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媒體曝光扣分”規定看輿論監督的異化

近日，《菏澤市民主評議政風行風暫行辦法》出臺，行風評議由原來每年一次改為每年兩次，評議方法新增了日常監督考核，同時日常考核中被舉報、被媒體曝光問題的單位，一經落實后將扣除分數。菏澤市糾風辦相關負責人表示，這些內容均都是以往行風評議中所沒有的。（2012年6月13日《齊魯晚報》）

監督機制和官員考核綁定在一起，看似加強了媒體對行政單位的監督，維護了社會的公平正義，實際上，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監督者與被監督者之間不僅會處于一種博弈狀態，更可能會讓隨之產生的權力尋租和公關腐敗留下可供操縱的空間。

從山西村民賣血死亡事件引出官員賄賂記者傳聞，到記者收好處寫報道遭跨省追捕的報道，都凸顯出傳統媒體在監管方面都遭受到的金錢公關。當然，就整體從事新聞從業人員而言，他們絕大多數是恪守新聞職業道德的，但與之相比，近年頻發的記者權益遭到威逼辱罵事件，更讓官員和監督者的關系發展到極致。“替黨說話還是替百姓說話”的惡意叫囂、“記者算什么”的盛氣凌人，都使得這個看似完整的監督機制變得支離破碎。

如果說危機公關可能會造成輿論監督失靈，那么這個完全依賴于媒體監督的考核機制則面臨巨大的被動性。一旦媒體監督機制形成空缺，就可能會造成整個考核機制的癱瘓。事實上，隨著網絡輿論的蓬勃壯大，無論是網民發帖，還是微博爆料，都正成為轉型期的中國社會一股不可忽視的監督力量。

在傳統紙媒無法完全發揮作用、考核機制存在單一特點的情形之下，這群新型的力量或許能夠填補地方官員的考核制度。就近年各地政府探索的政務信息公開機制來看，主動接受社會輿論監督，信息公開透明已是大勢所趨，更何況是對待官員的考核機制方面。事實表明，社會輿論監督不僅彌補了傳統媒體的缺陷，也完善了社會的監督機制。

當然，菏澤市對行風評議增加對媒體曝光的考核指標本身出發點是好的，但這樣的新規一旦被人誤讀，就會讓媒體監督失去其本身的意味。一項好的監督機制，必須要能更好的發揮他應該有的作用，否則就會被淪為一紙空文。在一個崇尚民主的法治國家，官員的考核任免不僅要接受媒體的監督和考驗，更應接受公眾的質疑和掣肘。而只有當干部考核機制引入更多的社會輿論監督體系，形成完善的機制，才能夠讓行風評議更趨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