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收受禮金罪”彌補了“受賄罪”的短板

刑法修正案（九）擬定新罪名“收受禮金罪”，以解決向官員進行情感投資的定罪問題，這是記者于昨天在北京舉辦的2014年大成律師事務所刑事辯護高峰論壇上獲知的消息。在該論壇上，與會者就目前賄賂案件的形式、認定等方面進行分析，并提出多項亟待出臺司法解釋進行規定的問題。（9月28日《京華時報》）

設置“收受禮金罪”。北京大學法學院刑法教授陳興良認為，這一罪名是指國家工作人員收受他人財物，無論是否利用職務之便、無論是否為他人謀取了利益，都可以認定為此罪。筆者認為，擬設此項罪名，讓收受財務但并不夠成受賄罪的國家工作人員，有法可依，彌補了法制監管的短板。

長時間以來，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或者以各種名義收受他人財務，大都以國家工作人員收受賄賂罪論處。而要構成受賄罪，必須具備二個犯罪要件。第一，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利的行為。第二，要達到5000元以上的標準。從這個二要件來看，受賄罪在現實中面臨入罪門檻太高的問題。很多國家工作人員收受賄賂案件，因達不到構成要件，逃脫罪罰，人民反應很大，也失去了法制的正義，量刑標準不合理成了爭議內容。

一方面，“收受禮金罪”，并沒有說是否利用職務之便，也未提及一定要為他人謀取利益，只要是收受了禮金，就可以入罪，似乎與“禮尚往來”風俗相背，也是公權力對私權的踐踏。但是，放眼社會現實，一些官員收受賄賂，并不會傻到答應行賄者要求，大都選擇的是一種“心知肚明”，更有甚者，一些行賄者，“平日燒香”謀長遠利益。因此，是不是為他人謀取利益，面臨著取證難的問題。辯護人可對指控以“沒有為他人謀利”作為辯護理由。

另一方面，“收受禮金罪”，并沒有說明要達到多少財務的標準。受賄罪是5000元，如果要給“收受禮金罪”來個標準。筆者認為，首先是要低于5000元的標準，建議以當下收受紅包的實際，比如按200元為標。一些工作人員可能這樣認為，收受賄賂低于5000元標準就沒事。比如收2000元，分批次收，以逃避法律，從而導致受賄的人多，查處的人少。

一言以蔽之，增設“收受禮金罪”，是對行賄罪的補充，彌補了法制監管的空白。只要形成非常健全的反腐制度和法律追究機制，做到有罪必罰，國家工作人員還敢犯罪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