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草院士“之爭更像利益之爭

12月8日上午9點，中國工程院正式對外發布54名新增院士名單。僅一小時后，新晉院士謝劍平便在網上被冠名“殺人院士”“煙草院士”，這恐怕令他始料未及。作為中國煙草總公司鄭州煙草研究院副院長，謝劍平的主攻方向是卷煙“減害降焦”研究。“謝劍平的當選是中國科學界和中國工程院的恥辱”，國家控煙辦主任楊功煥指出，卷煙減害是“偽命題”，不僅不可能實現，還誤導公眾，變相推銷。打假人士方舟子也認為，此研究“騙人又害人”。（12月12日《京華時報》）

面對“煙草院士”之爭，筆者首先感到的是欣慰——不管誰對誰錯，學術界又出現了一例觀點之爭、呈現“爭鳴”之態，而且，在這非此即彼的爭論背后，可以邏輯性地預見：總有一方是真理，是以正義為名，出于國人的健康考慮的。但等細細揣摩個中意味，筆者不禁悲觀了——這不像是學術之爭，倒更像是利益之爭。

“煙草院士”所進行的研究，到底是不是在欺天下人？“降焦減害”到底是出于學術之名，還是只是供一小部分人牟利的偽命題？所有的爭議，只集中在一個焦點上：即，降焦到底能不能減害？多種跡象表明：不能。

首先，謝建平院士所進行的研究，是在煙企資助下所進行的研究。在“屁股決定立場”的絕對法則下，已經可以肯定的是：謝建平院士的研究，要服務于其背后特定的利益主體。即便，院士是國家最高榮譽；即便，這一榮譽背后，隱喻著基于科學、真理的良知和正義感。但是，學術的市場化，學術權威正義感的每況愈下，還是令人更趨向于相信這背后存在著“不可告人”。

再者，面對“煙草院士”之爭，工程院所表現出來的語焉不詳，也讓人更愿意相信：“煙草院士”之爭更像是一場“利益之爭”——工程院副院長表示：“所說的是不是這回事，我不清楚”；那么多院士一起投票選出來的“總是有道理的”。試問：如此大的爭議，如此與億萬國人身體健康密切相關的問題，工程院副院長怎么能“不清楚”呢？在爭議未下之前，難道不能為謹慎起見擱置爭議，延緩入選嗎？

再加上，每次院士增選時的風風雨雨，學術與利益的博弈，院士身份上不清不白的陰影……這些，都讓人更愿意相信：“降焦減害”以及謝建平院士，都像是一種欺騙，一種諷刺。

“工程院”、“院士”是一些學術含義大于公益責任的語素。但是，學術、科學研究難道不應該以良知、正義為名嗎？借用法律上“疑罪從無”的概念，面對億萬民眾的身體健康問題，出于正義、良知之名，工程院、工程院院士以及院士的評選，是不是也該“疑害從有”？即，一切可能對民眾的身體健康造成傷害，產生負面影響的因素，都應該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在這個角度上，尤其該對“煙草院士”之爭嚴謹、負責。唯有抱著嚴格、穩當的態度，才能對得起國家榮譽的重托，才能肩負起科學的良知與責任。