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積金改革緣何如此“難產”？

早在2011年年底，住建部部長姜偉新就明確提出，要求在2012年6月前，完成《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的修訂工作并上報國務院法制辦。但到了2012年6月，這一工作并未完成。隨后在2012年年底，住建部再次提出，2013年要完成《條例》修訂草案稿，并上報國務院法制辦。可又到了2013年底，情況則是再次“爽約”。（6月18日《新京報》）

住房公積金制度自2002年修訂以來，一直未見“動大手術”。住建部兩度對《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修改的承諾，也均以“爽約”告終。公積金改革緣何如此“難產”，專家們將其歸咎于“利益博弈”。比如包括機關公務員在內的許多受益者，因得到公積金補貼較多且改善住房的需求不高而不愿改變現行規定；擴大征繳覆蓋面將使企業負擔增加；管理機構則愿意把這筆錢留在賬上以獲得利息收入，等等。

綜合民眾的訴求，主要集中于兩個層面：一是公積金僅僅用于“買房”的功能單一，導致其不能多渠道地發揮“救急”作用；二是退休才能提取導致大量資金庫存沉淀。既然民眾有擴大公積金用途、簡化提取程序的訴求，那么不妨就在堅守“積累”與“互助”制度的基礎上，從性質界定、拓寬范圍、便捷手續等多個層面來個改弦更張。

其實，除了“住房難”，“看病貴”、“上學貴”同樣讓人難以承受。從 “生存”的角度考量，享有健康體魄和獲得優質教育的意義更重要。筆者之見，與其將公積金以“住房”的名義而長期沉淀，倒不如充分發揮其排憂解難的“救助”效益。

常言道，“思路一變天地寬”。有關部門與其被“非要讓公積金用于住房”糾結，不如變換角度考慮問題。事實上，目前已有不少城市在對住房公積金的提取和使用做著“松綁”嘗試。因此，中央部門在相關規定的制定上，不妨借鑒這些地方性的改革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