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住城市記憶 誰的責任？

有這么一群人，他們致力于保護古建筑，搶救城市記憶：他們是福建那群80后，在網上呼吁拯救龍巖上杭老城；他們是天津文保志愿者團體，堅持留住城市的文化記憶，形成天津文保樣本……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民間文保志愿者。（詳見7月31日《人民日報》）

幾年來國內涌現了許許多多的民間文保志愿者、許許多多的民間文保志愿者團體，這說明國人的文保意識在增強。這是好事，要保護古建筑，要留住城市的文化記憶，就需要千千萬萬的國人行動起來，共同搶救城市記憶，共同努力延長古建筑的生命。

然而，民間文保志愿者的眾多，更說明留住城市記憶工作的任重道遠。福建上杭的網友曾充滿感傷地回憶著 “斑駁的磚墻、蔥郁的古榕、嶺南的建筑、向南的江水”，在城市發展的進程中，這些記憶的抹去給我們帶來的憂傷和失落，到底造成多少損失，有沒有人用經濟價值來加以換算過？眾多家鄉記憶找不到承載的物質，和現代人的浮躁短視，到底有沒有內在的聯系？

在這一切得到充分評估之前，記憶被抹去的速度卻是驚人的，天津市建筑遺產保護志愿者團隊召集人穆森說：“近30年來全國消失4萬多處不可移動文物。”4萬多處不可移動文物，就是4萬多個城市文化記憶。要保護城市文化記憶，就需要打好一場全方位的立體的文保戰爭，既要電臺有聲、報紙有文、網絡互動，又要有人行動起來去保護文物。原國家文物局局長張文彬在參加志愿者活動時，將天津文保實踐經驗總結為“政府主導、專家咨詢、公眾參與”的天津文保模式，向全國推廣。是的，大家都應行動起來保護已經非常脆弱的城市文化記憶。

然而，國人要行動起來，政府更要行動起來。天津志愿者團隊顧問、著名歷史學家、南開大學教授來新夏認為，文物保護不能只靠民間力量，更需要國家的文物保護法律和政策落實、需要政府加強對文物的保護。確實，如果地方領導對主政地區的人文地理沒有充分的感情和責任感，如果不能真正加強對所轄地區文物的保護，甚至在開發商的驅使下成為城市記憶的終結者，那志愿者再多的奔走與呼吁，也只能付之一嘆。

至于福建的那群80后，更在呼吁拯救上杭老城中，質疑當地政府在拆遷過程中存在不當程序，甚至依法申請這座老城的城市規劃與文物保護規劃。

所以，來新夏教授的擔憂不無道理，眾所周知，文物的消失，有時間的“功勞”，更有政府和開發商的“功勞”。如果沒有政府的保護，再多的城市古建筑也得在政府和開發商的鐵鏟下消失，全國消失的4萬多處不可移動文物，很大部分與政府和開發商有關吧。因此說，要留住城市記憶須政府積極有為。一是組建專業團隊，調查不可移動文物的現狀，拍攝記錄下不可移動文物，畢竟時間會逐漸“消滅”不可移動文物，適當時機應成立城市文物回憶館。二是政府要制定切實可行的文保法律和制度，并且要將文保法律和制度貫徹落實下去，對舊城改造更慎重一些，城市記憶的保護，不能像一些地方只是紙上談兵。

對一些地方來說，可以說解鈴還需系鈴人。政府積極有為，城市古建筑才能得到有效保護，而民間文保力量只能起輔助作用。（海峽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