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函求情”何以一再上演？

四川省眉山市某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鄭某某在大理市發生交通肇事撞死路人后，讓弟弟頂包。被識破后，鄭某某被檢察院訴上法庭。其所在單位領導親自跑到大理，向大理市法院遞交了免予刑事處罰涵，以組織的名義請該院對鄭某某免予刑事處罰。（8月11日《春城晚報》）

“公函求情”不是第一次出現了，輿論的諸多抨擊和勸誡，都沒有阻止這種怪象的一再出現，原因何在？在筆者看來，除了長期以來的司法權威不彰外，更與權力者缺少法治意識，甚至把司法當成自己的“婢女”有關。在不少權力者的眼中沒有法律，只有是否“聽話”的對象，連司法活動也不例外。

簡單的法治意識淡漠并不能概括問題的全部，相反，很可能成為滋生“公函求情”泛濫的土壤。就本則新聞來說，所謂的“以組織之名求情”，實際上是權力者肆意干涉司法活動的借口，殊不知，司法權威的萎縮，更是社會不穩定的誘導因素，其就是對社會穩定的破壞。司法機關是公民權利保護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法律權威的最終體現。但當權力者使之異化為“特殊利益”的維護者時，不僅破壞了司法機關在公眾心目中和社會生活中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喪失對法治的信心，也在根本上破壞和抽空了社會穩定的深層機制。

公函求情的多次出現，也折射著司法地方化的弊病。“以組織之名求情”的怪象之所以出現，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點在于，現實中的司法行為往往套有權力的枷鎖，這給權力者干擾司法意志提供了空隙。在依賴性和被控制的事實面前，權力者只要有需要，就可能對司法進行干擾，于是乎，公函求情橫空出世，而權力者不以為然。

司法不能成為權力的奴仆，要認識到，公函求情是一種雙輸，傷害了司法尊嚴，侵蝕了政府公信力，有損司法和社會文明。進一步說，加強程序法制建設，確立權力運作的法治規則，細化對司法活動監督的內容、程序、方法，健全監督體系，提升各方維護司法尊嚴的信心，才能找到消除公函求情的制度路徑。

“公函求情”更對公眾的司法信仰造成扭曲，嚴重的話，會埋下社會的不穩定因子。因此，應給權力者設定一條高壓線，讓其不能、不愿、不敢干擾司法，使之無法產生“公函求情”的念頭。“公函求情”本質是非法的，反法治的。一句話，公函求情是權力邊界的失守，更是把司法當成了權力的隨從。唯有讓行政的歸行政，司法的歸司法，才能避免“公函求情”怪象的再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