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議無罪，它為“拒絕紅包”甘當炮灰

2012年下半年，全國全面啟動公立醫院廉潔風險防控工作。8月1日，衛生部發布《加強公立醫院廉潔風險防控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意見稿提出，患者入院時要進行醫生不收“紅包”、患者不送“紅包”雙向簽字。（《新京報》8月2日）

任何有助于醫院廉潔風險防控、和諧醫患關系形成的措施，我們都應該給予理解。無論醫生不收“紅包”、患者不送“紅包”雙向簽字最終能夠收到多大成效，至少在形式上對送、收“紅包”是不道德、不合法的性質，進行了再次提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警示作用。但同時，我們必須承認，醫患雙方互簽的“拒絕紅包協議”，仍是形式文章，實質作用可能有限。

和醫患雙方互簽的“拒絕紅包協議”類似的，我們曾經看到過“老板集體宣誓不欠薪”的新聞，但目前欠薪的老大難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我們也曾看到過公務員宣誓不受賄，老師宣誓不向學生亂收費，畢業生宣誓簡歷不注水，司機宣誓不闖紅燈等新聞，但相關的問題依然沒有因為宣誓而減少、消失，反而讓宣誓的莊嚴神圣打了折扣。可以想象，如果沒有配套的措施，即使雙方互簽了“拒絕紅包協議”，也難對有效遏制送、收“紅包”現象樂觀。

在醫患之間，患者可以找出若干不得不送“紅包”的理由，醫生也可以找出若干不得不無奈接收“紅包”的理由，雖然我們都知道這些理由是站不住腳的，但我們又似乎都沒有有效辦法。從法律上說，患者給醫生送“紅包”，還沒有相關法律對之定性，基本上沒得到法律規制。醫生接收患者“紅包”，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業醫師法》已明確規定：“利用職務之便，索取、非法收受患者財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當利益情節嚴重的，吊銷其執業證書；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但在具體實踐中，往往采取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態度，僅僅將醫生接收患者“紅包”定性為“不正之風”。也就是說，醫患雙方在“紅包”上都可能不需要承擔實質的法律責任，“紅包文化”也就難以遏制。

由此，我想到了對岸的臺灣，同樣也是“紅包文化”盛行，“貪污治罪條例”對受賄行為的界定比較寬泛，受賄罪不管有無違背職務,均屬犯罪行為，處罰也比較嚴，醫生接收紅包，必定會被定罪。當時，出于鼓勵檢舉受賄行為的考慮，規定了“不違背職務行賄無罪”。但在實踐中，發現這是一個巨大漏洞，特別是陳水扁“二次金改弊案”之后，2011年5月23日，臺立法機構對該法進行了修訂，增訂了“不違背職務行為行賄罪”，行賄罪也不管有無違背職務,均屬犯罪行為，要被嚴處。這一點，其實是值得衛生部遏制醫患雙方紅包現象借鑒的。

臺灣修訂法律之后，在理論上將推動“紅包文化”走向歷史。但現實很多人也并不樂觀。比如，臺灣圣嚴法師就曾撰文痛批島內有些醫院“有錢能使鬼推磨”，送紅包給醫生已“蔚然成風”，特別是外科醫生，如果不給紅包，不會很快替你開刀。名氣越大的，要求的紅包也越大。但圣嚴法師的疑問是：誰又敢捅這個馬蜂窩呢?于是，我又想到了持續近三年的中國足壇的掃賭打黑，一度被認為不可救藥的中國足球腐敗，在高層下了決心之后，一個個行賄的、受賄的、中間牽線的，也不都被繩之以法了嗎？不知道這對衛生遏制“蔚然成風”的醫患“紅包現象”，有沒有借鑒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