方冷遇，絕不只是覺悟問題，顯然有悖于這一群體自由的意志。

“不好意思，我剛住進來，紅包還沒準備好，抱歉啊。”遞過協議書的醫生回答說：“你不用給，我不收。”晚上，紅包就送來了。一紙協議，并沒有改變醫患關系的不平等。地位不平等，你不可能讓老鼠相信貓，不管協議是多么公正的文本。

誠信是西方契約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公因數”，可惜，在一個整體誠信不佳的語境下，你想讓醫患兩方“脫污泥而不染”，特別是讓被社會“妖魔化”的醫生“天使化”，讓仍然處于弱勢的患者相信雨后天晴，太一廂情愿了吧。

其實，相對強勢的醫生，在強大的公眾和社會輿論面前，他們也是弱勢，而這一紙協議是因為他們中“生病”的少數，讓全體醫生體驗一把 “被治病”的尷尬，使他們更加弱勢。在去年全國兩會上，原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也曾表示：“如果讓我簽字，我就不會簽，這是對醫生尊嚴的侮辱。”

想通過一紙協議就約束住具有“紅包”往來慣性的醫患雙方，對于缺乏契約文化的中國人來說，無疑于畫梅止渴。這種生硬的方式又深深傷害了多數醫生內心尚存的道德感。媒體如果能探究到協議引發啼笑皆非的另一面——患者，有可能是更多的無奈與沉重。

“比如讓政府官員也和下級簽不收賄賂的協議，你干嗎？” 徐鳳芹不僅指出了政府部門治理行業不正之風的置身度外，居高臨下，還讓人聯想到，“協議”失效的背后，政府對醫院的投入、對醫生的關心到位了嗎？如果政府在醫療公共事業上的承諾沒有兌現，醫生似乎沒有什么充分理由簽下這“屈辱的協議”。

在依法治國的強勁東風之下，契約之類的法律方式應該大力推進，但如果不從整體體制機制切入進去、深化改革，你就是再莊重的宣誓儀式、再嚴肅的錚錚承諾、再規整的互律協議，都有可能成為流產的法治和作秀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