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沙“古城墻保衛戰”是文物保護經典樣本

往往只有通過各方的充分表達、闡述乃至爭論，文物的真正價值和文物保護的真正意義，才能夠充分呈現，相關各方才可能形成相對一致的共識和決定，才能在此基礎上作出相對合理的決策。

2011年11月，長沙“萬達公館”建筑工地發現120米宋、明兩朝古城墻，經專家鑒定認為文物和歷史價值極高，甚至“堪比馬王堆”。隨后，圍繞如何保護這段古城墻，在文保專家與長沙市政府及開發商三方之間產生不同意見，專家傾向不計代價原地保護，政府傾向采取異地重建方式保護，開發商雖然表態“政府怎么決定我們就怎么執行”，但沒有明言的潛臺詞，則是政府有義務負責因原地保護造成的損失。

面對僵局，湖南大學建筑學院黨委書記兼副院長柳肅教授心急難安，情急之下，想到發動網絡及社會各界力量介入，共同參與保護長沙古城墻。柳肅教授的努力，不僅引來數萬網友參與微博呼吁，湖南衛視著名主持人兼長沙市政協委員汪涵等知名人士亦積極參與，聯絡各方加強溝通、增加彼此的了解和理解，尋求各方都可以接受也切實可行的解決之道。經過多次見面交流、會議討論，目前的階段性方案是，120米古城墻中的20米得以原地保護，其余部分則可能異地重建。

最終只有20米古城墻得到原地保護，僅就這一數字而言，這一番博弈的結果并不令人滿意。但如果回顧整個“古城墻保衛戰”的過程，在各方充分陳述意見、坦陳利益關切、相互說服妥協的基礎上，形成了一個相對充分且公開的博弈過程，雖然最終的結果看似有太強的妥協和折中的味道，但和其他許多復雜事務一樣，妥協、折中往往是最現實也最可行的結果。

文物保護的重要性早已成為社會共識，呼吁保護的專家們幾乎不用任何闡釋，就能獲得公眾最廣泛的支持，長沙古城墻這類極具文化和歷史價值的文物就更不在話下。

2月23日出版的《南方周末》，則刊發了對長沙市長張劍飛的專訪，其標題便開宗明義：《“講我不注重保護文物，我感到很委屈” 》。文中，張劍飛坦陳了作為一市之長在面對文物保護與城市發展沖突時的選擇困境，也表達出對文物保護的理解和重視，態度真誠、言辭懇切，絕無公眾既有印象中一個文物破壞者“應有”的丑惡和無知。

作為相對中立的公眾，如果只聽任何一方的說辭，都可能被其打動、說服，因為站在各方立場，都有相對合理的利益訴求和理據。這種各執一詞且各有理據的復雜局面，恰恰說明文物保護確實不具備一個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絕對標準，面對具體文物、具體事件，往往只有通過各方的充分表達、闡述乃至爭論，文物的真正價值和文物保護的真正意義，才能夠充分呈現，相關各方才可能形成相對一致的共識和決定，才能在此基礎上作出相對合理的決策。

以往各地多有發生的文物慘遭破壞，或拆真古董、建假古董之類的荒唐“保護”，其根源往往并不在于主政官員是否具有文物保護意識，而在于缺乏一個建立在爭論、博弈基礎上的決策過程和機制。極而言之，一個地方的官員可以沒有任何文物保護的意愿和常識，但只要他在決策過程中不具備一言九鼎的絕對權力，而是必須經過充分的論證、博弈，其最終的決策就不會荒唐到哪兒去。

在這個意義上，長沙“古城墻保衛戰”的最大意義，就不僅在于多少古城墻得到了原地保護，而是各方參與、充分爭論、審慎決策的過程，給長沙及其他地方今后的文物保護，提供了一個可供借鑒的案例和樣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