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示“份子錢”不如打破壟斷機制

“我們賺的錢去哪兒了？”不少出租車駕駛員感覺，一天天辛苦忙到頭，卻不知道賺的去哪兒了，尤其是每月固定上交的份子錢，更是說不清。昨天，江蘇省交通運輸廳副廳長汪祝君作客《政風熱線》節目表示，今后，省交通運輸廳將配合其他相關部門共同制定承包費標準，明確出租車“份子錢”的構成并向社會公開。（1月15日《現代快報》）

從回應中我們似乎可以悟出一些端倪。“份子錢”的定價費用高低除了取決于經營模式以外，還與出租車車型結構、經營權方式、車輛報廢更新周期、企業管理成本、地方經濟發展水平、平均工作水平、運營狀況以及日常所包含的費用項目等有關，但目前還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大多是由企業和司機協商以后，在承包的合同當中確定的，因此出現費用的組成不太清晰、信息不透明的問題。

我們從以上的信息中可以厘清一些明細：一是“份子錢”構成復雜，二是沒有統一標準，三是協商解決。

上海、北京作為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出租車司機每月的“份子錢”為五千元左右，但南京卻要收取八千元甚至一萬元。如此懸殊的差價我們不難理解到南京“份子錢”構成到了如何復雜的程度。

說白了，“份子錢”的構成復雜只是一個便于擅自加價的籌碼說辭，雖說沒有統一標準但也應不能太離譜，在協商機制下的士司機缺乏足夠的“話語權”。

出租車企業實際上壟斷了從政府那里有償取得的運營權，直接占有司機的勞動成果，追求利益最大化，從而導致份子錢畸高。勞資雙方在份子錢上形成了利益沖突，如果沒有一種外部的力量和機制進行平衡，因雙方所處的地位、掌握的資源和信息不對稱等因素，利益的天平必定朝資方傾斜。

江蘇省交通運輸廳副廳長汪祝君作客《政風熱線》節目表示，今后省交通運輸廳將配合其他相關部門共同制定承包費標準，明確出租車“份子錢”的構成并向社會公開。這一回應同樣值得質疑。一是配合相關部門表述模糊，二是共同制定司機的話語權是否足夠，三是公示的內容是否“換湯不換藥”或者成了“籠子的擺設”。而且“表示”不代表執行，仍有許多變數，會不會讓民意落空？

竊以為，要合理制定“份子錢”如果不打破壟斷機制，就會真正無法平衡好各方利益。政府和職能部門的干預機制帶有計劃經濟時代的烙印，倘若政府部門的定價偏高，或者協商價格偏高，的士司機又如何使用“否決權”？某種程度上或許就是政府“控股”過高因而抬高了“份子錢”，就像以前某些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抬高了房價那樣，如此一來又該怎么辦？

公示“份子錢”不如徹底打破壟斷機制。一個地方不妨引入競爭機制，引進多家出租車公司實行競爭，誰的“份子錢”最低就享有優先經營權，發包權一年一定。同時監管部門也要積極跟進干預，不能當甩手掌柜，防止營運變相“出軌”現象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