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多少公務員在“帶職種田”？

永州市零陵區畜牧局副主任科員黃慶玖，在鄉鎮基層干了一二十年，工資低，升職無望直至無欲，以養老心態活在官場。一方面，他主動放棄鄉人大副主席的實職而選擇到縣城里謀個清閑職位；另一方面，他又在零陵區石山腳鄉承包了200多畝農田，成為了一名帶職的“種田大戶”。（5月23日《瀟湘晨報》）

在傳統中國的觀念里，向來有“大隱隱于朝”一說，意指明面上在朝做著官，內心深處卻保持著歸隱的姿態，比如王維。但請注意，這里指的僅僅是傳統中國，并不適用于強調公務員必須“盡忠職守，不得從事或者參與營利性活動”的現代社會。因此，無論工資低、孩子小、升職無望等“客觀現實”為黃慶玖賺取了多少輿論同情，但法不容情，就像有專家所言，帶職種田“等于拿著國家財政、納稅人的錢，辦自己的事，納稅人能同意嗎?”

不過，也應該看到，像黃慶玖這樣“帶職種田”的情況在官場并不鮮見，公職人員在外經商搞副業、寫詩當作家甚至成為一種“潮流”。有些人盡管每天按時到崗，但上班時間打游戲、“偷菜”，亦不啻為另一種形式的“帶職種田”。如果說一兩名公職人員“不務正業”尚可歸咎于個人品行，那么當“帶職種田”在官場成為一種現象，我們就必須從制度層面加以反思：是什么令公職人員有大把的時間經商、種田、“偷菜”？答案顯然是冗員太多。

冗官冗員歷來是官場的一大頑疾，特別是近些年，出于緩解大學生就業難、維持社會穩定等因素的考慮，各地不同程度的出現了公務員“擴招”情況。數據顯示，截至2010年，全國公務員總數為689.4萬人，這還沒包括參照公務員管理的群團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 “官民比”遠遠高于歷朝歷代。可以說，正是公務員的過度“擴招”造成了當前政府機構的臃腫、冗員數量的泛濫，進而催生出官員“帶職種田”等一系列官場怪現狀。

多年來，一直有人建議“高薪養廉”，但“帶職種田”一事提醒我們，在沒有從制度上解決冗官冗員、機構臃腫的問題前，輕率地實行“高薪養廉”政策，不僅會大大加重財政負擔、加劇民眾的賦稅痛苦感，而且還可能誘發更為嚴重的政治腐敗和官場“世襲”——梳理近來被曝光的那些通過“蘿卜招聘”躋身仕途的“官二代”，有幾個是專業對口的人才？其所占之“坑”難道無人可以代替？

根據報道，黃慶玖已經決定不再種田，“今年投入的幾萬塊錢，算是借給別人了。我只收回成本，給我一點利息就可以了。”但顯然，這種“退耕”只是個例，更多的“黃慶玖”依然拿著納稅人的錢，辦著自己的事，而這難道不是另一種“鋪張浪費”嗎？在中央大力整頓官場綱紀的當口，我們有必要追問：還有多少公務員在“帶職種田”？我們的招人、選人、用人、管人機制還需要哪些改進才能杜絕這種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