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的“肚量”,當然不涉及“擴招”。說的是大名鼎鼎的經濟學家張五常教授日前到武漢發表演講,言及教育制度改革,“要改到容得下張五常”。據稱,在香港大學,張教授講課從不備課,也沒講義,更不在黑板上板書,且數次被列為“最劣教師”。一所大學要容得下這樣的主兒,可不得有些肚量! 不過且慢,讓我們假設,這樣的五常先生來到內地,各大學將有怎樣的反應?我想大家仍會趨之若鶩,爭先恐后將其納入自家門下。其人雖授課“最劣”,學問上卻具世界聲譽,這樣的“金字招牌”,有哪所大學會卻之不受呢。因此要說大學的肚量,五常先生拿自己舉例其實并不恰切。 大學提倡兼容并包,始之于蔡元培。最有名的兩例,都在民國年間,一為梁漱溟先生,一為沈從文先生。兩人相同的地方,一是均無大學文憑,且師出無名;二是都年輕,資歷是根本談不上;三是進的都還是名校北大。梁先生不過先前發表過幾篇佛學方面的文章,便被慧眼獨具的蔡元培先生聘為印度哲學的講師。沈先生則僅僅是發表了一些小說,在社會上有了一點文名,即被胡適先生請進北大講授寫作課程。以當下眼光,這對后者的“兼容并包”甚至有些離譜。但往后的事實已經證明,那時的北大并未看走眼。 不能說今日之大學全然沒有彼時大學的包容之舉。我所知道的,廈門大學就引進了僅有中專文憑的中年學者謝泳。沒有上過大學的作家王安憶也成為復旦大學的教授。自然還有更多我們無從了解到的破格者。但一個基本事實是,這些破格進入大學擔任教職的人,之前幾乎都暴得大名。與其說引進他們反映了大學的肚量,毋寧意味著他們的加入為學校增值了無形資產。這誠然與當年梁、沈二先生被請進北大是兩回事。當下進入大學擔任教職的公認門檻是擁有博士學位。換作今日,梁、沈二先生能否進入北大,是大可懷疑的。 說過先生,也不妨說說學生。畫家陳丹青為報考自己門下的研究生被外語卡住憤而辭職的往事,早已塵埃落定。怎樣看待這件事,社會上曾莫衷一是。日前在電視上看到對國畫大師潘天壽的公子、現任中央美術學院院長潘公凱先生的訪談。重提此事,潘公凱有自己的見解,即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或因人而異、因材施教。潘先生以為,所謂“打造一流人才培養模式”的說法根本不能成立,因為真正的一流人才,哪里有現成的培養模式。而既有的“模式”,或對占七八成中等資質的學生有效。正因如此,大學的包容品質,不啻一流人才成長之福音。 當代大學,無疑乃國家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然其“學術共同體”和“知識、思想、文化、創造策源地”的定位,當是大學更為本質的存在。回到五常先生的演講,說起他十分推崇的芝加哥學派的代表人物戴維德,“他只有學士學位,不發表文章,不喜歡教書,這樣的人在中國連最低等級的教授也做不了”。可見容得下他的芝加哥大學的肚量。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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