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遭毆打”折射體育精神的迷失

4月21日，2012年中超聯賽第7輪比賽中，大連實德主場0比1不敵上海申花。隨上海隊采訪的《新民晚報》女記者陶邢瑩在微博中稱，賽后采訪過程中受到大連市足協秘書長郭軍等人的阻撓，并且受到人身攻擊，記者的采訪器材被扣押，錄像資料遭強行刪除。陶邢瑩稱，她被掐脖子吊起來，拳打腳踢，臉被揮了一拳，踢了好幾腳。目前，事件中遭到粗暴對待的上海記者情況均安好。（4月21日《東方網》）

從短道隊云南打架到層出不窮的足壇群毆，在“力與丑”的交映下，“更快、更高、更強”的體育精神一次次被扭曲成“更兇、更狠、更暴力”的獸性展示。而這一次，當施暴者升級為足協官員時，除了震驚、憤怒，我們無話可說。

不可否認，從起源角度看，體育運動的確具有“野蠻性”，研究古代奧運會的比賽項目更是不難發現其濃厚的軍事烙印。但這一切并不意味著，現代體育就能夠擁有文明之外的野蠻特權。恰恰相反，“野蠻體魄”只是手段，體育的真正目的在于“文明精神”。然而我們遺憾地看到，受各種外力因素的影響，體育的文明性往往為暴力所遮蔽，體育的純潔性也每每被各種功利目的所玷污。

具體而言，一方面，舉國體制使得競技體育由大眾的娛樂項目異化為官員的政績工程。于是為了爭奪名利，教練欺負運動員、同行相互斗毆，甚至連身處“圈外”的觀眾、記者等也常遭殃及。此前的汪成榮“獎金風波”如此，這次的“毆打記者”事件亦然。這就解釋了為何不少運動員退役后從此再不摸拍打球，有些甚至與教練、單位反目成仇。比如原長跑名將孫英杰，日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就怒斥當年的教練王德顯“變態”。

另一方面，受到地域、種族、文化等因素的影響，體育比賽也經常成為歧視、沖突甚至暴力的生成地。以此次“毆打記者”事件為例，筆者注意到，事后不少當地網友不僅不對郭軍等人的野蠻行為加以譴責，反而幸災樂禍，發表各種充滿地域歧視的言論。這些言論既玷污了現代體育所倡導的和平、友誼、進步的精神，也大大助長了社會的暴戾之氣，應該引起社會的警惕和反思。

總而言之，盡管到目前為止，這起暴力事件的真實起因，當地足協官員為何攻擊記者尚不清楚，但根據2009年修訂后的《新聞記者證管理辦法》，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干擾、阻撓新聞機構及其新聞記者合法的采訪活動。因此，郭軍等人必須公開道歉并接受問責。畢竟，體育的真正價值在于推動“野蠻的文明化”而非“文明的野蠻化”，正如“奧林匹克之父”顧拜旦所說的那樣：“體育就是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