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記者走訪了廣東、湖南、云南、遼寧等地的近百位公務員,聽他們聊工資。采訪過程中,感覺自己收入低的公務員不在少數,在基層公務員和年輕公務員中這一比例更高。湖南一個大城市組織部干部科科長任正科級實職已有8年,如今每月拿到手的工資3000元出頭。“今年春節同學聚會我沒去,萬一比起收入來,我的臉往哪兒擱?”他說。(4月6日《瞭望》新聞周刊) 就算這位科級干部拿到手的工資只有3000元出頭,參加同學聚會怎么就會沒有臉面呢?依照此理,科長參加同學聚會的心理起薪又當是多少呢?這句話的潛臺詞是否意味,在一些公務員的潛意識里,他們的收入就應高人一等。如果公務員只拿自己同高收入階層對比,人上有人,哪里又是盡頭呢? 就本條新聞所反映的現象,筆者以為,至少有三個問題需要澄清。其一,公務員拿到手里的工資,實際是指除掉社保和住房公積金兩大塊的“凈收入”。拋開那兩大塊只談“凈收入”,這不是一個合理的比較方式;其二,一些公務員動輒同打工者收入對比,這更是滑天下之大稽,既然打工收入更高,公務員為什么還要守著低收入的工作不放呢?公務員是否愿意沒日沒夜地加班,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呢?第三,公務員薪資高低問題,不能只采訪公務員,公務員具有支配公共資源屬性,所以公眾也有發言權。 不可否認,公務員薪資向來是個比較糾結的問題,其顯性收入大都相對較低,但隱性收入往往又不夠透明。正因如此,公務員薪資增長提議難以獲得輿論支持,導致那些缺乏隱性收入的基層公務員只能拿著最低的薪資養家糊口。 可以肯定的是,公務員薪資無論高低都不是臉面的問題。一個體面的工作除了收入,還包括工作環境、工作量等多方面因素。也當承認,當前的公務員薪資機制確有許多不合理之處,閑的地方閑死,忙的地方忙死。還有,盡管行政級別相同,但往往又存在肥水和清水“衙門”之別。所有這些差別,歸根結底還是薪酬體系不合理,事權與責權不能形成對應,收入無法真實準確反映工作。總之,改革公務員薪酬體系確有必要,但改革未必鐵定就是簡單地加薪,而理應是盡可能實現收入與事權責權的對應。 □ 禾刀(武漢 職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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